法国人为何难以“告别革命”？

革命的产生机制与革命的三种话语——谈《旧制度与大革命》全文（3）

法国人为何难以“告别革命”

革命以后为了震慑住革命的幽灵，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有一个就是要震住诺玛特尔高地。用两个东西锁住高地上的革命幽灵的。诺玛特尔高地是一个革命的胜地。1789年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个地方发生的。1871年巴黎公社也是从诺玛特尔高地出现。马克思写的东西也老出现这个字眼。

法国人怎么震慑住他呢？一，在诺玛特尔高地上搞了一个大教堂，这个去过巴黎的人应该都见过。后来的法国人认为之所以革命不断，重要原因是没有宗教。过去的宗教被大革命摧毁了。要恢复宗教，所以搞了个大教堂。第二个呢，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历史形成的。革命胜地诺玛特尔高地相当于我们延安清凉山、宝塔山，周围全是被红灯区包围。红磨坊就是在诺玛特尔高地下面。

流血的革命没有了，但法国还是个不稳定的政体。比如说1958-1961年阿尔及利亚危机，1968年五月风暴……前两年，巴黎的南面的市区，第九十几区，阿拉伯子弟烧汽车、烧轮胎等等。巴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整个法国似乎一直都不稳定。就是法国这样一个上帝特别眷顾的地方为什么如此不稳定。这个我想有很多原因，法国实际上是个艺术性的国家，他不是一个科学型，不是一个理性化的国家，或者理性化远远及不上东面的日尔曼或者西边的英国。但是他的国家性格和南部的意大利，息息相通。女人们到巴黎有理由，从时尚到珠宝，女人最感兴趣的确实是在巴黎。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男人跟着巴黎的理论走，跟着巴黎的思想走，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极有可能陷入巴黎式的混乱、动荡。女人有理由热爱巴黎，男人最好多看看柏林、多看看伦敦，或者是纽约和华盛顿。巴黎是一个过于女性化的城市，像女人一样充满艺术灵感、像女人一样容易癫狂、容易歇斯底里、容易失去控制。

在我读过的所有的大革命时的著作当中，托克维尔写的是最深刻的，也最适合我们中国人阅读。


中国的革命话语氛围与大革命对中国的启示

朱学勤：虽然法国和中国它的地理上相聚遥远，语言不同，历史的过程也完全不同，是地球这一端和那一端的完全不相干的两个民族。但是从政治性格来讲，我觉得如果要在世界历史上找出一对最接近的民族，恐怕只有法国和中国。当年陈寅恪曾经凭他天才的直觉感觉到这个民族的性格，尤其在政治上和中国非常的接近。

这里又回到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文革。毛泽东自学过英语，从来没有自学过法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你会看到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隐隐约约的贯穿在整个文革的过程，尤其是文革的高潮当中。

 比如说所谓516通知。1966年的516通知，毛怒骂彭真搞的“二月提纲”。因为“二月提纲”提出了一个爱今天来讲是常识的命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在516通知里面怒斥“这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观念”。那个时候法国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毛自己没有想到，半个月以后，对于他支持的北大聂元梓他们搞的那张大字报，他自己给出的评价就是：新北京公社宣言。而文本上看，北京公社就是巴黎公社的汉语版。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夺权有非常具体的原因，但是毛把它提高到吓死人的程度，“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然后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顺着这个思路，就把夺权以后新成立的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等到真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毛又往后一退，说“那恐怕不行吧。还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就引起所谓外交承认问题。”这个是不和逻辑的。各省市的政权怎么组织，那是各个省市的事，怎么就牵涉到外交的问题呢？这反映出毛的思维方式。逻辑上他是跳跃的。他没有受过很好的科学理性训练，天生的就是法国式思维，从这里跳到那里，然后从那里又跳回来。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我经常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读完法国革命史，包括读完这本书，再看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种感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在读完某一部文学名著以后，回头再来看根据这个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小人书。

 不久前韩寒的三篇文章掀起的网络上的讨论——关于革命，关于自由、关于平等、关于博爱，关于传统，关于激进与保守等等，这个都是200年前，英吉利海峡两岸，两岸巨人的对话。那边是柏克这样的英国贵族，在上议院发表法国大革命感言录，这边是托克维尔对柏克的回应。而200年以后，到中国，这样一种巨人之间的对话，突然变成韩寒与方舟子之类的人在泥潭里面捉对厮杀。然后网民们在两边吐唾沫。争论的东西没变，争论的角色、台词、腔调、举的例子都发生了变化。

 有的时候我们学历史的人很悲观，常常会感觉，台词、演员、服装、道具、布景等等所有的东西都变了，惟有那个老掉牙的剧本没有变。我们生活在一个小人国。也许我们只能通过阅读来领略200年前那个时代的风采了。

托克维尔是马克思同代人。马克思是巨人，托克维尔也是巨人。针对这同一段历史，他们都写过雷霆万钧的著作。托克维尔是《旧制度与大革命》，马克思当年目睹了1848年革命，然后联想到5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也写过著名的《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这两本著名的历史著作。这是我倒今天还很佩服的马克思最好的两本历史作品。现在在汉语世界已经读不到这么好的文章了。

当然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观点不一定对，历史证明当时的争论，很多观点是托克维尔对了，马克思错了。但是没关系，这同样是巨人的对话。这本书他1856年开始写的，1859年这本书发行第四版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可以说是他的绝笔。此前他写过很多书，比如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大本，比这个出名多了。但对发生在自己祖国的法国大革命，他只写了这200多页一个小册子。尽管如此，这个200多页的小册子，今天在法国史研究领域，依然是谁都绕不过去的扛鼎之作。


本书的独到之处

那么这个书到底有哪些独到的地方呢？首先是这本书的定位。中国是一个历史之邦，在现代以前各门学问中历史地位是最高的。我们有过司马迁，司马迁的独特的作用就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一直写到了汉武帝，指名道姓地批评汉武帝。写成了这样一个史家之绝笔，蔚为奇观。而托克维尔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当代史，他写的时候距离法国大革命只有40年，他就开始提笔写了。

 顺便讲一句，我之所以到这里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亡友高华的推荐。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来一次。高华有很多观点我非常赞成，但是有一个观点我是和他持不同态度的。高华说50年之内的历史不能写。高华反思会上有学生还这样讲。当然，当代人写当代史当然有难处，高华这样讲有高华的道理，史料还没有出来，当代人自己的利害关系其没有全部退净，很多东西有主观的影响。

 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除了有自身的困境，也有后代人写前史难以取代的优势。托克维尔的序言里面自己已经这样说。他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的感受那种另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实际上是爷爷发生的事孙子来写了）激情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就那个精神氛围还没有褪尽。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有优势，冷静客观比我们有优势。但是有一条是致命的短处，就是他离那个时代太远，远到他已经感觉不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从司马迁的成功到托克维尔的成功，证明其实最好的历史写作时间大概离那个事件只有40年左右。也就是说爷爷的事情孙子来写是最恰当的，再远不行了，再近了，利害关系太紧密。那么放到我们当下，离我们40年距离的是什么？也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个转折，就从中国的文革以及从文革到改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的生成的原因是什么？文革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但是它们之间没有联系吗？当然有！

如果是个有心人，他能够是顺着改革摸到它的上游，能够摸到文革的动脉。反过来从文革写到改革，也能够比孤立的写文革更深刻。托克维尔他沾了这个光，大革命庄严的承诺我要彻底的扫清旧法国，要塑造一个新法国。结果他发现，其实大革命塑造出来的很多新的东西，在革命以前已经存在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是以断裂的形式焊接在一起的”。表面是断裂，实际上是紧紧的焊接在一起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1976年10月6号，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怀仁堂事件”。那是一次巨大的断裂。居然就把毛的遗孀，毛的好学生，毛留下来的权臣一网打尽。没这“一网打尽”，改革难以启动，在这个意义上说，你怎么评价怀仁堂事件的历史意义都不过分。但是它也没有断裂之间的焊接呢？是有的。

 你看看这个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汪东兴。汪东兴1970年在庐山上和林彪联手想做的事就是要把江青，张春桥拉下马，那次和林彪的联盟失败了。失败以后913事件他沉默了五六年，在军界又找到新的盟友，叶剑英元帅。和叶帅联手把四人帮端掉。对叶帅来说，这是历史的新生，断裂。对汪东新来讲，只不过是完成他6年前在庐山上想做，没有做，做到一半，半途而废的事情。

 这样一想就理解了，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但新的历史时期里面有多少古老的灵魂？上个历史单元的灵魂寄生在新的躯体上，与它同行。这样你就能理解这两个年代之间的多元关系——既是断裂的又是焊接的。托克维尔当年也发现了这一点，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认为大革命以后形成的中央集权制正是革命以前，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一直在努力修建而不得的官僚大厦，大革命帮他完成了。

 所以我讲，托是在史学方法上第一个让我们得到启发的就是在那种断裂性的历史事件中看到历史的联系。这是一般的历史书很难提供的。你去看看我们现代新华书店卖的关于文革以及改革的书籍。文革是个禁区写的人很少，关于改革写的人很多，但是往往那千篇一律，说改革就是对文革的背叛，改革就是对文革的颠覆，哪这么简单，不是这么回事。

第二是托克维尔在200年前第一次发现自由与民主是有矛盾的。当然他作为一个自由派贵族，他认为自由高于民主。他第一次指出这个民主内在的一些反自由的一些要素。他也第一次提出一个人的暴政是可耻的，但多数人的暴政同样邪恶。比如他提到法国人当时表面上追求的是自由，其实不是自由，那只是表达了对组织的愤恨。（未完待续）

朱学勤，共识书会第三期，共识网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