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5日 星期二

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上)


  摘要:服装是人类文明发展以来重要的文化产物,是一整套文化的象征系统,它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精神是服装作为符号的本质内涵。中山装因由孙中山设计并率先穿着而得名,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推广孙中山崇拜而成为公务员制服。在国家权力的推广与影响之下,中山装在全国各地广为流行,逐渐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服。中山装具有规训身体的重要政治功能,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既体现出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装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


  服装是自人类文明出现以来重要的文化产物,它具有遮蔽风寒、保护身体、维持生命的功能。人类的服装行为受人的主体意识主导,它所体现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的自我意识,它具有满足自我表现与审美的功能。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服装又具有象征性与标识性,是个人身份的标志,也是人们社会身份与等级的象征,因此,服装是一整套文化的象征系统。进一步而言,服装现象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现象,它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外在物化形式,它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精神就是服装作为符号的本质内涵。因此,服装是身体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一种既区别于中国传统服装又区别于西服的新式服装——中山装开始流行,并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服。中山装因由孙中山设计并率先穿着而得名,它具有象征着革命的寓意,并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而成为正统服装,进而成为公务员制服,由此影响到全国各地。以往史学界关注的是中山装的诞生时间与过程,只有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中对中山装的象征意义略有提及①。笔者认为,中山装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服装,它的流行与国民政府的推广密切相关,是国家权力渗透与人们自觉接受规训共同造就了中山装的流行,这场服装革命对中国人影响深刻。本文将对民国时期中山装的流行原因及过程展开全面研究,并解剖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国家权力在其中的推动,进而重估国民党政权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一、中山装的诞生

  中国人自古就明白服装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②服装在古代礼制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辨名分,明等威”的工具,被作为调整家庭、群体和国家中人际关系的手段。它使等级制合理化,并促使人们认同社会价值。中国人一向重视服装,自材质、颜色、款式到饰物均有一整套范式,历代新王朝建立都要“改正朔,易服色”③。满人入关后,强制汉人易服,以至引起民众的强烈反抗,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关于服装的民族象征意义尤为重要。

  作为反清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深谙改易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将断发易服视为革命性标志。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提出制定中国自己的礼服:“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④显然,孙中山认识到服制与国体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因此,亲自设计既能体现革命精神、又符合中国人自身审美需求并兼具实用功能的新式服装。

  孙中山感到西装穿着不便,而中国原有的服装过于陈旧、拖沓,因此,亲自致力于新服装的创制。关于中山装由孙中山创制,学术界没有疑义,但第一套中山装的诞生时间、地点与过程,学术界长期流传着两种说法:一说是孙中山以日本士官服、学生装为蓝本,进行改造,创制出第一套中山装。它诞生于辛亥革命后的上海荣昌祥,由红帮裁缝王才运缝制⑤。另一说是孙中山1923年任广东大元帅时,主张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设计新装。他在企领加上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又将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衣袋上再加上软盖,使袋内的物品不易丢失,并用洋服店老裁缝黄隆生当助手,制成世界上第一套中山服。中山装的诞生时间与过程是追求历史所谓真实性的学者所要关注的,而笔者更关注中山装推广与流行的意义,以从深隐层面揭示中山装的社会功能及国家权力在背后的运作。

  服装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符号,而符号与其象征事物之间必须有某种共同的逻辑形式,使其能产生双向互动作用,从而使观者更容易感觉和把握符号的外在形式。中山装正是这样一种服装符号,它折射出三民主义理念与孙中山崇拜情结。中山装强调平民实用风格,而且寓意三民主义思想:前衣襟有五粒扣子,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三粒袖扣,则表达“三民主义”。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三民主义理念在服装上得到完整体现,中山装成为“革命”在身体空间中的象征符号。孙中山带头穿着中山装,中山装成为革命与时尚的象征,风靡一时,而后中山装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制服。中山装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中国人原有关于传统服装与身体空间的观念。中山装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场震撼性的革命。


  二、国家权力与中山装的流行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巩固,蕴涵三民主义理念与孙中山崇拜情结的中山装,自然成为国民政府的统一制服。制服是现代政治中科层制的产物,政府要求官员及工作人员穿着制服的目的就是通过服装的统一而达到身体空间与思想意志的统一。而统一必然带来排斥个性,因此,制服就是让在制度中的人通过服装与身体空间的整齐划一而丧失个性,从而使主体得到重塑而变得温驯,实现政府所要求的规范化。像中山装这样带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制服,更加体现出制服的政治功能,即统治者通过对服装的控制达到对穿着者思想上的统治。因此,可以说,制服与空间、制度时间一样,都是统治者对人们进行规训与塑造的重要载体。

  本来,对于泱泱大国的乡土中国而言,进入政府工作的穿制服者只是少数,中山装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制服应该影响有限。但是,在“崇拜革命”的火热年代,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中山装迅速为进步青年所接受与崇尚,中山装也就成为一种时尚服装。加之1925年后国民党大力提倡崇拜孙中山,中山装的流行也不仅仅是时尚流行的问题了,而是国家对民众服装引导的结果。

  国民党对于中山装的推广主要是采取从机关、学校开始,将中山装塑造为革命的、进步的、时尚的服装,然后进一步向民众传输,从而实现对人们身体的规训。早在1928年3月,国民党内政部就要求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⑦;次月,首都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⑧。1929年4月,第二十二次国务会议议决《文官制服礼服条例》:“制服用中山装。”就此,中山装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而成为法定的制服⑨。

  但是,服装行为是个体行为,在制度并不严厉的情形下,许多人并没有严格按规定穿着中山装,真正在政府机关内严格推广中山装是在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是国民党最早的根据地,又是孙中山的故乡,当地政府对于推广中山装不遗余力。1930年,广东省政府提倡用国货,穿国货中山装⑩。1933年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陈肇英向中央提交《重厘服制严用国货案》,指出“吾国近来男女服装”多用洋布制作,导致“利权外溢,风俗内偷,为立国之大病”,因此,建议“重厘服制,以定人心,顾及本源,以崇国货……文职公务员党员须一律着用国货中山装”(11)。行政院批复,除党员服装须党务系统批准外,其余均穿中山装。此后,各地均将中山装定位为制服。1934年,陈仪“入主闽政,公务人员均先后加以训练,中山装风行一时”(12)。次年,南京特别市政府规定“办公时间内一律穿着制服”,严厉“取缔奇装异服”,穿中山装,且质料“必须国货”(13)。随后,江西省政府颁布《江西省公务员制服办法》,中山装成为全体公务员的统一着装,而且规定“制服质料,以本省土布或国货布匹为限”,“春秋两季灰色冬季藏青色”(14)。1936年2月,蒋介石下令全体公务员穿统一制服,式样为中山装(15)。从此,中山装真正正式成为全国公务员的统一制服。

  冯玉祥主豫期间,对于推广中山装最为得力,规定河南开封政界一律改服中山装,各官厅内,不准长衣人出入,即使女界亦已有剪发穿中山服者。后省政府又通令,各机关职员因薪水不发,经济困难,由各机关代做棉制服一身棉风衣一件,一律灰色,暂由公家垫付(16)。它为黑色中山装,帽子与衣服颜色相配,严格纪律(17)。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下令“统一已成,政治及应划一”(18),后又规定东北各级机关人员一律着中山装(19)。公务员统一穿着制服,实际上是现代科层制在对人实行统一管理的必然结果。

  1927年后的中国是一个党治国家,在确立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后,孙中山崇拜开始向各级学校推广,因此,中山装也开始成为各级学校师生的统一制服。1935年,河南省政府规定,学校“男教职员,应一律着中山装”(20)。次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规定:“学校教职员服中山装为原则,但颜色式样须一律”;同时,学生也必须穿中山装,学生服装式样:“衣裤中山装”,“帽徽用青天白日党徽”(21)。其实,早在1931年中山装就出现于课本中(参见左图),并被称作“完美的衣服”,以引导学生穿着中山装(22)。

  显然,国民党通过中山装将学生进一步纳入三民主义党化规训体系之中。于是,一般学校都开始将中山装作为学校制服,并严格规定师生统一穿着中山装。1939年福建德化师范学校成立后规定,学生“不得自由穿着”,“男穿黑色中山装制服,佩戴布制方形胸章、金属制三角形校徽”(23)。天津官立中学也规定全体师生统一穿着灰布中山装(24)。公立学校规定学生穿中山装是自然之事,但私立学校也是如此,如江苏丰县私立又平职业中学规定,学生须缴纳制服费,校服是黑色中山装(25)。广东省吴川县世德学校规定参加军训的学生制服为中山装(26)。作家秦牧1942生曾在桂林漓江桥畔一座中学任国文老师,平时均穿蓝布中山装(27)。

  如果说中学教师和中学生穿着中山装,为的是接受三民主义规训,并体现出中学生应有的严谨、沉着气质,那么小学生穿着中山装则有点少年老成的意味,更能体现国民党推广中山装进而普及孙中山崇拜与三民主义教育的目的。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在《为儿童卫生事致家长信》中,要求男孩子“大一些的最好穿着中山装”(28)。有的学校在儿童节举行健美比赛,将一套中山装作为奖品奖励给获得银奖的小学生(29)。从当时的《申报》广告来看,小学生中山装也极为流行,经常刊登专门为小学生提供中山装的广告。如上海国民书局销售中山童装,称“小学生宜服中山童装,以资不忘开国元勋,又能增进革命思想”。次年,国民书局又与新华书局、久和袜厂联合销售小学生中山装,并给予特价九折优惠{30}。小学生穿着中山装并非局限于大城市,而是在全国各地均较普及。山西省娄烦县第二高等小学规定,学生须统一穿着中山装和童子军服,并对风纪扣要求甚严(31)。西康省德格县县立小学、白玉县省立小学、巴安县县立小学的学生们都穿中山装制服,教职员工除藏族外也着中山装(32)。40年代初,广东省和平县岑江中心小学规定高年级学生均须穿中山装,且须结上风纪扣。有位学生因“脖子被勒住,感到憋气,特别在夏天更难受”,因而忘记结风纪扣,被班会罚款二角(33)。可见,小学生着中山装在民国时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当然,人们对于规章制度的执行总有懈怠的时候,国民政府教育部门规定教师须穿中山装,但有的教师并未严格遵令,因此,各省教育厅视察时会进行督导。如广西省政府教育视察团发现教师并未统一着中山装,而是穿洋货西装和长衣便服,这不仅“形色碍观,即对政府提倡节俭,服用土布之意旨,亦大相剌谬”,视察团批评这些教师不仅不起表率作用,反而“任意奢靡,隳蔑政府法令”,重申学校教师须一律穿中山装(34)。为使教师养成穿着中山装的习惯,一些教师集训班特别规定制服为中山装。著名作家严文井的父亲就曾参加过这类集训班,制服为中山装(35)。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在强制之下,逐步养成穿中山装的习惯,江苏徐州西服店老板回忆时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则喜欢穿中山装或三个口袋的学生装。”(36)

  为进一步引导规范人们的服装,国民政府又规定集团结婚的礼服为中山装。随着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集团结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中山装作为婚礼礼服,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强。1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制定的《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第五条规定:“新郎穿蓝袍黑褂或中山装。”(37)不少地方的集团结婚也有此规定。如湖北省来凤县政府于1944年9月制定《来凤县第一届集体结婚办法》,并于“双十”节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第一届集体结婚仪式,“男一律着中山装”(38)。抗战胜利后集团结婚在城市依然盛行,许多地方政府“规定新郎必须穿中山服”(39)。1946年11月12日下午3时,“广州首届集体结婚礼”举行,有29对新人参加,新郎全部穿深蓝色中山装(40),而这一天恰恰是孙中山诞辰80周年庆典,新郎穿着中山装更具纪念意义。(未完待续)

  注释:

  ①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3-25.

  ②《十三经注疏》,第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13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孙中山:《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1912年2月4日),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1—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⑤叶亚廉、夏林根主编:《上海的发端》,第336页,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2。

  ⑥尚明轩主编:《孙中山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未竟事业》,第598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

  ⑦《薛内长的谈话》,载《“中央”日报》,1928-03-28。

  ⑧《地方通信·南京》,载《“中央”日报》,1928-04-09。

  ⑨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内政年鉴》第4册,第F1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⑩《粤提倡国货穿国货中山装》,载《中央日报》,1930-03-26。

  (11)《陈委员肇英提议重厘服制严用国货案》,载《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3-03-01。

  (12)刘超然等修、郑丰稔等纂:《崇安县新志》卷六《礼俗·风俗》,崇安县志委员会,1942年铅印本。

  (13)《生活化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推行第一期工作计划》,见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印《首都新生活运动概况》,第14页,1935。

  (14)《赣省府研究整齐公务员服装拟一律中山装》,载《“中央”日报》,1935-09-09;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印《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上),第317页,1936。

  (15)《蒋院长令饬公务员穿制服》,载《“中央”日报》,1936-02-19。

  (16)胡云生:《开封之“中山”化》,见《冯玉祥在开封》,第177—17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17)南阳市档案馆藏,卷宗号2,1—17,转引自李向东《辟其田畴、正其经果——简述1930年代河南南阳县的田赋整理》,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8)。

  (18)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8册,第73—7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19)参见郭正秋:《易帜后蒋张在东北地方政权上的合作与争斗》,载《理论学刊》,2006(5)。

  (20)河南省政府行政报告处编:《河南省政府行政报告》(1935年9月),第17页,1935。

  (21)《教育部订定的高中以上学校军事管理办法》(1936年1月),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14—1316页。

  (22)蒋镜芙编:《新中华社会课本》,第5册,第11课,上海,中华书局,1931。

  (23)江中卫:《抗日战争时期的德化师范》,见《德化文史资料》第13辑,《民国时期教育专辑》,1992。

  (24)刘家狻、汪桂年:《回忆母校天津官立中学》,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25)县政协文史办公室:《丰县私立职业中学简介》,见《丰县文史资料》第8辑,1989-04。

  (26)韦燕徽:《张炎创办的世德学校》,见《吴川文史》第4辑,1986-12。

  (27)紫风:《爱侣·诤友》,见《女作家的情和爱》,第12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28)《为儿童卫生事致家长信》,载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编印《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校刊》第14期,1929。

  (29)黄一德:《纪念日的日记》,第50页,上海,上海儿童书局,1931。

  (30)《申报》1928年5月23日广告;《小学生中山装》,《申报》,1929-06-3,增刊广告。

  (31)李润宇、阎门:《回忆母校——娄烦第二高等小学》,见《娄烦文史资料》第2辑,1987-07。

  (32)孙明经摄影、张鸣撰述:《1939:走进西康》,第211,212、214页,济南,山东画报社,2003。

  (33)吴日扬:《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缅怀政治启蒙老师黄华明同志》,见《和平文史》第13辑,1998。

  (34)广西省政府教育厅导学室编印:《广西省政府教育视察团教育视察报告》,第297—298页,1934。

  (35)严文井:《关于萧乾的点滴》,见《严文井》,第3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6)吴永敏等口述、沈华甫整理:《徐州西服业的发展经过——亚东服装店的前前后后》,见《徐州文史资料》第4,1985-01。

  (37)转引自谢世诚等:《民国时期的集团结婚》,载《民国档案》,1996(2)。

  (38)来凤县档案馆:《来凤县民国实录》,来凤1991年内部印行本,第75页,转引自徐旭阳《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社会风俗的改良》,载《江汉论坛》,2005(7)。

  (39)《双十佳节集体结婚》,载《中央日报》,1946-09-18。

  (40)《广州最早的集体婚礼》,见《中外婚俗奇谈》,第341页,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陈蕴茜,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南京210093)

  陈蕴茜,《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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