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文化大革命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不管社会舆论对温家宝总理的这段话给与怎样的解读和评价，也不管他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指什么内容，其中的“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没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有可能重新发生”的结论也毫无争义。更残酷的现实是，改革早已夭折，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已经不是有可能重新发生，而是早已发生了并还在继续。



　　改革的夭折



　　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执行和领导改革开放的总书记就已经讲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搞了十年，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展开，效果是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超前不行，滞后也不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这是两位都从在总理职位上亲自领导和指挥中国改革开放长达十年中的体会得出的共同结论。不同的是，二十多年前的改革领导者在他未讲这段话以前就找到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改革的实践中见到成效，让人们在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感到和看到了自己前景光明的未来。而当今总理的讲话已是三番五次，却终不见有任何改革行动的迹象，使人们在越反越贪的社会腐败和愈日扩大的贫富鸿沟中感到绝望。



　　那时候的总书记没有讲文化大革命可能重演，是因为掌握中国政局的元老们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过又站了出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两次打倒重新复出；官方已明确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中国的老百姓也在已实施的改革开放和平反冤假错案政策中很快摆脱了长期饥饿、半饥饿的生命威胁和逐渐消除了随时都有可能被当作敌人专政起来的精神恐惧，思想上刚从长达三十年意识形态禁锢的愚昧中解放出来，不仅从改革开放实践中感到和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景，听到和看到了外部的世界并非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日益深刻地反思到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非人”生活磨难的根源。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队伍里，北京大学生打着的那幅“小平您好”横标，真实地表达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声。因此，整个中国从上到下，绝不会有人想到要返回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当时的中国民间，也曾有流传说，中央有个叫邓力群的大官在差额选举落选后，还办着一个“刊物”宣传反对改革开放。普通老百姓听了都把他当作笑谈，嗤之以鼻。然而出乎世上所有正常的人所料，二十多年前的总书记在讲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这番话后，不到半月的时间，中国社会就遭遇到了那场众所周知的比文化大革命更惨烈的悲剧。总书记也被剥夺人身自由软禁起来，直至16年后生命结束仍未解除。



　　文化大革命只所以被视为浩劫和灾难，就在于它把新中国成立后一场场接连不断残酷的政治斗争发展到了极致。三十年的肉体饥饿和精神恐惧，使中国人不得不对共产党执政的许诺和能力产生了怀疑。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为中国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邓小平主政后，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顺应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民意，也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使国民经济一下子迸发出前所末见的生机活力。中国社会在五、六年的时间内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巨变。从而营造了新中国建立后最具光辉的十年历史；也复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人心中的希望和信心。然而，就在人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中将要看到希望的彼岸时，改革却到此被止。



　　以实施农村土地承包下户、放开城乡私人经济禁区、放宽乡村企业经营政策、试办深圳特区和允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中国而开场，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践表明，三十年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抑制中国经济发展、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怪物不是别的，正是中国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存在并全力庇护着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挽救和巩固这个刚建立起来就遭饿死三千多万人惨败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施行的红色恐怖。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现行的所谓公有制以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从而就必须也必然要改变现存的社会上层建筑即变革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这本来是多少学过点马克思社会科学的人就应该懂得的基本常识；然而却正是有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的人，死不愿承认或者硬要背抗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普遍规律。我们的改革开放一直被特意称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任何社会都不存在什么独立于政制体制之外的经济体制。我们所谓的经济体制，只不过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并受限于现行政治体制的一种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并非凭政治力量可人为改革。相反，赖以存在并直接维护和制约着生产方式的、以一定的思想观点、意识形态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国家的政治设施和制度，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就会成为破坏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力量，就必须进行改革以顺应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起步，首先是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复了党、国二元体制；掌握着党政要职的元老们高瞻远瞩让贤，退居“顾问”位置；具有改革意识、能力和魄力的年轻领导人走上了领导改革的岗位；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形成的宽松政治环境和改革共识，使改革的主持者和领导者与思想舆论界的精英们都从束缚现行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中解放了出来，敢于探索中国改革的路子。



　　改革初期的“解散农业集体生产组织”、“放开私人经营经济”和夭折前刚开始的“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等，当时人们都称为是“松绑放权”，实际上就是从下到上在逐步取消当权者对生产者自由发展的管制，解除现行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结果立竿见影。农业劳动生产年率三年增长7.2％，年均增长幅度是1978年前二十六年年均增长率的二十八倍。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开始摆脱饥饿威胁，各地相继冒出了劳动致富的专业户和万元户。乡村企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城乡市场出现日益活跃和繁荣的景象。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领域也呈现出生气盎然的春意。其发展势头是农村快于城市，个体胜于集体，乡村企业好于二轻，二轻企业好于国营。现在讲改革前是只抓阶级争不搞经济建设，并不符合实际。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六十、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等都是专抓生产大搞经济的运动。只不过都是由各级党政官员亲自领导、直接指挥，以“为革命”的命义，按行政命令，结合着政治运动的形式进行的。那时候叫作“抓革命，促生产”。放权松绑的改革成功表明，正是党和政府用行政命令直接干预生产的行为，造成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停滞不前。而党和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行为就是现行政治体制下公有制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



　　放权松帮、解除各级领导对经济直接干预的改革，必然会触动当权者们的权势和利益。解散农村集体生产组织，只不过是解除了农村干部们监管农民生产劳动的权力。农村干部本来就不属现行政治体制内“朝廷命官”之例，他们虽感失落，却无法形成对改革的阻力。更何况只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给了农民，土地及产品所有权的支配权还在他们手里。一到要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触动着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基础的公有制的神经，改革就难进行下去。



　　我们的所谓马列主义革命家们，都在国家自上而下的各级所谓公有制部门里掌控着占有和挥霍社会财富的权力；又都在现行社会政治体制内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就是他们各自的权力所有制。要改革政治体制，就意味着要他们放弃既得的权力和利益。于是，他们一面刮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旋风，设定出不许触犯的基本原则，喊着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号子，向刚露出点宽松自由的明朗天空释放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空气；一面千方百计将改革开放的政策控制在他们利益的轨道里，把摸着石头改革开放的河水搅浑，官勾结商，在浑水中摸鱼。官倒、商倒、行贿、受贿、贪污、走私，不择手段地把改革开放的果实装进了各自的腰包里。后来才公开爆光的首都钢铁厂周贯武、周本方案件，只不过是一个小例子。无奈的老百姓眼看着权势者们随心所欲地侵吞着改革开放的果实；首任领导改革开放的总书记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者们辞职；天真纯洁的青年学生要求惩治官倒腐败；敏锐、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惜冒再被专政的风险呯吁政治民主、推进改革；执行和领导改革开放的总书记讲话说不搞政治体治改革，经济体改革也进行不下去……首都北京的形势揪着全中国大地上每个人的心……人们焦急地盼望、等待着倡导和主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出面，表态，支持。万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比文化大革命更惨的悲剧。



　　轰轰烈烈充满希望的改革开放夭折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刚刚复活在中国人心中的希望和信心，从此从中国人的心中彻底离去。



　　文革的实质



　　温家宝总理的那段话语开头说的“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可以说这是指出了改革进行不下去和“文革”有可能重新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只所以没有清除“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是因为“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论断，经过官方传播形成一致的官方话语是：“文化大革命是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以官场上每提及一项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都说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而实际的文化大革命却并非只是林彪等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搞内乱。恰恰相反，它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在党中央及各级党的组织领导和军队的支持、党报党刊的舆论控制下进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政权合法性危机而引起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和权力争斗的继续。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面临抗战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形势，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并说明“共产党人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这并非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臆想，而是自鸦片战争暴露出中国皇权统治的危机以来，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几代中国有识之士，经过一、二百年探索中国政权合法性问题而得出的结论。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政权，是由当代世界人类的文明进程和中国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并非任何个人或集团可自由选择。所以毛泽东说：“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它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如果说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步骤是因国共内战错过了机会，在蒋介石兵败、国民党政权垮台后，继续实施第二个步骤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内战的胜利却使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党的中央决策者们突然改变主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民主建国，选择走上了列宁主义的苏联道路。而列宁主义的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高度分裂，伴随政权建立而崛起的“新阶级”已成了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强大的特权阶级。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证明，列宁主义的苏联道路不管叫什么名称，其实质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走上“打江山，坐天下，胜者为王”封建皇权统治的旧路。



　　毛泽东以其非凡的雄才大略，领导他的党成功地将中国政权夺在了手里，并博得了党内党外、举国上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一致欢呼，却无法解决“打天下坐江山”的皇权统治在现代中国的这个先天的政权合法性危机。现代封建皇权意识，使毛泽东感到周围处处是敌。世界各国民主政府，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残余，各类有头脑的知识分子，自食其力的工商业者和农村自耕农民，并肩作战的各民主党派和自己的党内同僚、军中功臣、身边的左膀右臂，似乎都威胁或妨碍着他皇权的确立和皇位的巩固。



　　建国初通过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三反”“五反”、划定阶级成分、整肃“高饶”反党集团，认证了新中国第一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党内外敌对分子，并通过参加朝鲜战争树起了国家的美帝国主义公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在与刘少奇争夺权力中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谋而自杀。



　　1954年起，一面通过批电影《武训》、批胡风文艺、批胡适思想，控制知识分子的言论，在全国进行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和教育；一面仿照苏联制度模式，通过在城乡农村开展肃反运动、发动贫下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实行统购统销、开展合作化运动、集中农民土地和手工业生产资料，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建成了所谓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把所有的工商业生产者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农村的小生产农民变成了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的农奴。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与马克思揭示出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正好相反。说明仿造苏联制度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马克思曾设想过的社会主义。



　　就在中国大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出现问题。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批判“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指责斯大林错误”的密秘报告。中国的农村、工厂、学校也都出现有群众“闹事”。为防止出现苏联和东欧的问题，在“八大”修改的党章中去掉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话语；为保住这个所谓的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大会之后，执行了与“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八大”决议相反和脱离中国社会现实基础的政策。



　　1957年，通过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对党内外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和社会上的不满分子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不仅对明确的敌人地、富、反、坏、右实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专政，而且将全国所有的人都纳入不确定的“人民”和“敌人”范围，使每个人都处于随时可能被成为“敌人”的恐惧之中。在全国人人争取做“人民”，除“社会主义好”外没有任何杂音的形势下，1958年2月开始提高落后的生产力，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通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掀起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结果造成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的“非常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惨败结果，成了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起缘。



　　在“三面红旗”运动中，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将国家的教育方针从“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提升为“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让所有的中小学生都生活在了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先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中。1959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1958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前进，而是一个巨大的、全面的跃进。”，“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



　　1959年7月，为纠大跃进中的“左”在芦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却以开展反对彭德环反党集团的“右”倾而收场；1960年到1961年，农村面对严重的饥荒困难，民间流传着“黄牛黄，黑牛黑，明年土地各归各”的“谣言”，搞起了包工到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生产，并得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认可和支持。1962年为讨论工作经验、端正工作作风、统一思想搞好经济建设而召开的下至县级以上的七千人大会，结果却开成了讨论造成三年饥荒责任的“出气会”。国际上也有来自包括苏联老大哥在内的舆论指责。从以上反映出来的社会不滿情绪，使毛泽东非常担心。为遏制这种社会不满的漫延和升级，1962年9月，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地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国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他在会上公开否定了“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八大”决议，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号召要“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毛泽东的这些与中国社会现实针锋相对的观点和提法，就是他日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指示，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正式表述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会后，从1963年2月起，由刘少奇亲自领导，采取由国家党政机关派工作组，到基层发运动群众揭发基层干部的传统方式，在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以农村“四清”、“城市”五反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群众对直接领导和欺压他们的基层干部揭发出来的贪污私分等问题及表现出来的不满怨气，使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乡村的材料揭发不少，城市的问题更严重。基层政权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革命左派，三分之一是中间派，三分之一在坏人手里。按照毛泽东指示，1964年7月由彭真负责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展批判文化界、理论界一些著名作家、学者及其作品、论点，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控制；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前十条）转向了“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后十条）。之后不久，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的路当权派”（二十三条）。



　　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论点可知，他的意图是要通过发动群众揭发挖掘斗争那些他指出来的国内外反对“三面红旗”的“阶级”敌人，并通过强大的宣传舆论，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控制在拥护“三面红旗”的意识形态里，以达到巩固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刘少奇领导搞的群众反贪官运动，却是在为这个制度“抺黑”，不仅不符合他的意图，而且正是在动摇着政权的底层根基。毛泽东接连两次试图扭转运动的方式，但四年运动中已经暴露出来的群众与地方官僚的矛盾冲突，使他感到在现有的党与国双轨运行的官僚体系下已是不可能的；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是由于党与国的双轨运行使他的意志不能贯彻下去。加之他本人的封建皇权意识、苏联赫鲁晓夫批斯大林在他心中的阴影、高层官僚们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等等因素，使他决心要将这个双轨运行的官僚体系摧毁重建。经过深思熟虑，在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决定撤销原彭真负责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一个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6月1日起，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6月3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并制定了包括“内外有别”的《中央八条》政策，限止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冲突。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撤销了工作组，并将此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毛泽东写出并印发《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接着，他亲自率领中央领导人，通过八次在天安门上召集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学生），发动开展起了他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第一条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目的是……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经过表明，所谓触及人们的灵魂，就是运用国家暴力机器，通过所谓“阶级”斗争、群众专政手段造成社会的红色恐怖，用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住人们的思想。其目的是迫使人们把三年饥荒饿死人的痛苦说成是幸福，把“三面红旗”运动的惨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以保住这个表明政权合法性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



　　三年之后，举国上下，家家正头安放毛主席像，门前挂上毛主席语录牌，院中建起毛主席台；人人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热爱、信仰、崇拜、忠诚）；每个人哪怕在潜意识里偶然出现一丝“对社会主义有怀疑”的念头都会被自惊出一身冷汗。人们的思想被完全控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里，又被驱赶到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新三面红旗经济建设运动中去。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中共“九大”的胜利召开说明，毛泽东不但成功地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灵魂，而且成功地利用群众运动摧毁了政权内党、国双轨运行的官僚体系。“九大”后紧接着通过“设立不设立国家主席”的争斗，清除了文化大革命副统帅林彪的反党集团后，被夺权的各级党政官僚除高层与刘少奇有历史关系的人外大都被站出来，成为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邓小平以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的承诺复出，被毛泽东委以副总理重任。中共十大之后，毛提议邓小平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一）、总参谋长等要职，并高度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很强、人才难得”。1973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作的政治报告中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十大”的报告表明，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巩固和加强皇权统治的效率。之后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会议不仅通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而且在经过修改的宪法中增加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实质性内容，突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性质由“人民民主国家”改写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由五种改写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增写了人民公社、“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不设检察院、国防委员会；地方政府由人民委员会改成革命委员会。这个通过文化大革命摧毁重建起来的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政权体制，正是2011年被利比亚民众推翻了的卡扎菲独裁专制体制。中共“九大”、“十大”和第四届全国“人大”宣告的结果证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实际就是毛泽东在企图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建造其政权合法性的经济基础失败后，为巩固其皇权统治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实行的政治恐怖。



　　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发动群众，以革命的名义，运用帝王权术，采取斗争方式开展的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为着塑造政权合法性和清除异己而进行的。由于封建皇权统治与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矛盾、与中国社会发展要求政治民主的矛盾，以及封建皇权内部（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致使每一场斗争的结果，都是树立起一批新的敌对分子，造成了又一个新的危机，成为下一场运动的原因和目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通过一手制造又一手掌握、控制和操纵着的全国内乱，将其封建皇帝的权术和骗术使用到了丧失人性、令人发指的地步。他让在半饥饿的状态中的人们，自己斗私，相互揭发批斗，文斗，武斗，官报私仇，卧底，告密，出卖朋友和亲人……对中国社会和人心造成的裂痕和伤痛至今难能痊愈。



　　分娩的痛苦



　　温家宝总理的那段话中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又出现社会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而现实社会中，政治权力对国家全部社会资源的垄断，并非是一般的社会分配不公；官控舆论媒体的谎言宣传，远非普通的社会诚信缺失能抵；官场上无官不贪的腐败，并非仅是官员个人在搞腐败。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多，原本应是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标志，更应该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共同富裕、崇尚社会道德的物质基础，而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财富大量集聚，却导致了贫富鸿沟扩大，社会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横行。这个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相悖的结果，至少说明我们的国家制度根本就不是，实际上也根本就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象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饿死人的饥荒，使中国人不得不怀疑共产党许诺和领导的社会主义一样，改革开放被夭折的悲剧，自然会让人们怀疑：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究竟是怎么回事？



　　1976年，当文化大革命还在“就是好，就是好”的颂歌声中进行时，两桩突发的大事件影响了中国政局的演变。一是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暴发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自发的民主运动（“四五”运动），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四五”运动随时遭到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卫戌部队的血腥镇压，但她不但预示了毛泽东靠文化大革命政治恐怖巩固皇权统治的失败，而且直接打乱了毛泽东选择安排皇位接班人的部署；邓小平被二次打倒。二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相继接连着去世，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毛泽东去世后，在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中，掌握着军政实权的元老派获胜，邓小平再次复出并主政中国。从三面红旗大跃进经济运动的惨败，到阶级斗争政治恐怖的破产，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毛泽东为共产党政权合法性而建造的“先进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悬在空中。



　　邓小平主政后，办了两件悠关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大事。一是关押了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呼唤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原“四五”运动骨干分子。二是1978年末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中共“九大”“十大”政治决议和毛泽东去世后召开的“十一大”“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政策，并在后来的改革中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相继提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发展经济的战略。从而开创了中国十年改革开放的政治局面，也奠定了邓小平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实际上，当时世界各地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正在风起云涌。当时的中国如果不进行改革开放就没有任何出路。不仅中国八亿农民要继续挨饿，就是所有端铁饭碗吃饭的社会主义大锅里也要无米可下。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一经起动便不可逆转；真正的改革无论叫什么名称，只要一经启动，它就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朝着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方向进行。所以当改革要触动到皇权统治者们的既得利益时，后台观阵的“顾问”元老们，便动用他们手中掌握着的军政实权，将真正的改革开放宰杀在了摇篮里。用他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就是“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创建和建设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深知，如果不把极少数人制造的……就会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不仅十年改革的成果保持不住，而且，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都有丧失殆尽的危险。所以，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老同志一定要挺身而出，坚决同他们进行斗争，决不退让。决不能有丝毫含糊。”



　　官方宣布要结束文化大革命，进行改革开放，老百姓自然以为就是要结束毛泽东的专制统治，让人们发展经济，走自由幸福的生活之路。原来，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浩劫、内乱”，只是为元老们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呜屈。他们提出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只是要用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大跃进，继续建造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以巩固他们打下的江山，维护他们坐天下的既得权力和利益。为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邓小平指示出台了回避历史问题的《中共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指示说：中心意思是“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他说：“‘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指示“决议”的起草者：“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



　　由于作出历史问题决议是要通过结束议论历史问题、回避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以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以保全党的光辉历史，所以，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只是否定了“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群众运动”搞文化大革命的表面形式，而刻意回避、掩盖甚至继续着文化大革命的专制实质。当时，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决议”出台后确实达到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效果。相信如果改革开放能按其初衷继续下去，中国没有人会再回首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然而，由于改革开放的被夭折，人们不仅怀疑他们搞改革开放的真正动机，而且许多当初对邓力群们反对改革开放嗤鼻的人，如今也变成了对他们公开呼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力挺和支持。当然，人们怀念的只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谓“民主”形式，而当局却是在将改革开放宰杀之后，随即就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由，全面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一元化专制统治秩序。他们将领导改革的总书记随意“辞职”并软禁；将所有呼吁政治改革和惩治官倒腐败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关押、流放；并依靠军队，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恐怖替换了阶级斗争的专政恐怖。



　　就在中国全面恢复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1989年的冬季，东欧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和平转型为民主政体。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大潮和中国已经开放的自由经济，使执政当局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所谓四项基本原则，除了第三项“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外，其它三项除继续对民众实行思想控制外，对执政者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为了坚持封建皇权统治，他们只能放弃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空想，走上了靠国家权力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专制资本主义畸形道路。



　　1992年初，中国社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形势下，邓小平通过发表“不改革没有出路；不问姓社姓资；一切向前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为主要内容的“南巡讲话”，让仍然执迷在坚持所谓社会主义道路里的各级当权者们，揭掉了套在中国社会政治机体上的意识形态束缚，毫无顾忌地带领举国上下、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各路人马，紧紧围绕在党中央的核心周围，不问政治，不谈国事，人人盯着钱字，寻找机遇，抢先致富。象当年掀起的大跃进一样，搞起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谓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际就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主师爷陈云设计的所谓“鸟笼经济”。他比喻说市场经济是鸟，计划经济是鸟笼，要让鸟在鸟笼里任意飞舞。具体就是在保全现存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机制和先进生产技术；利用政府垄断和掌握着的全部国家自然资源和没有人权要求的人力资源，以不干涉内政为准入条件，引进跨国资本和招徕外商，让资本主义的苗在中国这块肥沃的社会主义草地上结出比资本主义更丰厚的果实。



　　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任何的社会改革，都只能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其经济基础”的阶段，人们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自觉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变革其上层建筑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而我们的马列主义革命家们却发明创造出了一条“利用现有政治权力，通过吸收掌握先进生产力，维护旧的生产关系，使之服务于现存经济基础以巩固现存上层建筑”的逆反规则。



　　二十年来，在市场经济大跃进中，中国社会不讲公正是非，只认等级贫富。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势，没钱不能生存。争权者、敛财者、顾命者，都在为追钱而拼命。由于这个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举国市场经济体，以其高度的垄断性、高效率和不计成本的绝对竟争优势，创造了中国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并使国内财富全部聚集在了权力资本的名下，不仅把中国塑造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造就了为数可观，富可敌国的豪门巨族，加固了皇权统治的经济基础，圆满完成了为巩固上层建筑服务的使命。从而保证了中央党权、国权、军权集于一人一身，地方党委、人大书记一人独任，基层两委支书一肩挑起。整个社会党、政、商结为一体，实现了比文化大革命的党、国一元化更完美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专制。



　　然而由于这个野蛮的畸形市场经济体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以权利为中心的生产关系，使新兴科技生产力受到严格控制和压抑；使市场竞争和财富分配只能在权利垄断的不平等条件下不公平的进行。由于它排斥来至外部的任何压力，拒绝现代民主法制的规范监督和人类普世价值观念的约束，使官僚权利的贪婪和资本唯利是图的贪欲本性合为一体在市场横行；致使无限膨胀的利益欲望不择手段，丧失起码的道德底线。因此，伴随着这个野蛮的畸形市场经济体产生而同时产生、与经济快速发展而同步发展的，是国家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残损破坏，是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的整个劳动者弱势群体，是越演越烈越反越旺的社会腐败和越积越多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时，迅速膨胀的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国发展模式，既令世界青睐瞩目，也使全球化经济运转失衡，自由市场经济体陷入了难以克服的经济危机。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要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栽了跟斗。二十一世纪伊始，中国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腾飞进入资本主义。有官方文人说是我国用二三十年的间时走完了发达国家二百年才走完的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不管怎么说，它都从两个方面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一个科学论断：“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它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7页）。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终于跳不过自然的经济发展阶段，开始了由封建农奴经济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型；再一个方面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偏见，使中国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还必须经受先进国家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探索建立民主法制的现代文明政治而经过的五六百年流血斗争的阵痛，难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林松，共识网 2012-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