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6日 星期六

中国托派:湮没的文人革命家


  1936年6月,重病的鲁迅收到一封私人信件和几份自印刊物。随后,他向这位仰慕者口述了一封答信,由冯雪峰笔录,并公开发表于当时的几个主流文学刊物。这就是著名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毕生嫉恶如仇的鲁迅用一贯刻薄的语调痛斥托派“用日本人的钱办报纸”“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1949年以后,这篇文章被长期收录到中学语文课本中,塑造了托派在几代中国人眼中妖魔邪恶的形象。

  勿怪鲁迅的尖刻,事实上在过去很长时期,托派都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词,几乎人人喊打。斯大林将托派定性为“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鲜廉寡耻的、无原则的匪帮”;在国民党眼里,他们是一群激进的共产分子,理应格杀勿论;在中共看来,他们是共产党的反对派,是共产党阵营中的异类和叛徒,是“汉奸”和“反革命”;日本占领期间,他们也因伸张民族正义、抨击异族侵略而备遭日本人迫害。

  忍受几十年骂名,在凄风苦雨的夹缝中谋生存中国托派并非十恶不赦。他们有纯粹的共产主义者坦荡的襟怀和圣洁的向往,他们是一群崇尚独立思想的中国文人,顽强地承袭了古代士人风骨,坚韧刚烈而桀骜不驯。只是他们太过理想主义,坚定信念便一往无前,如扑火的飞蛾,撼树的蚍蜉,悲壮而绚丽。

  反对党之父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就是典型的文人革命家,他因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战略导致大革命失败,结果却被扣上一顶“右倾投降主义”大帽子,在党内名誉扫地,丧失领导地位。从此,这位在党内拥有巨大权威的领袖走上反对党的道路,一去不返。

  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托洛茨基同样反对斯大林把持的共产国际。斯大林主张国共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多次提醒并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警惕国民党右派叛变,要遏止蒋介石反共。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

  “右倾”帽子一度让陈独秀颓丧消沉,托洛茨基的观点更让他如释重负,豁然开朗,在党内受到沉重打压之后又重新燃起了激情。

  “中东路事件”让陈独秀与中央领导集体的矛盾激化。中东铁路是沙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曾声明将其“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但实际一直是苏联独管。1929年7月,国民政府试图武力接管中东铁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决心“武装保卫苏联”。

  陈独秀对此表示质疑,但合理的意见却受到中央无情的打压。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特辟专栏,发表了多篇讨伐文章,火药味十足。陈独秀对政治高压极为厌恶,中央的警告更加激起了他坚持公开辩论、维护党内民主的决心。

  结果,陈独秀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他说:“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还说:“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自此,陈独秀与他所创立的党正式绝交,融入到了反对派的行列之中,成为托派领袖。

  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的倡导下,陈独秀将中国四个托派组织统一起来。并积极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因叛徒的屡次叛变,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

  从“时代骄子”沦落为“阶下囚”,陈独秀深深体会着世态炎凉和被人误解欺辱的滋味。但他在狱中仍保存着参与政治的浓厚热情,并不断反思自己。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出于安全考虑,再加上胡适等人的保释,将他释放。
  陈独秀出狱后宣布脱离托派,并发表一系列骇人见解,引起层层波澜。无论是他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宏论,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战的豪言壮语,还是纵论战后世界大势的观点,用正统的托派教义来衡量,都是惊人的“背叛”。

  晚年,陈独秀的思想发生巨大的转变,他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估。他甚至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提出质疑,甚至惋惜。他说:“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托洛茨基)直到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1938年8月,漂泊入蜀的陈独秀定居偏远小城江津,远离了政治漩流的他过着颇为平静的生活。1942年5月在寂寥和贫病交加中去世。


  终生的革命者

  作为中共早期领袖,彭述之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彭述之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迅速崛起,不仅当选中央执委(即中央委员),而且与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一道当选中央局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同时掌管宣传,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二把手”。

  然而这位中共领袖却因为坚定的革命理想,不容于当世,历经坎坷,漂泊一生。

  彭述之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一个书香家庭。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中共“一大”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学习,并成为旅俄支部的主要领导人。彭述之理论功底深,文采和口才皆出众,很快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1924年8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中国,立刻进入中共核心层。

  在苏联的撮合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北伐。但彭述之与陈独秀意向一致,反对一切工作都归国民党,要求实行党外合作方式,相互联合但分头进行。他们对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抱否定态度,认为过火的运动打击了北伐军中下级军官的积极性,彭述之主持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拒绝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是陈、彭等人受到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的批评。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彭述之被挤出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在会上点名批判彭述之,提出“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1929年,经由留苏学生之手,托洛茨基关于中共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中国,他欣然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开始了自己的托派人生。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彭述之和陈独秀并肩作战,与中央展开论战。10月10日和10月26日,二人两次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进行反击,“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还指责中央“滥用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并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公开信后,二人被开除党籍。

  1932年,他因反对国民党政府被捕,他公开表达自己反对政府的三点理由:政府不抵抗外敌入侵;政府无能力阻止军阀混战;政府使人民不得自由。

  1937年,彭述之出狱后,围绕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等问题,与陈独秀产生了很深的裂痕和分歧,最终分道扬镳。之后陈独秀脱离托派,隐居四川江津。而彭述之,毅然扛起了中国托派的旗帜。

  然而,托派在当时中国基本丧失了话语权。不为国共所容的彭述之只好转入地下活动。1948年,彭述之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同年底,该党政治局迁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托派活动。1952年,港英当局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将彭述之驱逐出境,彭述之流亡越南,亦不受欢迎,被迫流亡欧洲,最终定居在美国。即便如此颠沛流离,彭述之仍继续坚持托派观点,从事托派活动。

  1983年11月,彭述之因患心脏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

  对于彭述之的一生,王凡西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最后的元老

  失去了领袖陈独秀之后,“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王凡西和郑超麟这对战友是托洛茨基主义始终不渝的捍卫者,历尽艰辛,逆流而上,在后期仍然发挥着影响。

  王凡西和郑超麟都是早期中共党员。王凡西在1927年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亲得苏联托派的润泽;而郑超麟在更早时候赴欧留学,曾和周恩来等人发起创建“少年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自觉选择了托洛茨基派的道路。

  两人在1931年托派中央统一大会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一同进入托派中央五人常委,王凡西任党报主编,郑超麟为宣传部长。但这新搭的班子开始工作未及一月,五人常委中除总书记陈独秀外悉数被国民党一网打尽。

  王凡西和郑超麟都曾多次被国民党逮捕,但出狱后继续参加托派活动。中国托派有着浓厚的学院气,太注重理论的争执,难以统一思想,宗派情绪相当严重。这使他们在整个抗日战争及其以后难有作为。

  1942年后,命途多舛的中国托派再度分裂。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而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

  中国托派是一个内部争斗不休的小团体,为了独立思考而不顾及整个政党的利益,自然难成大器。但他们反对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的思想,以及晚年关于在议会中开展政党斗争的主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如王凡西所说:“‘永远正确’原是罗马教皇的特权,也是近世斯大林式专制独夫们的标记。它与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绝不相容。一个革命组织的领袖如果想方设法来制造这一种‘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组织;万一这个组织仍能因其他有利因素之助而使革命取得胜利的话,它也只会使革命迅速堕落而归于失败。”

  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前夕,王凡西深知他和托派人士将被新政权所不容,带领一部分托派分子逃亡香港,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继续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活动,此后又逃到澳门。

  郑超麟则于1952年12月22日随全体滞留大陆的托派党员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1979年6月,他终于恢复自由。此刻已是年近八旬的垂垂老者,已落下终身残疾。他背驼耳聋眼睛近乎半盲,但从此刻到他去世的近20年间,却是他一生中著作最多的时期。

  王凡西在澳门过着寂寞孤单的生活,但没有停止用托派思想思考中国现实的努力;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郑超麟也未改变他的立场,他临终前还组织翻译者完成了托洛茨基三卷本传记《先知三部曲》,可见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至死尚不能忘怀。

  这些“顽固不化”的硬骨头终究抵不过时间的力量。1998年夏天,郑超麟在上海病逝;四年之后,历尽沧桑的革命老人王凡西也带着他的理想和信念离开世界。

  时代在前进,托派的禁区在不断地被打破,逝去的历史也会不断地在当下的生活中闪光,那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声音也会越来越显得清晰、鲜明。

  张杰,财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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