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4日 星期五

西安事变中共代表汪峰跟杨虎城谈判细节


  [导读]1935年秋,西安事变前一年,我父亲汪锋由毛泽东亲自委派,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只身前往西安去和杨虎城将军谈判,以便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


  12月12日,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节点,它引发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许多进程,不同的人,持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也有各种解读和认识。


  我的父亲汪峰于1998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离世时间竟与历史上的“西安事变”如此巧合,似乎上天就是这样有意安排,让他成为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


  “西安事变”的起因,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蚕食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的,但也有“苏联阴谋”和“日本阴谋”论之说。人们常常争论的是谁是此次事变的最大受益者,有说是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似乎是喘了一口气,从此由低潮逐渐走向高潮,并最终夺取了中国政权;有说是日本人的,因为日本以此为契机,肆无忌惮地加快了侵略步伐,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有说是苏联的,因为如果日本不向中国内地进攻,转而经营东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再进攻西伯利亚……。


  但不管怎样,76年前的12月12日爆发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既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也奠定了现在国际社会的格局,中国也因中国人民抗日的历史功绩,成为二战后建立起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但是,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时,这些都是未知数。回溯到当时历史环境中,或许只有一个事实,就是在当时,中国各个政治派别和实力都普遍意识到,蒋介石是中国不可或缺、无可代替的“政治领袖”。事件的结果也使蒋介石用十年内战得不到的,在一夜之间得到了。这一点,国民党人在当时就十分清楚,蒋介石如果把握得好,中国历史应该从此由他掌控。


  站在后世的角度,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无疑是最大的牺牲者。特别是杨虎城将军,满怀着爱国热忱,无私无畏,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至死都没有一丝后悔过。我父亲同我们每每讲到西安事变时,都对杨虎城将军有一种无限的敬仰和缅怀,亦流露出无限的遗憾和痛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既定的方针,如何开展,中央一直在寻找时机。1935年秋,西安事变前一年,我父亲汪锋由毛泽东亲自委派,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只身前往西安去和杨虎城将军谈判,以便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之所以选择杨虎城将军,大致有四个原因:一是,杨有强烈的抗日爱国热情,在西北有很深的根基,红军到了西北,能够得到杨的理解和暗中支持,对我们的发展有利,于礼也应先拜会杨将军;二是,在杨的部队中有我们的同志,便于我们开展工作;三是,我党与杨部有协议,互不攻击;四是,因发生重大“误杀”事件,造成严重误解。而且,红军与杨部的冲突,给杨虎城造成极大的刺激,于内心产生了极大的不满,结下深深的心结。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必须与杨沟通,解开他的心结,求得谅解。


  说到误会,主要是两个,一是,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杨部孙蔚如在汉中驻防,而此时杨部与红四方面军已达成秘密协议,并按协议向红军提供了帮助,红四方面军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汉中,使杨部遭受很大损失;二是,红二十五军围歼了杨虎城部警三旅,并杀掉旅长张汉民,张是中共党员,杨大体上是知情的。这两件事都极大地刺痛着杨虎城,而且,作为谈判代表都必须直面回应。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在我父亲同杨一见面时就被直接问及。


  第一个问题还是好解释的,难的是第二个问题,红军杀了自己的同志无论如何也不好解释。对于张汉民的牺牲,也是父亲心中难以磨灭的痛。


  红二十五军是在主力离开根据地后,由留守部队和赤卫队重新组建的。由于敌人的清剿政策,广大指战员无不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人被杀害,家园被焚毁,因此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敌人的仇恨。这是一支在长征中唯一没有减员的红军队伍,是红军队伍中最为英勇善战的部队。而杨虎城部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该旅有着我党多年的兵运工作基础,有许多秘密党员,是一支倾向革命的队伍。我父亲曾担任过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军委书记,在该部队做过兵运工作。跟张汉民、阎揆要(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等有组织关系。


  1935年4月,我父亲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当他乔装打扮、星夜兼程地赶到陕西柞水九间房该旅阎揆要团团部时,团部里一片混乱。仅在几个小时前红军设伏歼灭了该旅的大部,旅长被俘。父亲听了阎揆要讲的事件经过,当即向阎保证,他会向红军解释,并将张汉民同志要回来。在阎的催促下,我父亲连饭都没吃就又上了路,赶往红军驻地葛牌镇,在那里他见到了红军的所有领导人。


  父亲急切地一再解释,证明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是同志,要求马上放人。随后又向红军传达了中央文件,当然文件是记在脑子里、凭嘴说出来的。文件的内容,特别是对革命对象的政策,与红军离开根据地和中央失去联系之前的内容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从杀地主到要给地主生活出路等等,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叛变革命的言论。我父亲只管滔滔不绝地讲,并没有顾及到气氛的变化,没有注意有人拍桌离席而去,直到几个红军战士提着枪冲进来,对他怒吼“反动派”并要揍死他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完成任务了,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我现在猜想杀不杀我父亲,在红军的领导里一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没有杀他确实是一个奇迹,真是万分之一的侥幸。就此在“文革”后我多次问过我父亲,归纳起来有四点原因。第一,他的身份和地位特殊,是中央特派员,有写在蚕丝纸缝在袍子内的介绍信,因此在一时搞不清楚的情况下红军不好杀他。第二,在看押的过程中有空他就教战士文化和一些陕甘苏区的红军歌曲,因此逐渐地获得一些人缘。第三,有次夜里部队转移,而看押他的战士却睡着了,他完全可以逃走,但他却叫醒战士一起追上了部队。事后有位领导问他能跑为什么不跑?他回答说自己如果从红军的队伍中逃跑,以后无法证明自己。第四,也是最后的,河南信阳是该部的老根据地,地下党正好也派人来联络,受该军的委托在上海证实了我父亲的身份。因此我父亲才能和红二十五军一起长征到陕北。这是后话。


  而张汉民被俘的过程也十分痛心。张部本来可以以逸待劳的截击红军,而他却尾随红军,实际上是想起到掩护作用。他还多次派人与红军联络,并按红军要求向对方提供了援助。因此,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与红军达成了谅解,认为不会发生战斗,丧失了警惕。而阎揆要发现红军有异动,派出的联络员都未返回,情况有些异常,曾提醒张汉民,而后者却不以为然,结果阎团由前锋变后卫得以保全。由于警三旅尾随红二十五军太近,因此发生误会就成了迟早的事情。而我父亲汪锋未能起到作用,未能将历史改写,这肯定是他终身的痛苦。


  1947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张汉民同志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他被误杀是我党一大损失,而我父亲是这一过程的历史见证人。


  在准备去西安之前,为完成好毛主席和中央交给的任务,父亲和其他同志一道,详细地制定了谈判计划,仔细地研究了谈判细节,对谈判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准备了对策。之后,父亲拿到了毛主席和彭德怀分别写给杨虎城将军、邓宝珊将军和杜斌丞高级参议的信,将这些信和党的《八一宣言》缝在一件长棉袍里,穿在身上,扮成讨账先生,离开了中央驻地。


  到西安后不久,杨虎城将军在新城他的办公室里约见了我父亲。杨虎城的态度十分冷淡,他直接提出前文提到的两个问题:第一,孙蔚如在汉中驻防,与红四方面军有协议,并按协议向红军提供了帮助,但红军为何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汉中,使孙蔚如蒙受很大的损失;第二,国民政府曾多次来电,指责杨部的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党员,让杨查办,杨未予理睬,而红军却设伏将其杀害;杨要我父亲解释,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杨虎城本人和杨的部下对红军的最大不满,解释不好不但完不成谈判任务,甚至连生命也可能不保。


  父亲说,将军是军事家,汉中是个盆地,红军若想消灭孙部,可守住隘口,围而聚歼,绝对不会是一路平推。红军此次战役目的,是进攻汉中威胁天水,天水是胡宗南的老巢,调动其回防,以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事实上,此次战役也取得了战役效果,胡宗南部确实回撤。同时,也正是由于红军信守了协议,才使孙部不受牵制,防止了胡宗南部进入汉中,孙部才有了发展的机会。父亲同时坦然承认张汉民确实是共产党员,由于误会被错杀,这首先是我党的重大损失,但将军也正好可以以此向蒋介石证明,贵部没有共产党。


  第一个问题,在离开中央时有准备,父亲也能侃侃而谈,指出红军发动汉中战役不是要消灭杨部,而是为调动胡宗南部,并从战术特征上做了解释。但第二个问题就十分难办。首先,没有暴露过张汉民的秘密党员身份,此点需要解释,但不宜过分,避免暴露我党对杨部的工作秘密;其次,消灭警三旅是在当时被作为红军不可战胜的典型战例被中央肯定的,这一点在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也表达的十分清楚。如照实解释,会加大对杨的刺激。


  由于我父亲汪锋长期负责陕西省委的军事工作,并长期多次在张部做兵运和领导张部的党组织活动,对张汉民同志非常了解和熟悉,并掌握着从上海中央局转来张汉民的组织关系。同时,这支部队也被我党掌握,他得到的上级指示是张部暂时不起义,在攻打如西安等大城市的关键时候起义,以便发挥更大作用。可是警三旅被歼时正是我父亲受上级委派去联络红军和张部的途中,随后他向红军说明情况时却未得对方信任也被扣押,以至张汉民等党员牺牲的过程他都是亲身经历者,因此也最有发言权。既然杨知道张汉民的身份,再按信中思路解释已没有实际意义,也不会得到杨的谅解。


  见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下来,我父亲及时向杨虎城将军陈述了红军的抗日主张和联合的目的,基本上消除了杨的误解。杨将军将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介绍给了父亲,说由王菊人代表他商谈具体的合作方式。


  父亲住在军法处,除了和王菊人会谈外,也时常外出,去找杜斌丞等人,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并获得杜斌丞的赞许。有一天,军法处处长张依中私下告诉我父亲说,他的活动已引起外界注意。杨已经下令,如果我父亲被国民党方面抓捕,一定要抢回来,抢不回活的来,也要抢回死的,要我父亲一定注意安全。


  大约过了一个月,在和王菊人秘书进行了多次商议后,确定了合作的4项协议:1、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紧密联系;3、十七路军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后来,杨虎城将军又约见了我父亲一次,气氛很好,是礼节性的,主要是告别。


  这次与杨虎城将军的谈判,是中央红军刚到西北,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和领导的,奠定了“西安事变”时“三位一体”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我党才有了做通张、杨二人工作的保障,才能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我父亲汪锋也是具体做“三位一体”工作的第一人,他的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在解释警三旅被歼、张汉民被杀的问题上,他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基本上消除了杨虎城对红军的疑虑,因为杨第二次见他时态度已大为转变。据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生前回忆,“和汪锋会谈后,杨亲口对他说,以前和红军发生的都是误会”。但直到“西安事变”杨见到周恩来时,还在提起张汉民的事,可见杨对此事的心结有多大。


  “三位一体”工作从父亲汪锋开始,之后我党又向杨部派了许多人去工作,但是那时我党的其他同志,已经是杨将军请去的客人了,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只有我的父亲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英雄气概,只身前往的。


  时间又到了12月12日,我希望通过此篇小文,纪念我的父亲,缅怀为我们今天还活着的、过着安定和平生活而牺牲的先烈们。


  客观地讲,“西安事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契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创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现在回想,我父亲及老一辈革命者为了实现理想、为了民众的利益,在当时,展现出了何等凛然的勇气和誓死的气概。


  附件1:


  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信


  1935年12月5日


  虎臣先生总指挥阁下:


  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因阁下不顾信义,杀戮徐方代表,是以有汉中之役。徐海东同志亦云,如阁下不派唐嗣桐,张汉民等,过为己甚,则消灭唐张二旅之事亦不至发生。敝军由南而北,志在抗日,张学良卖国成性,于其百零七师,百一十师覆灭之后,复令董英斌率五师之重侵入苏区,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深夜逃回合水。鄙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略施警告,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警告之不听,则其后患不堪设想。乃闻阁下之孙,冯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鄙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靖绥主任,地方权利,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如言国家,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椎心,一至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卖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离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万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共进,则可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政府应有适合民心统一意志之十大纲领,具见十二月一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迎地,勉之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专此布臆。

  顺致
  勋祺

  毛泽东彭德怀

  作者王又凯:汪锋幼子,退休干部,陕西省二级工艺美术大师。

王又凯,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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