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万州的“二月镇反”和“六三事件”

　　1967年万州“2·22镇反”时印发的镇反宣传册和随后印发的平反小册子

　　（一）

　　1966年初春，我正在四川省万县市（现重庆市万州区）一所中学念高三，再过几个月就要高考了，我们已进入复习迎考的冲刺阶段。当时，全社会已经并继续在发生巨大变化。神州大地，雷鸣电闪，但我和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一样，缺乏政治敏感，全然没有理会社会上的巨大变化，仍然一门心思地想着高考。时间到了5月，高考进入倒计时。就在过两天就要填报高考志愿的一天上午（那时是先填报志愿，后进行高考），班主任走进教室，宣读了一则国务院关于高考延期半年的消息。延考的决定一公布，学生们来不及细想，便纷纷扔下书本，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到那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

　　万州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造反的学生在红司令和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下，势力迅速壮大。我所参加的“赤旗”战团，已经在学生组织中占有半壁江山，足以在万州城呼风唤雨。而和“赤旗”对立的学生组织“东方红”却节节败退，奋力挣扎。人心已经大变，造反成为时髦。

　　那时，一个人即使没有参加某个组织，但思想上总有某个组织的观点，几乎没有逍遥派。为证明各自组织的正确性，为捍卫心目中的革命路线，为表白自己才是伟大领袖最忠实的信徒和卫士，人人走火入魔，拼命地呼号呐喊。有派就有观点，观点相同，就是同志朋友，观点不同，就会反目成仇。因为每个人参加的组织各不相同，一家之中分成几派，夫妻之间各为其派而观点对立，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一时间，似乎天大地大，不如派别大，爹亲娘亲，不如观点亲。

　　万州和全国一样，这一时期也迅速形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比较有名气的是“赤旗”、“主力军”、“工人造反军”，他们是运动初期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其斗争矛头直指党内当权派，被称为造反派。与之对立的是“东方红”和“红色造反兵团”，他们成立于运动之初，多多少少有些官方背景，因而被说成保守派。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两派都是万州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在文革发动者和运作者们的编导下，这两派组织势不两立，攻斗不息，在万州这块不大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活生生的连台闹剧。其中较为著名的当数“二月镇反”和“六三事件”。

　　（二）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的那一阵子，万州的“赤旗”、“主力军”等组织不断发展，而“东方红”和“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却在城里声名狼藉。于是，他们开始把主要阵地转移到农村，意欲利用农民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比较保守的观念，扎稳阵脚，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和对立的“赤旗”、“主力军”等组织一决高下。在这样的背景下，1967年1月中旬，万州发生了有名的“落凼事件”。落凼公社是万州远郊的一个乡场，“东方红”和“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在当地势力强大。当时，盛传那里的“赤旗”派受到残酷迫害，不仅遭到捆打，有的甚至还丧了命。一时间，“落凼事件”扑朔迷离，在万州城闹得沸沸扬扬。于是，万州两大群众组织“主力军”和“赤旗”就组织人员，要对“落凼事件”展开调查。不过名曰调查，实则是想把两派斗争的战火燃到农村。

　　我们队里的何同学，是“赤旗”战团的调查人员。何同学拉上我，要我和他一道，去附近农村调查两派消长的情况。而在“赤旗”战团任头头的汪同学，这时又推荐我去当时万州有名的群众组织小报《江城战报》工作。我则打算先与何同学一道，作作农村调查后，再去编辑部报到。后来庆幸，幸好没去及时报到，否则，或许早成为枪下冤鬼了。

　　全国夺权斗争的深入开展，更加突显了文革新贵与旧宠要员间的矛盾。权力是斗争的根本，一方要攫取新权力，一方要保护既得权益，双方的尖锐斗争就必不可免。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围绕党政军大权的争夺，就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所谓的“二月逆流”，在北京是会议室里对中央文革的怒斥，在外地就是对造反派的镇压。

　　1967年2月22日，万州发生了令人震惊的“2·22镇反”。那时，我们战队的同学都住在学校，而学校就在万县军分区下面。那天凌晨，我们还未起床，就被军分区的高音喇叭声吵醒。喇叭里传来宣布“主力军”是反革命组织，“赤旗”是反革命帮凶的刺耳声音，还反复广播在一些地段实行戒严的通告。学生们一听，大为震惊和不解，马上开动学校的高音喇叭，向着军分区方向抗议，说这是镇压革命群众组织的反革命行动，并号召学生们不要理会戒严令，立即上街游行抗议。

　　早上，由各路学生、工人、干部和市民参加的游行队伍汇集一起，开始了声势壮观的大游行。这时，传来“真元堂”里有群众被打死的消息。“真元堂”原是一座教堂，文革期间成了群众组织“主力军”的总部驻地，我原先准备去报到的《江城战报》编辑部也设在里面。

　　“主力军”是当时万州最知名的群众组织。运动初期，他们的斗争矛头直指党内当权派，因而成为万州地区“二月镇反”的首选对象。之前不久，当权者们已对这个群众组织恨之入骨，并罗织了许多罪状，甚至编造了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骇人听闻。镇压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组织”，自然得到了上面的首肯。

　　听说，那天凌晨宣布戒严令后，军人冲进“真元堂”抓人时，不由分说，首先对着里面就是一阵扫射，当场打死5人。死者中，有一名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子弹打穿了他的肚皮，肠子流了出来，但没有立即咽气。他挣扎着用手指蘸上从自己创口流出的鲜红血液，在墙壁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我是革命的”几个字，然后颓然倒地。就在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他还念念不忘“革命”，这便是那时的红卫兵。一个远离家乡的青年大学生，积极响应伟大号召，踊跃投身文革运动，顷刻之间，却成了永不归乡的孤魂野鬼。

　　设在“真元堂”里的《江城战报》编辑部，自然也不能幸免，它和“主力军”总部一样，遭到了查封，主要成员也被抓捕。

　　“真元堂”里有群众被打死的消息，激起了游行队伍的极大义愤。他们来到“真元堂”大门外的马路上，面对持枪戒严的军人，毫不畏惧，想冲进大门去抢出已被枪杀的战友尸体。岂料在场长官下令，士兵断然开枪，赤手空拳的民众被无情的枪弹射杀，当场又有近20人倒在血泊中，其中多数是参加“赤旗”战团的学生。

　　1967年2月22日，在万州的“真元堂”内外，分别有5人和18人被射杀，加上军方宣布戒严令时，在马路上误伤致死的1人，共有24人在枪口下丧生。这就是文革中发生在万州的“2·22镇反”事件。

　　后来，事实表明，遭到镇压的“主力军”并不是反革命组织，因而这次镇反是明白无误的冤案。可是，一次射杀20多名无辜民众，竟然没人对此承担责任，更没有对主要责任者追查惩处。

　　目睹自己的战友遇难，人们无不义愤填膺。用木板抬着在“真元堂”门外被射杀的18具尸体，开始了全城大游行。几个尚未被抓的群众组织头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后面是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大家光着头，任雨水淋湿了衣衫，浸湿了身体，仍然迈着沉重的脚步，在万州的主要街道游行。人们不停地呼喊着口号，呼唤着死去的战友，唱着《国际歌》。整个万州上空，弥漫着悲愤和抗争的气氛。

　　全城大游行并没有改变被镇压的群众组织的命运，紧接而来的几天，万州城恐怖笼罩，几乎各单位都在抓人。我校的汪同学和向同学，因为都是“赤旗”的头头，也很快被抓入狱。隔不多久，还分别把他们押回学校，接受另一派组织的批斗。批斗会上，汪同学面色苍白，精神不振，不时用手提提裤子。而向同学则不以为然，在批斗会上，一脸不屑一顾的反叛神情。后来听说，一进监狱，就会将被抓人员的皮带、腰带一类东西收缴，以防自杀，还对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折磨。

　　为了扩大镇反影响，把被镇压的组织搞垮搞臭，军分区和公安局还编印了镇反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小册子中，除了罗织“主力军”和“赤旗”等群众组织的大量罪状外，还刊印了这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熊某某、钟某某等20多名头头的照片，简述了他们的反革命罪状。为了增强宣传效果，还抓捕了与这些群众组织毫不相干的国民党旧军官姚某某，指控其充当“主力军”的幕后指挥。姚某某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副师长，在万州是一条难得逮到的“大鱼”，因而被判刑劳改。出狱后，尽管这位国军高官和众多被定义的阶级敌人一样，谨遵“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训示，成天谨小慎为，惶恐度日，但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仍然在劫难逃。“2·22镇反”中，祸从天降，这位昔日国军的少将副师长，又被抓捕入狱，其被剃了光头的照片，被赫然列在仅次于“主力军”头头、“匪首”熊某某的第二位。那个时代，欲置对手于死地，把他与国民党之类的阶级敌人挂钩，是一个惯常使用的有效办法。

　　虽然宣布取缔了“主力军”等群众组织，抓了这些组织的头头，并把他们押回原单位批斗，但其多数成员的暗中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一些人想法跑到北京，去找红司令和中央文革告状；一些人在秘密串联，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我们战队的主要人员都没回家，仍然住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议论文革的形势，交流打听到的小道消息，刻印和散发传单。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最高统帅和中央文革关于革命造反的论述、指示和讲话，还有著名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此外，还刻印了一些歌曲，以表达那时受压学生的心情。多是《抬头望见北斗星》、《远飞的大雁》一类心情沉重，企盼救星的歌曲。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中央文革为首的文革新贵占了上风，全国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记得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好像是《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就是这篇文章，吹响了全国范围内反击“二月逆流”的号角。当时见到这篇文章，我们激动不已，互相传看，高呼我们就要翻身了！同学们还从多种渠道收集传单，获取各地被镇压组织不屈不挠的斗争信息，催生希望，鼓舞斗志。记得当时有份传单，综述了青海、四川等地群众组织抗击“二月逆流”的情况。文章劈头两句便是：湟河两岸烽烟起，巴山蜀水杀声急。那时，我觉得文章开头用这诗一样的语句，很有感染力和号召力，所以至今难忘。不久，从北京又传回告状学生的信息：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本来偃旗息鼓的群众组织，就像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一下子复苏了。被镇压的群众组织又纷纷竖起自己的旗帜，拉开架势，要与另一派组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迫于形势和上面的高压，军分区不得不宣布为被取缔的反革命组织“主力军”和帮凶“赤旗”等群众组织平反，被抓的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全部被无罪释放。此外，为了消除此前广为散发的镇反小册子的影响，有关部门又不得不特地制作了相应的平反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仍然刊登了20多名群众组织头头的照片，但与上本小册子不同，他们个个精神焕发，面貌一新，而且还被夸为忠诚的革命战士、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反革命和革命的转换，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实在令人叹绝。

　　“二月逆流”匆匆而过。在失去了一个多月的自由后，被镇压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和骨干们又全部出狱了。

　　（三）

　　复苏后的群众组织，和另一派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辩论言辞之尖锐，已超乎寻常。一些场合的辩论还指指划划，互吐唾沫，甚至手脚并用。文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露出武斗的端倪。这当儿，万州发生了震惊世人的“6·3事件”。

　　“赤旗”战团等学生组织为了显示其造反精神，不但要砸烂公检法，还要揪斗公安局长。为此，策划了到公安局示威的大游行。1967年6月3日上午，以“赤旗”战团为主的学生，聚集了上千余人，在其主要头头的带领下，开始了这次行动。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来到了万州有名的“252”（门牌号码），那里是万县市公安局的大门。学生们想在那里揪出公安局长，开一个现场批斗会。

　　队伍出发前，汪同学找到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说是在首都红卫兵赴万联络处那里，有个什么“百丑图”，让我们去看一看，看今后万州能不能搞个类似的东西。就这样，阴差阳错，我没能参加那天的大游行，又躲过了一劫。

　　我们战队的同学，几乎都参加了这次大游行。其中几个和我个头差不多的，还走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头。“6·3事件”发生的当天中午，他们回到学校，一个个脸青面黑，惊魂未定，给我讲述了事件的大致经过，因此，至今我印象犹深。

　　学生们的游行大队伍来到公安局门前，先是高呼口号，随后开始进入公安局院内。那时公安局的大门并不宽敞，门前还有一段青石台阶，大队伍要想迅速进出是很困难的。我队的谷同学、刘同学走在队伍最前头，紧接着是蜂拥而入的学生大队伍。学生们冲进公安局大院，里面不很大的天井，密密麻麻地拥挤着好几百学生，而大门外的学生，还想拼命地挤入门内。冲进大院的学生，高呼要揪斗公安局长的口号，和守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发生了冲突。学生们赤手空拳，而对方在局长的指挥下，早有准备，纷纷用砖头、石块、瓦片等打向学生队伍。一些学生被飞来的砖石击中，血流满面。正在双方激烈冲突之际，忽听一声哨响，从公安局后院冲出一队头戴钢盔，手执钩镰枪的消防官兵。他们杀气腾腾，咄咄逼人地冲向学生。学生们何曾见过这种阵势，霎时间乱了阵脚，前面的学生纷纷夺路逃命，躲进大院两边的小屋，情急之下，一些人慌不择路，从小屋的窗户跳下，下面是离窗3米左右的小路，可从那儿侥幸逃生。而大多数进入大院的学生，惶急之下，急急忙忙地向门口撤退躲避。可是大门窄小，后面游行的大队伍又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就这样，前面的人员惊慌的往外撤，后面的人员继续往里涌。结果，在窄小的大门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拥堵、踩踏。

　　我有一位陈同学，现已成为川渝知名的画家、雕塑家，曾在事后不久对我讲，6月3日那天，他也随大队伍进到公安局大院内，在众多学生惊恐地向外涌逃时，他被压在了底层，上面人压人，压了好几层，他根本无法动弹。幸好他没被压在场地中间，两只胳膊又支在胸前，死命抵住，才使胸部免受致命重压，幸运地捡得了一条小命。但是，另外一些同学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被压在底层，经不住重压，当场窒息而亡的学生竟有30人之多，最小者竟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小学生。另有79名学生受伤，其中一名重伤者后来被送到重庆，也没有抢救过来。

　　遇难学生的尸体很快被送到专区医院。30具尸体在医院大门前停放了一长排，个个面呈紫黑色，惨不忍睹，那是窒息身亡的明显特征。紧接着，在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对遇难学生验尸。参加验尸的，是军队、公安局、医院、本地及外地学校等15个单位派出的十几名人员。在随后公布的验尸纪实中，遇难学生多有“焦痂”、“鼻孔口腔有血性分泌物”之类的记述。后来有人说，是公安局施放了毒气弹，遇难学生的尸体才呈现那种紫黑色。不过我想，一个县级公安局，恐怕还没有施放毒气弹的胆量。

　　在不幸遇难的几十名学生中，有我班的张同学。张同学家庭条件好，性格温和，长相帅气，能歌善舞，是“赤旗”战团宣传队的活跃人物，谁知竟不幸在事件中罹难。我现在尚存一份载有验尸纪实的传单，其中第十八位就是他。文中是这么记录的：“张某某（记录中是实名，我在这里姑隐其名），男，万三中赤旗战团。口腔有血性分泌物，左肩部有6×1.5公分、4.5×2.3公分两个焦痂，相距1公分，左膝外侧1.5×0.5公分焦痂”。从验尸纪实看，他大约是受到踩踏重压后窒息而亡的。噩耗传来，同学们无不震惊，其家人更是悲痛欲绝。

　　随后，事件中的遇难学生和后来在武斗中的一些丧生者，被埋葬在万州西山公园上面的一块空地里，那里曾被叫做烈士陵园。不久，风向转变，烈士陵园被取消，坟墓纷纷迁葬，空出来的土地，种植了一大片柑橘树。在万州，昔日烈士陵园里的坟墓早已迁出，墓地上的柑橘树也被砍得精光，在那里已修建了一排排高楼，当年的烈士陵园已荡然无存。住在高楼大厦的人们，有几个知道在他们的楼房下面，曾经安葬过几十名文革中的无辜死难者。

　　几年后，在对文革进行“秋后算账”时，把“6·3事件”作为一条主要罪状，算到了“赤旗”战团的头头钟同学身上。钟同学因此从地革委副主任的高位跌落，沦为阶下囚，被判刑十年。而事件的另一位主角、当时学生们要揪斗的那位公安局长，却因此而声名大振，虽然在短时间内受到过批斗，但不久即官复原职，后来还荣升为该地的副市长。“一将功成万骨枯”，顶戴多少血染成。三十余名无辜的青年学生，化作道道冤魂，竟然成就了一些人天壤之别的结局，不免让人唏嘘感叹。后来有人说，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学生头头，他们都无法超越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他们的升降沉浮，荣辱成败，都被那个时代紧紧地捆绑，因此，不必过多地追究个人在运动中的责任。这话也许不错。不过我想，是谁，或者说是怎样才造就了那样的一个时代呢？这难道不值得深刻反思吗？

　　（节选自《朝事暮想集》，本文有改动）

　　（作者为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高级讲师）

　　刘国平，《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