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6）
《新史記》康正果毛所不滿的新式學堂是從西方拿來的教育體制，在當時尚屬新生事物，篳路藍縷中，需要提高和改進的方面肯定不少，不盡如人意者自然在所難免。但校方和師資的問題不管多麽嚴重，恐怕也不至於像毛澤東貶斥的那麽低劣。我在網上讀到賴景瑚的一篇文章，題爲《民初時代的湖南青年》。賴與毛同時同地在中學讀書，雖非同學，經歷的時代氛圍與毛並無兩樣。他也是先讀私塾，後入學堂，經過努力追趕，各門功課還都學得不錯。在他的記憶中，湖南教育界的情況便與毛的負面反應截然不同。他說：
【那時湖南教育界眞是充滿了這一類年富力強而又富有朝氣的教師。他們有的在留日時期，就已約定不求名利，不做官吏，只以全力從事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曾和黃克強先生合辦明德中學的胡子靖先生。由於這班熱心人士的倡導，長沙一個小小省會，居然到處都是學校，滿街都是學生。美國教會在那裡辦了一個雅禮大學。同時還有一個高等實業學校，主持的是留德的賓步程；一個商業專科學校，主持的是留美的湯松。也有一兩個留日學生所辦的體育學校。此外幾乎盡是小學和四年舊制的中等學校。中等學校以辦學認眞出名的，爲岳雲、楚怡、修業和兌澤學校，還有第一師範和長沙師範。女校則以周南和福湘比較最出名。湖南教育在這個時期，可以說是蓬蓬勃勃，盛極一時。（注32）】
對比賴文的描述，不難看出毛澤東偏狹的反知識精英情緒。當時的新式學堂既發揮著普及教育的作用，同時也有部分學校學習西方名校的建制，在課程設置、師資和生源上力求維持知識精英的水準。特別是像長沙這樣有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開風氣之先的城市，教會學校所樹立的精英標準顯然起到了一定的示範作用。賴景瑚回憶的片段便是這一辦學盛況的如實反映。他比較幸運的是，後來考入雅禮大學預科班，在那裏完成四年舊制中學課程，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和國文基礎。他說他曾找過毛澤東聯繫去法國勤工儉學事宜，因不巧未找到毛而放棄了留法的打算，遂改爲留學美國，最後走了完全與毛不同的人生道路。
必須指出，在前現代中國，城鄉之間的文化界線並不分明，城市也不擁有絕對優於鄉村的地位，山林或田園甚至被抒寫得比市井和朝廷更富有詩意。西方的資產階級文明正好與之相反，它的現代性特徵正體現於被中國傳統貶斥為“奇技淫巧”的世界性城市文明，與鄉土中國的田園景觀形成強烈的對比。毛這根“曲木”的問題是，他極端厭棄落後保守的農村環境，滿懷求上進的志向來到城市就讀新式學堂，但卻因自己一身頑固的農村習氣，對他尚不完全適應的城市化文明，不但不屑付出與時俱進的努力，反累積了太多的憤懣。
楊昌濟教授。他希望毛入讀北大。但毛澤東積累了偏狹的反知識精英情緒。
毛澤東言行的顛覆性在於他除了懷有反知識精英的情緒，還進而試圖樹立其反知識精英的精英立場（anti-elitist elitism）。他首先瞄準了沒有文化的勞苦大衆，要肩負起給他們當啓蒙老師的神聖職責。由此他得到在他感到鬱懷難伸的學校之外另辟園地的機會，乍一享“捨己田而耘人田”的快感。就這樣，他在一師學友會附設的夜校内打起義工，並在此實踐活動中發表他自己的教育主張。他認爲“現時學校之大弊，在與社會打成兩截，猶鴻溝之分東西。一入學校，俯視社會猶如登天；社會之於學校，亦視爲一種神聖不可捉摸之物。”他理想的教育是打通學校與社會的分隔，以校外之校的陣地挑戰既有的學校，最後造成“社會之人皆學校畢業之人，學校之局部為一時之小學校，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注33）這種看似為勞苦大衆受教育呐喊的言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企圖取消學校這一教育機構相對的獨立性和專門性，最後造成教育的無政府狀態。撫今追昔，拿我們經歷的災難對號毛在那時所發的論述，即可從中看出毛在文革前夕發表“五七指示”的端倪。在那個“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的年代，教育與生産均陷於停頓，中國社會在他率領的胡鬧下被辦成工農商學兵一體的毛澤東思想革命鬥爭大學校，結果荒廢了好幾屆學生寶貴的韶光。對比一下西方，之所以造就了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文化基礎，辦成了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頂尖大學，以及今日中國有錢人送子女去就讀的那一大批私立中學，就是人家幾百年來全力維護知識精英的辦學方向，為學校教育提供了相對獨立的空間，並沒強迫學校和社會打成一片，更沒以政府的強權壓迫學校去做分外事務的緣故。
毛的反知識精英的精英立場再進一步發展，就是邀集他新民學會的成員辦自修大學，設工讀學會，準備從事半工半讀，試圖效顰周作人傳播的日本新村生活藍圖，建設以新家庭、新學校、新社會為一體的烏托邦園地。所有這些設想其實均非毛自己的獨創，多為他在失意的躁動中為趨時求新，照搬來報刊上誘人的文字描述，拿到他的小圈子内部傳閲，聊作聚會中的幾聲鼓吹。這種中西合璧的田園耕讀生活設計根本就沒跳出從文本到文本的轉抄，不過發表出來，求得口頭或文字上一時的興奮而已。他們頂多能做到煮蠶豆當飯吃，窮浪漫幾天實驗性的群居，很快就因拿不出資金而難以為繼。另外，也是受到了當時“勞工神聖”之類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毛澤東更提出“以神聖視工作焉，則為新生活矣”的説法，與他新民學會的成員相約去體驗“用勞動得來的生活真是快樂”的托爾斯泰式道德自我完成。毛此類一時興起，標新立異的提議均與他無意老實做學問的不安分脾性有關，因爲他熬不下去坐冷板凳的書齋生活，才逆向選擇，作出了此類偏離生活正軌的實驗。在致羅學瓚的信中，他明確表示說：“我現在頗感覺專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我想總有一時期專用體力去做工就好。”1920年毛在上海送別蕭三一行人赴法之後，即與彭璜等人留滯當地，租房居住，試驗起互助工團的生活。毛做了幾天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算是過了過“以神聖視工作”的小癮，但同時也深感勞其筋骨，服務他人的工作並不輕鬆。他於是隨即寫信向黎錦熙通報，“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可見毛當時的反知識精英情緒還是站在另類精英的立場上説話，他仍在以他所說的“君子”自詡，一直在尋思如何把他的“小我”擴張成包攬他人差事的“大我”。
在這封致黎錦熙信中，他還提到各種嘗試碰壁後的迷惘，很想另尋出路，打算儘快去蘇俄留學。在另一封致陶毅的信中，毛更以探索對方意願的口氣招徠和開導，描繪了極富有前景的留俄計劃，向那位他很想親近的女士發出共赴蘇俄的提議。（注34）但毛澤東所有的留學計劃一直都懸置在緩後再定的括弧中，他熱心投入的社會活動一個接著一個，在事件的追尾行動中越捲越深，後來似乎再也沒碰到抽身出洋的機會。當然，過不了外語關這一大障礙，不能說不是他沒能下決心走出國門的原因之一。毛對蘇俄的青春型向往很快即化爲過眼雲煙，他曾打算學習俄語，但從未真正開始。越到後來，他越深入參與共產國際主導下的中共革命，越喪失對莫斯科曾經有過的理想期待。毛澤東模糊思慕的國家其實是美國，那個叫做美利堅的“合衆國”在當初正是他“湘人治湘，湘人自治”理念所欲效仿的樣板。只可惜他那種讀報刊的認知水平僅看中了美國各州實行自治的表象，卻很難仔細了解到民主政治深廣的民德基礎，再加上受其急功近利本性的主導，毛轉眼間便與那時潮翻滾中燦然一閃的政治信念失之交臂，在人生選擇的轉彎處拐上了蘇俄引導的邪路。不過，對於他那門成績很差的英語課，毛似乎一直都憋著不太服氣的頑勁，竟斷斷續續學了它一輩子，直至晚年，猶招去章士釗的女兒御前侍讀，學得興趣盎然，儘管他最終仍是在初級英語課範圍内從容盤桓，就像他天天在專有的游泳池内逍遙仰泳，從不變換姿勢，也從無速度上的長進。（《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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