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5年法游击队解放后的城镇。亲德的女人们，被强行剥光内衣裤，身上涂满焦油，行纳粹礼。
亲德女子被剃光头.
1944年9月25日，法国图尔农市抗德游击队的周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段消息：“战友们，你们看到那些秃头女人了吗？在图尔农市，正义刚刚得到伸张，就在这个星期六，根据地方委员会的申请，我们驻扎在当地的游击队的理发师拿起推子，剃光了这些法奸的头发…然后她们被推上大车，在市民的唾骂与嘲笑声中穿城而过，最后，在老百姓和我们英勇的游击队员高昂的《马赛曲》乐声中，游街的队伍停在本市女子中学的大门口……”
这些文字生动记载了解放日数周之后发生在图尔农市的一幕——对几个被揭发在德军占领期间“通敌”的妇女的游街示众，在法国其它地方也同样上演着……
漫满鲜血的罪与罚
事隔多年，当历史学和纪录片导演把目光投向60年前，许多档案已经不翼而飞，令人尴尬的沉默遮掩了当年过激的清算行为。这段搀杂着污点的历史，一些有心人扎进浩繁的历史档案，终于拼凑起只鳞片爪：1944年8月18日，在阿列日省小城帕米耶几个市民(一个理发师，一个鞋匠，一个工人，一个客栈老板和一个邮局职员)共同组成了“人民法庭”。在接下来的15天里，这个法庭至少匆匆枪决了42人。这些人死前饱受折磨。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女人被剃光了头发，遍体鳞伤跪在地上，有些人还被剥光了衣服。男人的头上箍着汽车轮胎，背对着行刑队，在吃枪子儿前还要亲手掘好自己的尸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咆哮声中，在仓促与混乱中完成的。”
在纪录片里，法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令他们汗颜的画面：游街的年轻女人被剃成光头，还有人赤身露体，身上被涂上纳粹标志；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个男人狠命地殴打。更让人看不下去的镜头还在后面：一伙人戴着袖章，嘴角叼着香烟，在围观众人的喝彩声中把受刑人头朝下高高吊起，再到地上，而这一切，不过是冰山之一角。
一场泥沙俱下的清算
当然，在“血腥的清算”过程中被处死、关押或是受辱的绝大多数，确系罪有应得。许多报复行为发生在纳粹和保安队(二战期间由法奸组成的治安部队－译者注)活动最疯狂的地区，四年的高压统治在1944年初达到高潮，已经足以解释为什么老百姓报复起来那么残酷无情，而戴高乐将军的一席话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将军曾许诺，一旦“光荣的日子到来，一切手拿到武器的叛徒会立即受到清算。”
但是，历史学家今所质疑的是：在一群群杀红了眼的老百姓，是不是人人都问心无愧？是不是人人都出于讨还血债的正义感？作家让焦诺看到，大多数目击者对自己看到的暴行心中反感，他写道：“大家亲眼看到，实施暴行的人既不是凶残的德国鬼子，也不是飘洋过海而来的食人生番，他们全都来自我们自己这个国家，来自我们居住的村镇，和我们住在同一条大街上……有一百多男人和女人志得意满地杀人。他们双手染满鲜血，嘴里骂骂咧咧，兴奋地殴打别人……”
这是一场泥沙俱下的清算，发生在1944年八九月间的搜查，逮捕，拘禁，拷问，殴打和虐待，遍布法兰西的城镇乡村，一度处于失控状态。有些时候，抵抗组织在清算法奸口号的掩护下，干着直接而纯粹的强盗勾当。在南部沿海城市尼斯，令人胆寒的一群人手持武器盘踞在阿德里亚蒂宾馆，在一个名叫马克斯的家伙的领导下到处搜查。假若抓来的法奸不肯交赎金，下场就是一颗枪子儿，假若他愿意“出点血”，那就当庭开释。滨海阿尔卑斯省省长在给上司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与当年在纳粹那里所尝到的种种折磨相比，这些爱国者逼供的手段毫不逊色。他们把抓来的人扔进澡盆冰冷的水中，用香烟头烫他们，或是毒打一顿。所有这些，都打着清算的旗号，就算那些法奸确实不值得同情，但私刑拷问也是一视同仁地施加在那些无辜者或是通敌罪行极轻的人身上。”
在清算中，还有人公报私仇，很多双手从未沾过别人鲜血的无辜者不幸被卷了进去，有些商人因为遭邻居嫉妒而成了“法奸”；还有的姑娘就因当初没有答应某人的求婚，现在被借机报复……在这场风暴中，最怵目惊心的一幕，可能就是那些被剃光了头发的姑娘。历史学家法布里斯·维尔日尼在其著作《“须眉”法兰西》里统计出，在1943年一一1946年这段时间里，大约2万名妇女当中确实有清白无辜的受害者。比如说，波尔多一个理发师的两个女儿，就因为有邻居嫉妒她们的美貌而被诬陷，惨遭剃发侮辱。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该漏网的大鱼躲过了正义之手。这些人里有政治家，也有电影明星。1942年3月，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邀请达尼埃尔·达里厄等三个电影明星去德国旅行，和她们共进晚餐。然而法国解放之后，这三个女演员出于“某种神秘的干预”而无人敢动，继续自己的银幕生涯。
谁之过？
60年后重新审视“血腥的清算”，谁该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负责呢？有人认定法国共产党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法国南部抗德游击队活跃的地区(美英盟军的势力尚未到达这里)，法共游击队私设公堂，自在为王。事实上，类似的行为早在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还有学者认为戴高乐将军多少也要负一点责任。
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令人羞愧的种种暴行，当时却不缺少来自临时政府的颂扬之声，即使没有明着鼓励，至少也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得到包容。对那些尝过纳粹迫害和虐待的人来说，把法奸钉上行刑柱，示众，有时暴力加身，但极少处以极刑的惩罚，大体还算得上手下留情，至于让通敌的妇女游街示众，则可以视为一个感到遭受耻辱的国家重拾丈夫气概的象征行为。
1944年秋天，要求制止这种半无政府状态的声浪渐渐高涨。罗尔·唐吉上校和诗人保罗·艾吕雅成为揭露“清算”中可耻行为的代表人物，舆论也站在他们一边。接下来，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临地政府，大力纠正出轨的报复行为。一批“血腥的清算”的制造者被逮捕，送上法庭并被判刑，在共和国法律秩序重建之前，究竟有多少人被私刑处决呢？所有调查都是不全面的，但基本一致地锁定在9000人这个数字上。戴高乐将军自己撰写的回忆录里提供的数字是10842人，两相印证之下，60年前这段历史的轮廓已经被大致勾勒了出来。
俞天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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