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為中共上台立下了汗馬功勞

《新史記》蘆笛


張東蓀是誰？今天的讀者可能沒幾個人知道，然而此人也曾在“天翻地覆慨而慷”之際，為中共上台立下了汗馬功勞，連《毛澤東年譜》都留下了他的芳名。

《毛澤東年譜》第一次提到他時這麼說：

“1941年12月10日，根據毛澤東對國社黨的估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國社黨的策略的指示。指示說：最近國社黨張東蓀、湯薌銘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謂兩黨合作抗戰綱領，主張經濟上以社會主義為原則，採取計劃經濟，實現農業集體化。這完全是托派的主張，是挑撥中共與地主資產階級的關係，以孤立我黨的陰謀。國社黨是一個極端投機取巧的集團，它有時以右的面貌出現，從國民黨方面挑撥國共關係；有時以‘左’的面貌出現，企圖從共產黨方面離間國共關係。因此，我們對於國社黨應嚴加警惕，不應與他們簽訂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報紙上公開反對國社黨。”（注1）

所以，張東蓀讓毛痛駡，是因為他在中共尚在叫賣所謂“新民主主義”時，便搶先提出了共黨的治國綱領（毛所謂“托派的主張”也就是斯大林的主張，因而也就是毛澤東的主張，凡是看過拙著《野蠻的俄羅斯》的讀者想來都該知道這點），因此引來偉大領袖的嫉恨。


張東蓀

但《年譜》第二次提到張東蓀時，毛的態度就完全變了：

“1948年4月27日　寫信給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請他經過妥善辦法告訴張東蓀、符定一，感謝他們的來信，對他們的一切愛國民主活動表示熱烈同情，並邀請他們二位及許德珩、吳晗等民主人士來解放區參加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關於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及綱領政策問題。會議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在哈爾濱，開會時間在今年秋季。會議的決議必須參加會議的每一單位自願同意，不得強制。”

該條原注：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曾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46年參加中國民主社會黨，為主要領導人之一，11月因反對民社黨參加偽國大，宣佈退出該黨。”（注2）

在此信中，毛對張東蓀、符定一的特殊垂青，甚至超過了對當時更有名望的“民主黨派”領袖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人。這是為什麼？符定一還可解釋為毛念其與他的師生之情，張東蓀又是靠什麼掙到了這份殊榮？《年譜》的注解其實已洩露了此中消息。

國社黨是張君勱與張東蓀成立的，早在1938年便為國府承認，是參加國民參政會的黨派之一。張君勱是中華民國遷台前的最後一部憲法的主持起草人。該憲法雖不得不秉承孫文“五權憲法”思想，製造出迭床架屋的國家機構，但對人民的權利的界定與具體保護措施非常完備具體，在這方面堪稱中國有過的最理想的憲法，遠勝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1941年，國社黨與其他政黨結成民盟（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抗戰勝利後，國社黨退出民盟，與民主憲政黨合併，改名“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勱為黨主席，張東蓀也是主要負責人之一。1946年11月，該黨決定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張東蓀為此與張君勱決裂，公開宣佈退出民社黨，加入民盟，抵制國民大會。

張東蓀是在什麼時代背景下，作出這旗幟鮮明的政治表態的？

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正式簽署停戰協定。協定明文規定：
“（一）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二）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三）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但有一條關鍵但書：“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東北九省境內調動並不影響。”（注3）

停戰令於13日午夜生效。然而僅僅兩個月後，中共便在蘇聯人唆使下公然踐踏協定。3月17日，毛澤東電令東北局：“速與辰兄（蘆注：指蘇聯）接洽，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占住，不讓國民黨駐一兵一卒”（注4）。共軍隨即攻佔已為國府依法接收的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城市，並按毛的命令大肆破壞北寧路與長春路。林彪還執行了毛澤東死守四平的命令，在四平阻擊北上接收的國軍，揭開了全面內戰的序幕。

待到國軍大敗林彪後，毛為了報復國府，下令在關內大打，除命令共軍在關內破路，還要求他們“破路應十分徹底，務使長期不能修復”，並指定必須攻佔的城市：山東共軍攻取泰安、大汶口、張店、周村、德州、棗莊等地，而晉冀魯豫的共軍則必須攻取長恒、考城、永年、聊城四處。（注5）

這些行為公然踐踏了共產黨人簽字畫押的《停戰協定》，尤其是其中“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的規定。而這是任何一個主權政府都不能坐視的：鐵路交通一旦癱瘓，國府漫說再無可能向東北增兵完成接收，就連國民經濟都要崩潰。此令下後一個月，其強大威力就顯示出來了。6月19日，徐永昌在謁見蔣介石時就指出：“共黨果有意稍事相安，似應知難而止。否則我人當毅然進剿。今日不辦，僅就斷交通厄我經濟一事，即倒政府而有餘。”（注6）

然而中共並未“知難而止”，卻在當天就發起了晉西戰役。毛澤東也在同一天決定在全國大打（注7），緊接著就為共軍規定了“北線奪取三路四城，南線三軍奪取津浦線”的戰略目標（注8）。全面內戰迅即開場，抗戰後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就此斷送。

當時的資訊是公開透明的，張東蓀應該完全知道共黨上述違約行為。在此情況下，他卻公開反對國府實行憲政，甚至不惜退出他參與創建與領導的民社黨，中共當然要心花怒放。周恩來就曾把“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於反對蔣記國大，跟著我們走了”，視為“八年抗戰和最近一年來談判的成果”。（注9）（《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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