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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1972年的尼克松-基辛格中国之行其实很顺利：基辛格、尼克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约翰·H·霍尔德里奇与周恩来总理，1972年。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不但是前往共产中国的第一位官方美国特使，而且40年来，先后50余次往返其间，覆盖双边各达7任元首。外交上，他享有特权；而在88岁高龄之际，他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回顾反思自己精彩的历程。
以华盛顿与北京现在相互理解的程度看，可谓不错了，因为基辛格一直在尽力为双方调停，察言观色，从隐晦的笑话到发脾气，无所不包。在每一个危急关头，他都力求提出一些“战略观念”，以此度过充满冲突、双方不满与恐惧的历史阶段。无论是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是尼克松与杰拉德·福特的国务卿，抑或自1977年起，作为私人特别居间人，基辛格一直毫不动摇，致力于消除中国因美国干涉其内政而产生的那种在他看来尚属正当的愤慨，以及美国因中国对民族、宗教与政治异见者残酷镇压而生的反感。
在他对中美关系磕磕绊绊的回顾中，令人意外的是，受到大肆宣扬的1971-1972年的尼克松-基辛格中国之行，其实挺顺利的。“考虑到时代的需要，中国与美国找到途径走到一起势所必然。”他写道，“这迟早会发生的，不管双方两国的领导人是谁。”两国都已疲于战争（越战、中苏边境冲突）与国内的矛盾冲突（尼克松治下的反战抗议，毛泽东治下的文化大革命）。两国都决意对抗苏联的挑衅，因此得以很快成为同道。面对莫斯科的威胁，两国领导人放下在越南与台湾上的冲突，停止各自例行的谴责——不管是谴责国际帝国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双方认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十多年里，这一条颇有成效。
可时代不同了。中国终于脱离了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疯狂教条，摆脱了中央计划经济这一无用的灵丹妙药；中国成为了一个工业强国。苏联及其帝国倒塌了。而美国，虽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但也开始带着传教士一般的热情推销民主，尽管美国对外国石油、商品与信贷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权力平衡发生根本变替，使中国与美国成为两个相互依赖的经济巨头，但却并未使两国建立包罗万象的战略伙伴关系规划。
正是为了展示有这种规划的需要，基辛格检视了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甚至走进中国古代历史以明确这个民族的性格（他发现这个例子很合适：中国人喜欢下围棋，一种耗时的包围游戏，而我们下国际象棋，寻求对中心的掌控与完胜）。基辛格参考了大量新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北京之行的笔记，以此赞美毛泽东的几位继任者的务实。他说，他们乐于待在已经恢复的历史边界内，愿意等待时机与台湾和平统一，最为坚定地继续他们的高经济增长并消除中国依然普遍的贫困现象。他对美国是否有能力继续保持稳定的外交政策则不太有信心，指出“民主过渡这一漫无休止的心理表演”其实是在不断邀请其他国家在我们身上“两面下注”。
正如基辛格的研究者所熟知的，他长期以来认为，民主对国家治理而言是一个负担 ——无论是美国国内民主的喧闹，还是我们对其他国家民主化的鼓动，莫不如此。
他再次想起20世纪70年代在任时的痛苦，当时他认为，越战期间美国的抗议活动可能会误导毛泽东相信，一场“真正的世界革命”就在眼前。他认为，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毁灭”、国会不再支持越战、对总统战时权力的新约束与情报机密的“大量外流”，所有这一切累加起来有损于与中国的准联盟，使美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显得软弱无力。他高兴的是，吉米·卡特并未让人权问题影响与中国的关系，而罗纳德·里根开朗的性格克服了他在与北京打交道时“几乎难以理喻的矛盾”，即便是在他提倡台湾独立这一设想的时候。
当然，对这种准联盟最为严厉的考验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对民运的残酷镇压。那场暴力镇压也考验了基辛格对于在外交关系中主张美国价值观的容忍度。
回想起来，他认为一切取决于局势：“有些对人权的侵犯行为实在令人震惊，”他写道，“根本无法想象继续保持关系会有何益处；譬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因为公开施压要么演变为改朝换代，要么就是退位，这种做法很难用于那些与之继续保持关系对美国安全颇为重要的国家。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尤其如此，对于西方社会对中国令人屈辱的干预，这个国家有着太多记忆。”
因此，基辛格很是赞赏乔治·H·W·布什总统的做法，他“熟练而又优雅”地行走在“钢丝”上，一方面在天安门事件后通过制裁惩罚中国，同时又通过私人信函并派特使表达歉意。基辛格注意到，比尔·克林顿总统一度想施压，但他明智地变得温和时，却并不受人感激；中国人“并不将撤销单边威胁视为让步，而且他们对任何有关干涉他们内政的口风，都极为敏感。”而乔治·W·布什，尽管也有他的“自由议程”，却获得了基辛格的赞扬，因其通过“合理平衡战略重点”，克服了“美国传教与务实两种路径之间的历史矛盾”。
如果美国将其对民主管治的偏好作为在其它中国问题上取得进展的主要条件，基辛格的结论是，“势必陷入僵局”。那些为传播美国价值观念而战斗的人值得尊敬。“但外交政策必须明确目标与手段的界限，而如果所采用的手段逾越了国际框架或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系的容忍度，就必须做出选择。”这一选择，他坚持认为，“不容回避”，尽管他自己也试图打回避的擦边球：“美国辩论最好的结局是将两种路径结合起来：让理想主义者认识到，执行原则需要时间，因此有时需要根据时势做出调整；让‘现实主义者’接受，价值观念有其自身的现实且必须融入到可行的政策中去。”
不过，在最后，基辛格还是为国家安全至上投了赞成票。这本著作中不时有对美国价值观的称赞，以及对人类尊严的承诺与义务，这可能有时真的会使我们的政策超越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事实上，在《论中国》出版后，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奥巴马总统冒险插手利比亚。基辛格或许感到惊讶的是，这一人道主义干预以及在利比亚改朝换代的企图，并未促使中国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然而，如今是在亚洲而不是欧洲，他认为，“主权至高无上”，而一切“来自外部的”改变中国国内结构的企图“势必引发巨大的始料不及的后果” 。此外，正如他在华盛顿实施现实主义政治时所坚持的，和平事业也是一个道德追求。
基辛格的经验与忠告这一中心主题必须从他在《论中国》中有时不着边际、大多熟悉的故事讲述中提炼出来。只是在书末他才讨论了未来中美关系这一基本问题：没有了共同的敌手来约束他们，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靠什么来保持和平，促进双方的合作与信任？
基辛格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回顾历史，那是英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艾尔·克劳(Eyre Crowe)1907年写的一份备忘录。克劳认为，“（德国）尽己所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符合德国的利益的，而这本身就会导致与英帝国的“客观”冲突，不管德国的外交官说或做了什么。如今在美国，基辛格注意到，有一个“克劳思想流派”(Crowe school of thought)，该派视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不相容”，因此最好采取先发制人的敌对政策。他感受到两国社会的焦虑在增大，他也担心那些声称中国的民主是信任关系前提的美国人会加剧这种焦虑。他警告说，隐含的下一次冷战会阻止两国的进步，并使两国“分解为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预言中”，而在现实中，双方主要的竞争更有可能是经济而非军事上的。
沉湎于自己对外交体系建构的习惯性偏好，基辛格坚持认为，两个大国的共同利益应该有可能“共同进化”到“一个更为全面的框架”。他展望，英明的领导人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类似于美国与欧洲建立的大西洋共同体。所有亚洲国家就可加入这一体系，这一体系当被视为联合的事业而非中美两大敌对集团的竞争。而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有责任去“建立磋商与相互尊重的传统”，从而使共同的世界秩序“体现各国的抱负”。
这确是基辛格首次北京之行的使命所在。他虽然没有这么说，却是将这个希望寄托在了那些与他分享相似观点的国家身上。
Max Frankel是《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报道了尼克松―基辛格1972年的中国之行。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1年5月15日。
MAX FRANKEL 2012年12月05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原标题为《基辛格论中国》
翻译：王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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