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湮没的文人革命家

　　1936年6月，重病的鲁迅收到一封私人信件和几份自印刊物。随后，他向这位仰慕者口述了一封答信，由冯雪峰笔录，并公开发表于当时的几个主流文学刊物。这就是著名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毕生嫉恶如仇的鲁迅用一贯刻薄的语调痛斥托派“用日本人的钱办报纸”“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1949年以后，这篇文章被长期收录到中学语文课本中，塑造了托派在几代中国人眼中妖魔邪恶的形象。

　　勿怪鲁迅的尖刻，事实上在过去很长时期，托派都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词，几乎人人喊打。斯大林将托派定性为“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鲜廉寡耻的、无原则的匪帮”；在国民党眼里，他们是一群激进的共产分子，理应格杀勿论；在中共看来，他们是共产党的反对派，是共产党阵营中的异类和叛徒，是“汉奸”和“反革命”；日本占领期间，他们也因伸张民族正义、抨击异族侵略而备遭日本人迫害。

　　忍受几十年骂名，在凄风苦雨的夹缝中谋生存中国托派并非十恶不赦。他们有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坦荡的襟怀和圣洁的向往，他们是一群崇尚独立思想的中国文人，顽强地承袭了古代士人风骨，坚韧刚烈而桀骜不驯。只是他们太过理想主义，坚定信念便一往无前，如扑火的飞蛾，撼树的蚍蜉，悲壮而绚丽。

　　反对党之父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就是典型的文人革命家，他因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战略导致大革命失败，结果却被扣上一顶“右倾投降主义”大帽子，在党内名誉扫地，丧失领导地位。从此，这位在党内拥有巨大权威的领袖走上反对党的道路，一去不返。

　　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托洛茨基同样反对斯大林把持的共产国际。斯大林主张国共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多次提醒并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警惕国民党右派叛变，要遏止蒋介石反共。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

　　“右倾”帽子一度让陈独秀颓丧消沉，托洛茨基的观点更让他如释重负，豁然开朗，在党内受到沉重打压之后又重新燃起了激情。

　　“中东路事件”让陈独秀与中央领导集体的矛盾激化。中东铁路是沙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曾声明将其“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但实际一直是苏联独管。1929年7月，国民政府试图武力接管中东铁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决心“武装保卫苏联”。

　　陈独秀对此表示质疑，但合理的意见却受到中央无情的打压。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特辟专栏，发表了多篇讨伐文章，火药味十足。陈独秀对政治高压极为厌恶，中央的警告更加激起了他坚持公开辩论、维护党内民主的决心。

　　结果，陈独秀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他说：“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还说：“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自此，陈独秀与他所创立的党正式绝交，融入到了反对派的行列之中，成为托派领袖。

　　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的倡导下，陈独秀将中国四个托派组织统一起来。并积极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因叛徒的屡次叛变，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

　　从“时代骄子”沦落为“阶下囚”，陈独秀深深体会着世态炎凉和被人误解欺辱的滋味。但他在狱中仍保存着参与政治的浓厚热情，并不断反思自己。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出于安全考虑，再加上胡适等人的保释，将他释放。
　　陈独秀出狱后宣布脱离托派，并发表一系列骇人见解，引起层层波澜。无论是他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宏论，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战的豪言壮语，还是纵论战后世界大势的观点，用正统的托派教义来衡量，都是惊人的“背叛”。

　　晚年，陈独秀的思想发生巨大的转变，他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估。他甚至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提出质疑，甚至惋惜。他说：“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托洛茨基）直到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1938年8月，漂泊入蜀的陈独秀定居偏远小城江津，远离了政治漩流的他过着颇为平静的生活。1942年5月在寂寥和贫病交加中去世。


　　终生的革命者

　　作为中共早期领袖，彭述之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彭述之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迅速崛起，不仅当选中央执委（即中央委员），而且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一道当选中央局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同时掌管宣传，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二把手”。

　　然而这位中共领袖却因为坚定的革命理想，不容于当世，历经坎坷，漂泊一生。

　　彭述之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一个书香家庭。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中共“一大”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学习，并成为旅俄支部的主要领导人。彭述之理论功底深，文采和口才皆出众，很快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1924年8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中国，立刻进入中共核心层。

　　在苏联的撮合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北伐。但彭述之与陈独秀意向一致，反对一切工作都归国民党，要求实行党外合作方式，相互联合但分头进行。他们对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抱否定态度，认为过火的运动打击了北伐军中下级军官的积极性，彭述之主持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拒绝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是陈、彭等人受到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的批评。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彭述之被挤出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在会上点名批判彭述之，提出“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1929年，经由留苏学生之手，托洛茨基关于中共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中国，他欣然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开始了自己的托派人生。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彭述之和陈独秀并肩作战，与中央展开论战。10月10日和10月26日，二人两次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进行反击，“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还指责中央“滥用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并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公开信后，二人被开除党籍。

　　1932年，他因反对国民党政府被捕，他公开表达自己反对政府的三点理由：政府不抵抗外敌入侵；政府无能力阻止军阀混战；政府使人民不得自由。

　　1937年，彭述之出狱后，围绕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等问题，与陈独秀产生了很深的裂痕和分歧，最终分道扬镳。之后陈独秀脱离托派，隐居四川江津。而彭述之，毅然扛起了中国托派的旗帜。

　　然而，托派在当时中国基本丧失了话语权。不为国共所容的彭述之只好转入地下活动。1948年，彭述之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同年底，该党政治局迁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托派活动。1952年，港英当局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将彭述之驱逐出境，彭述之流亡越南，亦不受欢迎，被迫流亡欧洲，最终定居在美国。即便如此颠沛流离，彭述之仍继续坚持托派观点，从事托派活动。

　　1983年11月，彭述之因患心脏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

　　对于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最后的元老

　　失去了领袖陈独秀之后，“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王凡西和郑超麟这对战友是托洛茨基主义始终不渝的捍卫者，历尽艰辛，逆流而上，在后期仍然发挥着影响。

　　王凡西和郑超麟都是早期中共党员。王凡西在1927年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亲得苏联托派的润泽；而郑超麟在更早时候赴欧留学，曾和周恩来等人发起创建“少年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自觉选择了托洛茨基派的道路。

　　两人在1931年托派中央统一大会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一同进入托派中央五人常委，王凡西任党报主编，郑超麟为宣传部长。但这新搭的班子开始工作未及一月，五人常委中除总书记陈独秀外悉数被国民党一网打尽。

　　王凡西和郑超麟都曾多次被国民党逮捕，但出狱后继续参加托派活动。中国托派有着浓厚的学院气，太注重理论的争执，难以统一思想，宗派情绪相当严重。这使他们在整个抗日战争及其以后难有作为。

　　1942年后，命途多舛的中国托派再度分裂。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而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

　　中国托派是一个内部争斗不休的小团体，为了独立思考而不顾及整个政党的利益，自然难成大器。但他们反对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的思想，以及晚年关于在议会中开展政党斗争的主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如王凡西所说：“‘永远正确’原是罗马教皇的特权，也是近世斯大林式专制独夫们的标记。它与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绝不相容。一个革命组织的领袖如果想方设法来制造这一种‘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组织；万一这个组织仍能因其他有利因素之助而使革命取得胜利的话，它也只会使革命迅速堕落而归于失败。”

　　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前夕，王凡西深知他和托派人士将被新政权所不容，带领一部分托派分子逃亡香港，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继续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活动，此后又逃到澳门。

　　郑超麟则于1952年12月22日随全体滞留大陆的托派党员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1979年6月，他终于恢复自由。此刻已是年近八旬的垂垂老者，已落下终身残疾。他背驼耳聋眼睛近乎半盲，但从此刻到他去世的近20年间，却是他一生中著作最多的时期。

　　王凡西在澳门过着寂寞孤单的生活，但没有停止用托派思想思考中国现实的努力；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郑超麟也未改变他的立场，他临终前还组织翻译者完成了托洛茨基三卷本传记《先知三部曲》，可见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至死尚不能忘怀。

　　这些“顽固不化”的硬骨头终究抵不过时间的力量。1998年夏天，郑超麟在上海病逝；四年之后，历尽沧桑的革命老人王凡西也带着他的理想和信念离开世界。

　　时代在前进，托派的禁区在不断地被打破，逝去的历史也会不断地在当下的生活中闪光，那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声音也会越来越显得清晰、鲜明。

　　张杰，财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