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1日 星期一
中共“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这说法是否属实?
导语
1945年8月13日,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讲话,提出一个结论——“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
所谓“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的伪军”,究竟该如何理解?
01“解放区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是说得通的
在敌后战场,共军、国军、伪军、日军处于一种微妙的“四国演义”之中。单就对伪军的政策而言,国军的主要策略的策反和拉拢,日军的主要策略是控制,采用“抗击”策略的,确实主要是中共部队。从这个角度来讲,“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官方得出该结论,并非源自详细的数据统计,而是依靠一个简单的推论据官方解释——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1931-1945》一书的统计,“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的具体统计数据如下:
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抗击伪军兵力比较表
该表另有原文注释:“1、伪军多数是国民党正规部队投降日军的,一般只进攻我军不进攻国民党军。国民党抗击数系在国民党军当面担任守备任务的伪军。2、此材料系军委作战部作战局1945年12月统计。3、1943-1945年伪军总数系根据百分比推算数。”由这些注释不难看出,所谓“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这个结论,并非源自详细的数据统计,而是源自一个简单的推论,即:伪军“一般只进攻我军不进攻国民党军”,且“在国民党军当面担任守备任务的伪军”数量极少,故“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
确如官方所说,伪军的作战对象主要是共产党部队
简略而言,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军一度寄望于“速战速决”,对在华北、华南、华中占领区内组建正规伪军没有兴趣,乃至不少投降的国军部队被日军就地解散。直到1938年持久战已成定局,日军才改变策略,要求“促进队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为消灭抗日容共军队,尽量使众多的中国军队同日军合作,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汪伪政权成立后,伪军规模达到巅峰,有百万之数。
汪伪政权下辖伪军,其作战对象,确如《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1931-1945》一书所说,主要是共产党部队。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汪伪政权一直强调自己的国民党正统地位,同时妖魔化重庆国民政府。其妖魔化的主要手段,即批判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日问题上与苏联及中共合作。汪精卫认为,“国民党被蒋介石挟持”,同时“蒋介石被中共挟持”,而中共“一言以蔽之,苏俄所派遣于中国之一间谍机关或特务机关耳。其心目中,无所谓国家,无所谓民族”。据此逻辑,汪精卫将汪伪政权的“合法性”建筑在“反共”这一基础上。在谈到建军与反共的关系问题时,汪精卫公然宣称:“我们既然要分担共同防共的责任,就要有分担共同防共的力量。建军目的,即在于此。”(汪精卫:《建军之目的》,《三民周刊》第2卷第2、3期)1941年5月9日,周佛海在接见日军晴气中佐时也曾明确说到:“肃清匪共,维持治安,使人民得安居乐业,吾辈自愿实行,且为吾辈之责任,如以华治华,使我正规军与重庆军队作战,则须考虑”——周佛海这段话的逻辑当然是错的,但汪伪政权军队的绝大多数行动,确实是针对中共的。
其二,日军建立伪军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其平时能够保护伪政权、协助日军维持占领区治安并为日军提供军事物资,战时则能协助日军扫荡和自卫。大致而言,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与国军对垒;伪军则主要活跃在敌占区内,承担治安作战与“清乡”军事行动。中共既以敌后战场为主要活动区域,自然就成为了伪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汪精卫说过,汪伪政权“建军之目的,就远大说,是国防,就切近说,是确立治安”——所谓“就切近说,是确立治安”,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与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部队作战。正面战场上,则极少出现伪军的身影。
国军也确实极少攻击伪军,其对付伪军的主要策略是秘密收编
敌后战场并非只有中共力量存在,国民政府也有系统的敌后战场政策。蒋介石曾明确要求“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打游击战,尤其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国民政府一度保留了相当强大的敌后军事实力。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1939年1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曾明确肯定国军敌后战场部队的抗战贡献。毛泽东说:“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挥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国军在敌后战场力量的消长,大致可以1940年为界线。1940年之前,国军在敌后战场的力量强于共军,也强于伪军。1940年之后,因种种原因(如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频繁扫荡、与中共部队频繁摩擦等),国军在敌后战场的影响力日益萎缩,其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近百万敌后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
国民政府对伪军的策略,也随其在敌后影响力的消长而变化。约在1940年以前,其策略以争取伪军反正、提供经费及委以高官为主。这种做法,一方面要求国民政府负担大量的经费开销(如军饷、武器的供给),另一方面,伪军公开反正,又极易招来日军的攻击。1940年之前,国军在敌后武装力量尚算强大,故此一策略尚有能力实施;1940年之后,国军在敌后的势力萎缩,公开反正的伪军往往难以立足,其策略遂不得不变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的资源供养他们,同时利用其打击敌后的共产党势力。描述此策略最明确者,莫过于1941年重庆制定的《修正策动伪军反正办法》,其中提到:“策动伪军反正,不必收编,重在运用,早经迭电指示有案,此项运用方式原无一定。”1942年,蒋介石曾密令指示在安徽活动的李仙洲部对伪军应采取的策略,蒋氏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与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动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也增加伪军被消灭的风险。对国民政府的这一伪军处置策略,中共方面其实也洞若观火,文件《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地位工作讨论记录(1942年12月)》中即认为:“(国民政府)对伪军伪组织要求不高,不要求反正,要活动就行。”
总体而言,国军方面针对伪军的策略里,可分为前期的公开反正和后期的秘密潜伏两个阶段,“武力抗击”这种手段使用得极少。伪军与国军之间合作的一个重要“桥梁”,即联合打击中共势力,因为此种行动,既是国民政府所渴求的,也是日军所乐意看到的。如李仙洲部依据蒋介石的密令,凡伪军只要向国民政府表明反共意图,即可秘密用红缎子写国军番号委任状给伪军领导人;又如1942年初在安徽津浦路东部的泗灵睢地区,国军常常通过伪军将共军的活动转告给日军,引导日军扫荡,国军趁机来配合日、伪军进攻共军。这种情形,自然进一步将伪军推到了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对立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是说得通的中共方面针对伪军的策略,其实也并非只有“武力抗击”一种。事实上,国民政府那种“秘密潜伏”一类的手段,中共方面同样广泛使用。总体而言,中共方面对伪军的基本策略,是和平收编为主,但因意识形态问题,及中共所处政治地位与重庆国民政府不可同日而语,单纯的和平收编往往不容易做到,而大多须采取一定的武力威吓方能见到效果。正如吕正操所言:“伪军中有很多有良心,不愿为敌役使,但为环境所迫而暂时投伪,故争取他们反正并不是件难事情,不过这些人往往散漫成性,认识不清,而极度摇摆于利害之间,若不加以压力,和平争取是不易成功。就过去的经验而论,要打算争取他们反正,处以先兵后礼的手段还是重要。”
与国军一样,中共方面对伪军的策略,也可大致以1940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40年之前,对伪军多采取强硬打击的策略,但效果不佳;1940年后,为应付日趋严重的日军扫荡压力,对伪军的策略日趋灵活,如1942年12月,黄敬在冀鲁豫边区党委高干会上反省:“对死心塌地的汉奸才给以歼灭打击,纠正过去只找软的欺、缴枪第一主义的观点,以及打击动摇的与我有关系的伪军,向之需索不遂即藉口实行军事进攻的错误。过去随便乱打,将动摇的伪军及地方土著势力赶向敌人及顽军的痛苦教训,应为今后深刻警戒。”到1942年,策动伪军秘密潜伏的策略,也开始被中共方面所接受和实施,对那些愿意与中共建立友好关系,但又不愿意加入八路军的伪军,允许他们以模糊的面目和立场继续和平存在。如一份名为《对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的文件要求道:“不要他们立即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已经建立其良好关系者,则不应采取反正,……宁让伪军占领,不可引起日寇注意,直接来控制这些区域。……只有某些深入我根据地而为我必须的据点之伪军,再可能时争取反正,某些伪军因与我秘密关系披露不得已可实行反正。”
但中共在伪军工作方面与国民政府相比,毕竟存在着天然的劣势(意识形态与政治地位),故其成果也远不如国民政府。据1945年6月冀鲁豫边区的一份名为《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的文件中记载,“我们一年来掌握伪军工作是没有全部完成的。我们掌握数量,仅过伪军总数1/25,如只从地方伪军计算则为1/15。工作较好的如六分区完成15%,三分区完成10%,被敌解决者除外,与要求难(原文为“难”字,不解何意)掌伪军1/5即20%,相距很远。”此种情形,与抗战胜利前夕,大多数伪军都与国民政府取得了联系,自难相提并论。
综而言之,无论是依附于日军的伪军,还是秘密投靠国军的伪军,对中共方面而言,都是对立面,都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抗击”。故而,所谓“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这个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说得通的。
02但与其说“抗击伪军”,不如说“争取伪军”更为准确
伪军是抗战期间产生的一种“怪胎”。国人从单纯的爱国心出发,往往对伪军深恶痛绝,必欲灭之而后快,不独抗战时如此,今日亦然。但对当日身在局中的各种政治势力而言,伪军实际上却是一块“香饽饽”。与其说当时各方势力是在“抗击伪军”,不如说是在竞赛如何“争取伪军”。
邓小平:在伪军中发展组织基础,“我们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多次直接指示对伪军的争取策略,其伪军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中共方面,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中,也曾明确谈到“争取伪军”工作的重要性:
“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打入”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是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发展革命工作,是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没有组织工作,就不能在敌占区、伪军伪组织的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我们的组织基础。过去,党曾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上,我们不但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严格说来,简直还没有真正开始。过去,我们某些部门也曾做了一些尝试,个别的是收到效果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我们的敌占区工作始终停留在宣传阶段,所谓组织工作至今还只是口号。反观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它就着眼于在敌占区积蓄力量,着眼于战后优势,努力争取伪军伪组织,派人打入、长期埋伏,在敌占区建立它的党和特务组织,依靠封建势力为基础,以掌握各种封建组织乃至帮会、土匪,其成绩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对此,能不警惕!时间不容许我们再稽延了。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要求我们加紧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以紧张的缜密的工作,打下反攻和战后的基础。”
邓小平的这段讲话,将国共两党“争取伪军”的竞赛的终极目的——“着眼于战后优势”、“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已表达得很清楚。为达成这一目的,邓小平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对于伪军伪组织,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反对的立场,至于对具体的对象,要分别情况采取打击或争取的方针”——换言之,即在宣传上需坚持反对伪军投敌做汉奸,而在实际行动中需视伪军对中共的具体态度而相机“采取打击或争取的方针”。
阎锡山掌控了山西境内伪军,得以在抗战胜利后重做“山西王”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伪军争取工作的好坏,极大地影响着战后局势的走向。以阎锡山为例。阎氏长期经营山西。抗战爆发之后,阎氏一面据守山西,一面与日军暗中往来。山西境内的伪军,大多是阎氏一手策划、默许或暗示的结果。为保住个人对山西的掌控,阎氏长期以来在多个鸡蛋上跳舞。1936年红军进入山西,阎氏曾不得不邀请中央军入晋助战;为提防中央军渗透山西,阎氏又着力扶植亲延安的牺盟会。1938年忻口战役后,阎氏又不安于“忻口一战,牺牲了咱们的兵力约百分之七十,这才使得牺盟会的力量超过了咱”。抗战期间,阎氏既要防共,又要防止中央军的渗透,更要防御日军的进攻。阎氏采取的策略是“先拉住日军来对付八路军”。1940年11月,阎氏曾对其心服赵承绶如此解释这一策略:
“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藉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咱们存在不住又有什么用。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却是唯一的出路。”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阎氏抗战期间长期与日军保持接触。日军方面,自然希望阎氏公开降日,以“开启中国政府崩溃之端”;阎氏方面,公开降日是不能碰触的底线,但却希望通过秘密谈判从日军方面获得武器和经费。阎氏更将自己与日军谈判一事主动透露给重庆,蒋介石担忧山西降日,遂不得不答应阎氏诸多如补充兵员、增加粮饷等要求。藉着与日军的“合作”,阎氏派出多名中上级军事干部加入伪山西省政府,协助其组建和掌握山西伪保安队和伪县警备队;更多的干部则被派往伪山西省政府基层担任关键职务,以掌控伪政府的地方军政大权。当阎系部队遭遇中共攻击无法保全时,阎氏更默许他们公开去做伪军(如靳福忠部)。大体而言,山西境内的伪军,大多是阎氏一手策划、默许或暗示的结果。这些伪军,或本是阎氏的部属,或由阎氏的部属控制,抗战胜利前夕,均受阎氏委任,重新编入国军序列,再度回归晋军。显然,在山西,“伪军”是阎锡山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抗击伪军”已不单单是抗日那么简单。因为掌控了山西境内的伪军,阎锡山得以在抗战胜利后将中共势力排斥在外,顺利接收山西,重做“山西王”。
新四军苏浙军区“敌伪工作做得差”,抗战胜利后无法在江南立足
再以新四军苏浙军区为例。该军区由粟裕领导,活跃于京沪杭三角地带。1945年7月,苏浙军区曾有拉拢周佛海及其控制下的伪军,并利用地下武装,里应外合进占上海、宁波等大城市的计划,因遭到日伪军的阻挡,8月份遂又改变战略,转而攻占苏南、浙东、浙西、皖南等地县城,旨在威胁京沪路。此后又多次变更根据地发展战略,至9月下旬,终于不得不放弃江南,苏浙军区各纵队全部分批北撤。新四军之所以不能在江南立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佛海控制下的汪伪政府的伪军拒绝与之合作,转而选择投靠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对此,文件《浙东区党委关于敌寇投降后形势与今后工作的指示(1945年9月)》中说得很明确:
“过去敌伪工作做得差,影响今天不能获得很大成果。”
该文件同时还要求:“(今后任务的工作原则)1、以先解决伪军为主,因为伪军战斗力薄弱,情绪动摇,容易取得胜利。2、解决敌伪军,应找取敌伪军最薄弱,我们本身力量最有把握的一环解决之,从而影响与动摇敌伪其他据点。3、要认识占有地区为次,占有力量为主。收缴敌伪武装是主要,因为只有开展武装力量才能巩固和扩大地区。”(《浙东抗日根据地》,浙江省档案馆编著)从中也不难看出伪军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伪军的武装)对苏浙军区在江南立足的重要性。
结语
“解放区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统计上讲得通,因为伪军确实主要以共军为作战对象,与国军之间则几乎无战事。但回归当日历史背景,“抗击伪军”并不仅仅只有“抗日”一种内涵,故“抗击伪军比例”也不能简单拿来作为衡量抗日坚决程度及功绩的标志。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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