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为何主张中国应该定都长安？

　　在抗战中后期有关未来新国都选址讨论中，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是很积极发言的一个人，他最初出来反对张其昀建都南京的主张，强调战后中国新首都必须断然向北迁移，尤应西北重于东北，中心重于偏隅，大陆重于海疆，故而主张还是应该以古都长安为新首都首选。

　　钱穆指出，从历史经验看，国家可分为两类，一为自然国家，一为人文国家。所谓自然国家，皆为单式国家，其创建由于自然疆界与自然民族，各个部分的结构显然，因而不存在什么首都问题；所谓人文国家为复式国家，这样的国家主要由人文化成，其疆界不受自然地形、民族限制，往往一国之内包括许多自然单位，以致各个部分结构不能完整自然呈现，这样的国家常有首都选址问题。根据钱穆的看法，自然国家的类型有德国、法国等，而人文类型的国家，最典型的莫如中国。

　　按照钱穆的分析，长安今天还适宜于成为未来中国新国都的理由相当充分。第一，从历史文化说，世界各族文化大多灿烂一时即便衰落，惟有中国因处境阔大，具有不断的不同刺激，故有不老之象。大抵春秋以迄西汉，人文中心在东部，而齐、鲁为之最。东汉时人文基地移至梁、陈以西。魏晋中原失绪，人物散处边陲。隋唐统一，中国气象一新，惟重心仍在北部。下迄两宋，南北形势倒转，江南人文称盛。明清两代，江浙文物绚烂，昌明达于极点。最近一百余年，浙闽两粤最为发达。不久将来，西南、东北将为中国新生，与江浙闽粤形成海陆交割之东南半环。

　　基于这样的分析，钱穆自信，今后中国人如果不能将东南半环上的人物精力尽量倒灌西北半环，则中国将成为干枯半痹之国家，国家的经济布局、文化发展都将呈现出东西部严重失衡的局面。

　　回望钱穆说这话之后的七八十年，中国东西部发展失衡的情形确实被钱穆不幸而言中。

　　第二，从国防，国家安全的观点看，钱穆认为，中国历来大敌外患在北不在南。南方一般比较稳定，趋于和平发展，而北方总是多乱，呈现出奋斗竞存的状态。今后，不论国际环境怎样变幻，不论中国内部还会生出怎样的困难，但今后中国国家民族生命决斗必在大陆则无疑。中国的国防也主要应该是北方的大陆国防，若采取汉唐逆势动进的国防形势，则未来中国新都必须从重庆北迁长安，以充分发挥大陆中心效能。此外，未来中国在还都长安后，如采取东西两京之制，则可以北平为陪都。

　　第三，钱穆认为，黄河平原一线为中国文明发祥地，代表汉唐精神，未来的新中国，应该以这个地方为中心重建政治版图、文化蓝图，使汉唐精神成为中国人未来新精神的重要部分，使黄河平原一线成为新中国指挥中心。长安以北长城一线为高寒边疆，地域辽阔，应该将那儿构建成未来新中国的国防地带。

　　钱穆对还都长安的分析，见诸于他在1942年完成的《战后新首都问题》一文。他的历史依据、逻辑分析、未来展望，无疑都具有极强的力度，西安重塑辉煌应该为时不远，尤其是考虑到钱穆的分析立足于西部大开发的前瞻考量，因而这个观点对于殷切期待中国重建和平与秩序，重新回到战前经济发展的黄金岁月，是无比重要的精神激励。

　　对于钱穆还都长安的建议，学术界给予相当支持。著名学者就钱穆的观点补充说，中国经济的重心在战后必将向西北倾斜，为了西北发展，必须定都于西北，而尤以西安为首选。丘良任在论建都》中提出建都长安的六个理由：1、西安于台湾收复后，为全国之中心；2、西安古称关中，有四塞之固，据天地之奥区；3、西安地当欧亚通道，握交通之枢纽；4、关中有沟道灌溉之便，富棉花、小麦之利，为农业之沃地；5、西北蕴藏石油等重要的战略资源，棉花、羊毛、食盐亦多，故西安亦可为工业据点；6、西安地势平坦广阔，实具都市规模。

　　此外，丘良任认为西安为中国惟一伟大历史名城，与中华民族生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故以西安为新都，不论从现实，还是从历史角度去观察，都至为允当。

　　对历史地理有深入研究的郑励俭在《战后新国都问题》一文中认为，国都为全国首脑，常因国土、国策变更而迁移。中国战后因西北边疆实际并入中国版图，国土增加一倍以上，故宜迁都西北。中国战后应以开发内部为国策，故国都宜向内迁。中国战后国策既为开发内部，则新国都应具有这样两个条件：一、开发内部的人力物力在本部，故为取材便利新国都应在本部之内；二、中国内部需要开发的土地主要在西北，故为指挥便利，新国都应接近西北。

　　中国的自然地形确乎如许多研究者所说呈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不过这种态势是否就决定必须由西北统驭东南呢？这在主张建都西安的学者那里答案是肯定的。根据沙学浚《建都论战之批判》归纳，他们的理由是，国都为一国盛衰安危所系，大抵由北治南者强，由南治北者弱，而国亡随之。所以世界强国的首都，除了岛国及海军国外，咸偏北方。此中原因有二：一、北方水气质点稀疏，生物组织结构坚强，南方反之。故南人北走，弱者强；北人南走，强者弱。二、生物天性向阳，人类北向心闷，南向意悦。且北方平沙浩浩，南方波绿水青，故河北南征江南易，而江南北伐河北难。这两个理由虽说道出某些事实或现象，但总给人一牵强附会的感觉。

　　还有一些主张建都长安的，将西安与其他备选都市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也有此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根据柯璜《定都之我见》，比如他们认定，在中国海军尚未建立起来之前，近海的北平、南京均不宜建都，因为那样很容易受到外国海军威胁。且北平故都，仕宦习气甚重；南京偏安，两朝殷鉴不远。均非国都上选。而西安民性强悍，饮食风土咸宜，可为中国未来之正都。此外，金陵、汉口、重庆、洛阳等地，可择其一二，永作陪都。

　　西安的自然条件特别是西北地区的贫困状态不能不使许多人对建都西安持怀疑立场，张恨水《西安暂时何以不能建都》提出战后“暂都北平，永都西安”，建议将西安作为中国永久首都，只是由于目前西安确实缺乏食品、燃料、木材、房舍、饮水、交通工具，因此有必要在战后十年内建设西安，暂都北平。

　　在谈到首都安全问题时，主张建都西安的人差不多都以为建都南京或北平，距海太近，受外来威胁太大，不如建都西安，可收一劳永逸之效。对此，沙学浚批评道，如果沿海不安全，那么就不可能有内地的真正安全。而且更重要的是，滨海安全如果不保，则将成为敌人侵入内地的跳板，内地也就更没有什么安全可言。以滨海的富庶繁荣与地位、价值作基础，敌人更方便从那里获取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实行“以战养战”，我即不败，亦将疲于奔命。所以，内地之安全系于滨海之安全，故首都与其退缩于一时苟安的内地，不如置之于距离海边不远的地方，与滨海共患难、共安危，不得已时再迁都。以首都作要塞，以国府守边疆。退缩不是安全，而是最不安全，因为任何安全地点，我能往敌亦能往。我国无海军，首都在滨海逼得非兴海军不可，因为“必要”可以产生“进步”与“创造”。

　　进而论之，沙学浚不能同意把首都的安全与全国的安全看得过于密切，他以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领土广大，城市发达，多中心点，在统一时代，首都虽只有一处，地位价值与首都相等甚或超过首都的城市却不止一处，故首都得失虽有重大影响，但不能决定全国的安危存亡。

　　稍后著有《西陲史地研究》的吴景敖此时也主张建都西安，他在《建都与建国试论》中的思路与其他主张建都西安者大体相同，即以开发西北为着眼点，只是其论证方式稍有不同。

　　在吴景敖看来，到当时为止各种建都理由都有漏洞，盖因各种主张仅仅注意到自己的理由，而忽视了整体的考虑。通过对各国建都、迁都事实的分析，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建都首重领导建国”。建都之要义，必以重要腹地为基础，就此选择，便于对内团结，对外发展，以为达成此两项任务的桥头堡，必如是，方足以使国家健强，奋发图存。中国原为酷爱和平的泱泱大国，抗战胜利后的首要工作，无疑就是团结一心，以期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战后国都的选择必须以便于建国为第一要义，而无涉其他零星枝节问题。

　　马勇，作者博客，原标题为《开发西北，还都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