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在西南联大创造奇迹培养出杨振宁朱光亚李政道

    吴大猷及其堂兄弟吴大业、吴大任是上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品学兼优的学生，被誉为“吴氏三杰”。我家与吴家是远房亲戚。我1959年毕业后分到南开，同在校任教授(后又任副校长)的大任先生及夫人陈己同教授常有交往。1992年大猷先生回母校，我有幸拜见，并读到先生赐赠的6卷本杂文、随笔集《吴大猷文选》(繁体字版)及回忆录，景仰之情油然而生。1997年大任先生病逝后，我常去看望陈先生。陈先生也毕业于南开，与三兄弟是同时代学友，她向我讲述了不少往事。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之际，我愿与读者分享自己所了解的关于大猷先生在西南联大那一时期的感人故事。

    战争粉碎了幸福生活

    “七七事变”时，吴大猷新婚仅仅10个月。他在北大任教，事业如日中天。然而美满的生活突然被战争打断了。朋友说北平形势紧张，劝他们暂时避一避。他本没想走，但觉得正值暑假，天津有二姑妈家，不妨去住几天。他同母亲、妻子带着些随身衣物便匆忙去了天津。

    9月，吴大猷接学校通知：政府令清华、北大、南开3校师生集中到长沙。吴大猷上路，母亲和妻子经二姑妈、二姑父劝说，留在天津。

    吴大猷乘坐一艘小轮船，同舱有他的恩师饶毓泰夫妇，以及清华教授黄子卿和朱自清。他们买的是到香港的船票，但因晕船，到青岛便下船了。抵达青岛不久，只见又一艘来自天津的船进港，吴大猷从下船旅客中竟然发现了妻子阮冠世，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他走后，阮冠世不听家人劝告，执意上路寻夫。也许是她的坚贞感动了上苍，终于在茫茫人海中同他奇迹般相遇，两人禁不住喜极而泣。

    他们一行人从青岛乘火车，几经周折，吃尽苦头才到达长沙。清华、北大、南开3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0月1日开学。长沙开始遭敌机袭击，空袭警报频繁。恰好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四川大学设有讲座教授。饶毓泰和同事们劝吴大猷接受川大的讲座工作，因阮冠世体弱多病，到成都会安全些。吴大猷夫妇只得再次奔波。

    投奔西南联大

    由于敌机轰炸，临大于1938年初迁往昆明，校名改为西南联合大学。

    吴大猷十分向往西南联大。妻子的肺病不适应成都潮湿、阴雨的气候，曾大量咯血，而昆明四季如春，对她健康有益。他还得知饶毓泰的夫人因病猝逝，国难家愁使得饶先生心情很坏。老师的处境令吴大猷不安，因此毅然决定投奔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师生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教师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最大乐事，学生以“受业于名师而苦读”为人生幸运。吴大猷见到众多熟悉的师友，备感温暖。

    饶毓泰的情绪十分消沉，吴大猷、郑华炽等弟子便陪伴老师消愁解闷。吴大猷请老师每天在自己家吃晚饭，然后陪他打牌。饶先生输了没什么，赢了就高兴得像个小孩。阮冠世偶尔也参战，吴大猷不喜欢玩牌，三缺一时才上场，一有人来便急忙退下。他只为让老师开心而已，老师除了读书，打牌就是唯一娱乐了。

    首部专著

    北大为筹备40周年校庆，请教师提供论著。吴大猷开始撰写《多原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这也是他在北大研究工作的继续。在序中，他对饶先生多年的关怀、提携表示了最诚挚的感激。

    书稿于1939年春完成，寄到上海一家出版社。恰好夏天饶先生去上海看女儿，便替他做了校对。书出版后得到好评，获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奖金3000元。这对吴大猷是个极大鼓舞。他没想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居然能够出版，真是难能可贵。

    吴大猷的著作出版后很快就传到了国外，是该领域内当时唯一的专著，立即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扬。美国一家出版社擅自翻印了3次。1943年该书又获教育部科学研究著作一等奖，吴大猷从而享誉国际物理学界。几十年来这部专著始终是世界各研究院在该领域的标准手册。到了1970年代，它还在各国流传、使用，并获极高评价。直至如今，作为一本经典著作仍被国际学术界所重视。

    岗头村的艰险岁月

    从1940年秋起，昆明的空袭警报开始频繁。西南联大坐落于昆明西门外。北大在距城郊五六公里的岗头村盖了两排简易平房。这些房子泥墙、泥地、纸窗，每间13多平方米，备有行军床，供教职工紧急疏散时使用。

    后来敌机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次“跑警报”，吴大猷夫妇和几位同事竟跑了十几里，跑到岗头村。他们已疲惫不堪，无法回去了。大家说既来之则安之，干脆就住下吧。这样一来，吴大猷每天上课往返要步行两个小时，很是辛苦，鞋袜消耗得极快，裤子的膝盖处打着个膏药似的补丁，但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一天下午，吴大猷上完课遇到空袭警报。待警报解除，他懒得回岗头村，想去城里自己家睡一夜。他进城先理发，理发店里人们在谈论哪儿被炸了，哪儿着火了，他也没在意。理完发便到郑华炽家吃晚饭，然后朝自己住处走，准备次日清晨从家直接去上课。途中遇到同事江安才和一个工友，挑着一担东西慌慌张张地赶来，吴大猷才知道自己的家中了4枚小炸弹！他觉得好后怕啊，若不是住到岗头村，他和妻子就一命呜呼啦。

    吴大猷赶紧回家，见所有东西都埋在瓦砾下。同事们帮着挖出来，运到岗头村。两口缸虽完好无缺，但最让他心疼的是缸里储存的面粉掺进了很多碎玻璃和泥沙，扔掉怪可惜的，后来用水冲洗后，做成了面筋。

    简陋实验室

    当时联大的条件很差，无法开展研究工作。吴大猷十分重视维持研究者的精神状态。他认为不能让教师和学生有长期感到无法工作的苦闷，为培养及训练战后恢复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才，应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添置设备，开展科研工作。

    他请北大租了岗头村的一间泥墙泥地的房子作为实验室，把从北平运来的三棱柱等放在木架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

    正是在吴大猷的努力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原子、分子光谱的简陋实验室。他说：“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通过实验，得到一些结果，尽管都不是很重要或太有意义的成果，但他觉得这总比不做要好。

    一颗颗“钻石”

    吴大猷对学生十分负责，充分准备每一堂课，授课内容广泛，讲述透彻，并以身作则培育学生进取与严谨的学术作风。他是最早将现代物理学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在教学中总是不断努力把学生领进新的科学领域。

    杨振宁认为是吴大猷把新的、革命性的“量子力学”带到了中国。吴大猷于北大和联大培养出的学生，后来都成了中国物理学界的中坚人才。例如，马仕俊、胡宁、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黄昆、杨振宁、张守廉、黄授书、李荫远、朱光亚、李政道，以及台湾中研院院士朱汝谨（即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97年诺奖得主、当今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之父）等人，他们都把吴大猷看作敬爱的师长，念念不忘他的教导。

    1941年秋，杨振宁进入联大四年级，准备写毕业论文。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十分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到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前途。

    “古典力学”学期结束时，吴大猷拟下十几个论文题目，任学生们自选一个。转年春天，杨振宁去拜见吴大猷，请他作自己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谈到毕业论文的题目，杨振宁选了《以群论讨论多元分子之振动》。吴大猷就把一本《现代物理学评论》递给他，让他看其中一篇有关分子光谱与群论关系的文章，看似简单的数语点拨，就确定了杨振宁一生的方向。从此把物理与数学结合起来，研究对称原理，成了杨振宁终身的研究方向，日后也是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成果。他始终把吴大献视为恩师。

    黄昆后来回忆道，自己“幸运地被吴大猷先生接受为他的助教、研究生。我到达西南联大后听的第一门课就是吴先生讲的‘古典动力学’。听课下来后，我感到十分激动，觉得对物理学理论之精湛有了新的理解，对进一步学习物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1994年吴大猷先生通过杨振宁先生赠给我一本书，它恰好就是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复制的、我1941年听课时吴先生的《古典动力学》讲稿。这本十分详细的宝贵资料充分显示吴先生讲课的深厚功底和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在他赠给我的这本《古典动力学》讲义的扉页上，吴先生亲笔写了下面一段话：‘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该课中约二十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

    1941年秋，吴大猷时常在课后，在联大西北角的一扇小门外，在一条很长的轻便铁路边，和“这样一群学生”讨论物理学问题，他认为这“可以说是从不易得的群英大会”，是他人生的一大乐事！

    正如吴大猷后来将杨振宁、李政道喻为钻石，那么上面提到的一长串学生也都是钻石。一颗颗钻石在中国物理学界和世界物理学界闪烁着耀眼光芒！

    死神擦肩而过

    1943年春天一个下午，吴大猷搭一辆马车去上课。他坐在车尾，下坡时马忽然惊了。他的头撞到车上，摔了下来，昏倒路边。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苏醒，步履艰难地走回家，一进门又昏迷了过去。幸好邻居有位医生，经检查诊断为脑震荡。他卧床近一个月。

    吴大猷受伤苦坏了阮冠世。她本是个病人，见丈夫终日昏昏沉沉，既害怕，又担忧，而且劳累不堪。吴大猷稍好，她便倒下了。

    阮冠世躺在床上浑身出虚汗，脉搏微弱，心慌。医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给她注射葡萄糖和盐水。她用玻璃管吸吮牛奶和桔汁维持生命。吴大猷不停地为她擦汗，喂水，换衣，把湿衣烘干。

    梅贻琦校长和郑天挺总务长来看望，见病人如此虚弱，两人脸色严峻。梅校长临走时对吴大猷说：“如需请医生，可用我的小汽车。”

    第二天北大办事处派来一名工作人员，看来是准备帮助料理后事的。

    见她病成这样，吴大猷不敢移动，又担心付不起住院费，一直没送她入医院。这种情况持续到冬天，他已身心交瘁。他的著作曾获教育部奖金，当时他送了一部分给位朋友。如今那朋友听说阮冠世病重，又将钱送还他们，这真是“雪中送炭”。经医生劝告，又在朋友帮助下借到一笔钱，找了辆救护车，由同事陪同，将她送进医院。过了一段时间，病人才逐渐脱离危险。

    喂猪 摆摊

    到1944年，日本本土常遭盟军轰炸，侵略者顾不得再来昆明肆虐。空袭警报停止，生活恢复平静。但战争已延续了太长时间，民众的物质生活越来越艰苦。每人每月只供给4斗糙米，米里还掺有大量沙子和糠壳，难以下咽。

    在最窘困的时候，吴大猷养了两只小猪，打算养到年底卖掉换些钱。他每天都要为喂猪操劳一番。后来因妻子病重，得在医院照料病人，便委托黄昆帮他看家。当时一头猪已死掉，另一头长得很大，黄昆每天将它赶进小猪舍都非常困难。黄昆说：“那头猪凶猛无比。每晚把它赶进小猪圈，我都要经过一番奋斗。”

    黄昆将这一情况写信报告给老师。吴大猷此刻已无心顾及猪的事，便回信让黄昆到村里把猪卖掉。

    此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教授的月薪在抗战初期还能维持3个星期，到了这时只够半个月了。许多教授夫人都为家分忧，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还有做食品的。梅贻琦夫人做糕点——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取名“定胜糕”，做好后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梅夫人还在大西门旁铺块油布摆地摊，把家中衣物拿出来卖，以贴补家用。

    阮冠世出院后仍需卧床休养。吴大猷既要上课、搞研究，还要干家务活儿，比别的教授辛苦得多。他每天早晨去上课时带着菜篮，篮里放着杆秤。上课前将菜篮放在教室，下课后提着篮子去菜市场。妻子早就患有肺病，吴大猷常做一道家乡的滋补膳食——隔水文火炖牛肉汤。到了昆明，若买不着牛肉就捡些牛骨头回家熬汤。

    一天，他好不容易买着两条小鲫鱼，心中很高兴。拿回家放在院里，走开没一会儿，眼睁睁地看着一只乌鸦把一条鱼叼上了天空。鱼虽不大，可是很难买到，剩下的那条又怎么做呢？让他心疼了好一阵。

    在家务活中，他最怵生炉子。生炉子的道理，他会讲得头头是道，但一实践就失败，只得将烧不着的煤炭放到邻居炉上煨红，再拿回来放入自己家炉内。

    日本投降前夕，大家都为返回故里准备路费。不仅梅夫人摆地摊，其他人也干起这种买卖。吴大猷说自己在这方面是教授中最先出马的一个。他卖掉妻子的一件短皮袄，还把托人由香港带来的一些东西也卖了。总之，将能卖的都卖光。到抗战胜利学校复原离开昆明时，吴大猷夫妇的全部家当仅仅是两只没能装满的手提箱。

    又发现一名奇才

    在那人心动荡的日子里，忽然有个学生千里迢迢，慕名前来投奔吴大猷，学生名叫李政道。他拿着一封介绍信，写信人是吴大猷在美留学时的朋友梁大鹏。李政道原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读一年级，是家里人认识梁大鹏，托他介绍来昆明投靠吴大猷。

    当时正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吴大猷便同物理、数学教师商量，让李政道随班听课，参加考试，若及格，到暑假后正式转入二年级。其他教师也都同意了。

    李政道各门功课学得十分轻松。每天课后都找老师，要求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吴大猷发现他的求知欲非常强烈，简直到了奇怪的地步。有时吴大猷的风湿病发作，他便给老师捶背，还常帮老师干家务。无论吴大猷给他多深的书和多难的习题，他都能很快读完做完，然后再来索要更多的书和题。

    从李政道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看，不难发现，这个孩子思想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于常人，是个天才！在那样的环境里，吴大猷发现了一名奇才，自然十分欣慰。无奈自己当时处境不好，除了上课，便是服侍病妻，还要盘算柴米油盐问题，以及每天摆脱不了的买莱、做饭、生炉、洗衣等劳作。他非常疲惫，自称“狼狈不堪”，实在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为这名高材生准备更多的参考书和习题。所幸李政道天赋极高，几乎不需要老师讲解。

    中国知识分子的奇迹

    1945年秋，吴大猷和北大化学教授曾昭抡、清华数学教授华罗庚被军政部召到重庆。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会见了他们，提出准备筹建一原子弹研究机构，请他们提出建议。吴大猷回招待所拟就一份建议。建议经陈、俞考虑后认为可行。接着蒋介石召见吴大猷，称已下令拨出一大礼堂和10万美元，要他们做一颗原子弹。吴大猷说原子弹是研究出来的，不能只在大礼堂炼一个弹。他建议，发展核弹，钱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人才。蒋介石立即承诺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作为奖助人才赴美深造的经费，至于出国人才则请吴大猷等3人推选。

    回昆明后，吴大猷推选物理方面的两个名额。首先选送大二学生李政道，在联大的研究生和助教中，他是最具天赋和最勤奋的。另一名选定清华助教朱光亚，因这时杨振宁已考取清华留美，黄昆已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华罗庚和曾昭抡也都各自确定了人选。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业，但吴大猷的工作没有结束。6月，一个研制原子弹的单位组成。原子物理及原子核物理是门陌生的学科，吴大猷为即将出国深造的学生开设“量子力学”课。 

    在艰苦的西南联大，吴大猷不仅培养出一批科学精英，而且科研硕果累累：专著一部，论文17篇和译著一部。这就是抗战期间，物质条件难以想象的恶劣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创造的奇迹。

龙飞，《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