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下）

    三、“二七社论”

    1977年1月下旬，讲话提纲稿又作了修改。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入了社论稿。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特别是后半句“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改成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李鑫将修改后的稿子报送给了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2月5日，汪东兴又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了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李鑫后来曾经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了。(34) 华国锋后来说，这篇社论曾经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35) 按华国锋的说法，不管是否经过了宣传口，社论稿是中央高层集体审定的。

    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称：“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我们胜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社论透露出中央高层的意向，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问题，转到学习两个文件和揭批“四人帮”上来。社论称，“必须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进行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战略决策，紧紧抓住这个纲。”为此，社论特别强调纪律：“毛主席多次教导，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党员和人民。‘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当前，就是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上，把我们的步调一致起来，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步调就能一致。离开这个纲，违背这个战略决策，我们的斗争就会走偏方向，我们的步调就不能一致。”这段正面强调纪律的文字，暗含对人们议论、呼声的指责，批评他们与党中央步调不一致。

    社论最后有一段话：“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6) 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版本。

    有人当时即质疑：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据李鑫后来说，社论出来后，也有一些群众反映“两个凡是”就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些质疑显然误解了“两个凡是”的指向。“两个凡是”要全盘维护毛泽东不假，但没有邓小平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的意思。华国锋和高层已经考虑解决邓小平的问题，1月份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此事，很难想象会通过一篇社论去否定已经确定的决策。李鑫以为群众不了解内情，自然会有这种反映，没有在意。(37)

    但是，“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不以提出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客观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映，似乎为深入揭批“四人帮”划定了某种政治框框，也反映了提出者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因而就不能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央宣传口主要负责人表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邓小平也表示了对“两个凡是”的异议，他对前去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38)

    如前所述，高层原打算开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后来改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曾同邓小平谈话，明确告诉邓中央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决定。(39) 据叶剑英侄子叶选基回忆：“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火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40)

    陈云准备了一个书面发言稿，他说：“这个稿子我曾经跟秀才商量了一下。秀才就是胡乔木同志，他看了稿子以后说，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说，一定要写这一点。我说，我是老机会主义分子，你帮我写吧，写了一段。他是个文人，我是个店员，我接受你的意思，还用我的文字。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同志家里谈了一下，五个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笔者注）、我、萧劲光、王诤。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是要写到这样才好。”(41)

    四、华国锋“三·一四”讲话

    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计160多人。会议议程是：1.交流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2.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3.当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会议开了13天，到22日结束。(42)

    13日，会议第四天，陈云在西南组会上作书面发言，提出对天安门事件问题的看法：“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43) 王震也在分组会上发言，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44) 陈云、王震的发言都未被登载会议简报。许多著述称，原因在于陈云、王震呼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而华国锋、汪东兴不想解决邓的问题，因而不允登载简报。其实，未刊简报的原因，至少不是华国锋不想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因为邓出来工作一事已成定局，而陈云等人也已知晓。这一点，前述陈云发言和叶选基的回忆都是明证。何况陈云、王震发言只是谈天安门事件以及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问题，没有涉及邓复出工作一事。

    14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在这个比中央政治局更大的范围内，宣布了高层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的决定：“现在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比较适当。”针对党内外的议论，华国锋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就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澄清了邓小平与此事无关：“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他还肯定“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比起1976年12月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的结论又有了不小的修正，从解脱当事者个人，变成肯定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悼念活动“合乎情理”，“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当然，还是留下了“尾巴”：第一，依旧断定天安门事件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第二，仍然维持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同时，讲话责备了社会舆论，认为少数人“实际上背离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方向”，“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和高层的意图，还是既要解决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又必须维护毛泽东的形象。所以华国锋在讲话里说了一大段话：“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中央要求大家坚决抵制各种政治谣言，也是站在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听任这些东西流传，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45)

    这是第三次提“两个凡是”，也是“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就是理论组最初起草的那个稿子。这里的“两个凡是”，后半句与“二七社论”不同，基本用的是最初稿子的说法，又删去了最初稿子里“不能违反”和“不能容忍”两个词组，语气上有所减轻。据华国锋说，这个稿子也经过了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传阅同意。(46)

    五、“两个凡是”的终结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一方面，表示“感谢中央弄清楚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并且“特别高兴在华主席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对于复出工作，他坦言：“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另一方面，他在信中也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7)。据邓小平后来说，这是他针对“两个凡是”作的批评(48)。邓小平希望中央将此信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印发党内。

    此后，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谈向全党转发他的来信的问题。如果说上封信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还有些含蓄的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则对汪东兴、李鑫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49)。据李鑫后来说，听了邓小平的批评，他“当时还作了解释，说是为了稳定局势才那样写的”；回来之后，他又查看了社论，“觉得话讲得绝对了，提得不对，以后要改过来，在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以后，起草文件时就改用小平同志的提法”。(50)

    华国锋也听到了一些意见，多少察觉他的讲话里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他“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至于“二七社论”，华国锋说：“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51) 华国锋后来说，他曾经同邓小平谈过“两个凡是”的问题，邓小平说当时这两句话不讲就好了。华国锋也感到当时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高举”，大家赞成；“两个凡是”，绝对了。(52) 事实上，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53)。作为在主观上有着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已经终结。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向全党打招呼。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1976年被撤销的所有职务(54)。邓小平在全会的讲话中，对“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作了不小篇幅的阐述。(55) 8月召开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用邓小平的提法，第一次讲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56)。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全党的正式语言。

    注释：

    (34)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5)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36) 《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37)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5页。

    (39)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40)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41)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11月11日），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47～1448页。

    (42) 《陈云传》（下），第1447页。

    (43)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44) 参见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4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46)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47) 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的信（1977年4月10日）。

    (48)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4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7页。

    (50)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51) 转引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页。

    (52) 参见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

    (53) 笔者所见史料，只有汪东兴后来曾在个别场合提过“两个凡是”，但也只是零星提及。

    (54) 这些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55) 参见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7月21日）。

    (56)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

   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11期第5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