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2日 星期六
晚清铁路国有化之争:一批愚蠢的明白人
6月13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的内容传至成都。这项合同就是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粤汉及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为投资抵押,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的权利,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但聘请英、法、德、美人各一名为总工程师,工程建造竣工后,在借款未清还以前,大清政府仍派欧洲人或美洲人作为各铁路总工程师。合同还规定,这两条铁路除钢轨由汉阳铁厂供应外,其余均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派人担任购买外洋物料的经理;粤汉、川汉铁路延长时,如用外国资本,四国银行享有优先权。
这项合同从纯商业的眼光看,就是一份合同。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合同内容传到成都,被任意解读,舆论哗然,认为所谓国有其实就是卖路,就是要将铁路的修筑权、管理权全部移交给外国人。对于外国人控制中国路权,中国人特别是四川人特别敏感,向来认为某国铁路所到之处,就是某国国权所及之地,路一成而国权随之转移。换言之,按照四川人的思路,朝廷将铁路收归国有,他们并不反对,但是他们反对朝廷将这些铁路交给外国人。路权尽失,重于卖路。这份借款合同,名为抵押,实则供奉。何况除了借款,还有外国顾问,路权政权,两受干涉。这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亡国吗?
原本主张接受朝廷铁路国有化政策、趁此机会将铁路修筑权交出去的着名报人邓孝可也在舆论影响下发生急剧转变,从先前拥护铁路国有化转而讨伐盛宣怀,反对国有化。他在题为《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这篇文章中表示,读过这份借款合同后,方才明白盛宣怀的奸谋,因而他号召四川省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内抗政府,外联华侨;债票不售,合同自废。四川省人民应该与广东、两湖人民团结一致,死中求生,与卖国奴盛宣怀抗争到底。
邓孝可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四川立宪党人的觉悟,使他们意识到先前的考虑无疑是与虎谋皮,想让盛宣怀帮他们偿付川汉铁路公司的亏损比登天还难。无计可施,只有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将这些问题交给人民,期待利用人民的力量迫使盛宣怀有所改变,能够顾及四川人特别是四川立宪党人的脸面。所以,四川人的情绪在四国银行借款合同传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那几天四川的各团体、各学校到处都在开会,都在研究借款合同,都在寻找化解危机的突破口。
6月16日,失望至极的四川立宪党人和绅商两千多人汇集至铁路公司开会,讨论合同对于国家与铁路存亡的关系,一时哭声震天。情绪激动的与会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建议、请求乃至哀求,都被朝廷、被盛宣怀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过去那种文明的、和平的争辩已经不能奏效,也一去不复返了,四川人民的未来出路、川汉铁路的未来前途,都必须依靠激进的、规模庞大的有力手段去争取。鉴于这种特殊环境和目的,常态的股东大会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们动议立即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成立全省保路同志会。
对于这次会议,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提前获知了消息,遂派军警进行弹压,不料军警到场后,发现与会者在后排的多伏案私泣,军警听到也相顾挥泪,不忍镇压。
特别股东大会散会后,与会者连夜抄写通知,布置会场,分头联络,一直忙到第二天(6月17日)黎明。
这一天上午,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在成都岳府街川汉铁路公司召开,大幅标语悬挂在公司门口。做讲台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台上台下据说有差不多上万人。川籍翰林院编修颜楷摇铃宣布开会,紧接着就是报人邓孝可向大会报告铁路国有的相关问题。邓孝可的报告之后是罗纶登台演讲。
罗纶是一个白皙的胖子,人并不高。他登台向全场的人作了一个揖,开口便以洪亮的嗓子发表演讲,强调盛宣怀将四川给卖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省完了,中国就此完蛋了。说了这么几句后,罗纶号啕大哭,效果也就出来了。满场都跟着号啕大哭,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少年的,大家都在哭,都在高呼反对铁路国有的口号,反对盛宣怀出卖路权的口号。
据说,整个会场足足哭了三十分钟,罗纶才接着往下说,建议四川省人民组织一个临时机关,一方面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要联络全国的人一致行动。这个临时组织就是保路同志会。
罗纶的呼吁获得会议赞同,大家以呼声回应认同,于是川汉铁路公司第七次股东大会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推举的会长是蒲殿俊,他是省谘议局的议长,这是罗纶当场动议,大家当场山呼同意的。罗纶是谘议局的副议长,理所当然地成了保路同志会的副会长。会议还发表了宣言,认为朝廷新成立的责任内阁野蛮专横,实贯古今中外而莫斯为甚;政府的借款合同,其本质就是要将人民置之死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合同。宣言强调,借用外债,我们并不反对,借债而不交资政院议决,则我们誓死必争;收路国有,我们不争,收路送给外国人用来借款,不待谘议局、股东会议议决,则我们誓死必争。会议号召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一起抗争,维护权利。
会后,与会者全体步行前往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表民意,请求朝廷收回成命,并处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王人文在总督衙门接见了这些来访者,由于他本来就对盛宣怀铁路国有政策不满,于是痛快地接受了民众请求。他说:“四川总督是朝廷派来代四川人办事的,四川人对政府有什么意见,总督有代你们转达的责任。你们就将方才说的要求递交呈文,我立刻代你们电奏,并代你们力争。一争不行就再争。哪怕为此丢了官,能尽到总督的责任,我王人文心里也高兴。”
王人文的态度对四川人民有着积极影响,许多人觉得总督都这样说了,事情应该有希望。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更何况,他们相信朝廷这一次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因为朝廷错听了盛宣怀的话。送掉了湘、鄂、川省的铁路,罪在盛宣怀一人,与皇上无干,与川省及他省官吏无干,甚至与洋人无干。他们将要成为立宪国家的国民了,他们就要学着立宪国家文明人的样子监督政府,誓死要求政府悔约保路,不要使用过去义和拳那种野蛮的手段,不能有任何野蛮的心理。
然而,许多事情的因果关系都很难说。保路同志会在王人文的影响下号召文明抗争,而文明抗争在朝廷那里引起的反应就是无所谓。朝廷此时无论如何想不到铁路国有政策会带来这样大的影响,他们也就无意接受王人文的建议,更不会宣布惩处盛宣怀停止铁路国有化的政策。6月17日,清廷宣布对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股本的处理办法,粤、湘、鄂、川四省所抽所招股票,尽数验明收回,由度支部、邮传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厘给息。嗣后如有余利,按股分给。倘愿抽本,五年后亦可分十五年抽本。未到期者,并准将此次股票向大清、交通银行照行规随时抵押。说到各省差异,规定指出,粤路全系商股,现从优每股先发还六成,其余亏耗之四成,并准格外体恤,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湘路商股,照本发还,其余米捐、租股等款,准其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并准照本发还,其因路动用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发给国家保利股票。至于四川的川汉铁路,最为麻烦,规定表示川路宜昌实用工料款四百余万两白银,准给国家保利股票,现存七百余万两白银,至于是入股,还是留作四川省兴办实业的资金,悉听其便。至于川路中的那些倒账和亏空,清政府的善后方案中只字不提。这不免使四川人心里不高兴。
从朝廷策略看,朝廷和盛宣怀清楚知道各省铁路筹资情况、修建情形,清政府显然希望以分而治之的办法区别对待,化难为易,逐步解决各省铁路建设中的问题,然后将路权收归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建设。
清政府的想法是好的,公平地说,做得也不错。广东、两湖铁路公司的股东们在得知朝廷的方案后也没有太多意见,即便觉得从纯粹商业立场来看吃了不少亏,那也没有办法,个人、公司永远不是政府和朝廷的对手,也就只好默默认了。
然而,由于解决方案中对于川汉铁路公司筹资款中倒账、消耗掉的资金没有给予弥补,这使川汉铁路公司高管很恼火。假如不出现铁路国有化,这些倒账、亏空还能继续掩盖下去,现在朝廷急着将铁路国有化,亏空、倒账的事情注定要败露了。这怎能不使川汉铁路公司高管,也就是现在保路同志会的领导层着急呢?于是他们分头动员各州县积极成立保路同志会分会,期待利用民情迫使朝廷让步。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四川省保路同志会会员就激增至十万余人。重庆及各州县、乡镇、街道都成立了类似组织,以及一些按照界别成立的保路同志会,诸如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四川学界保路同志会等,四川各界都在短暂的时间里深深卷入这场斗争中去了。
四川省绅商不能同意朝廷和盛宣怀的解决方案,是因为他们交给川汉公司的资本是真金白银,现在盛宣怀对那些亏空不考虑给予补偿,就要将路权要走,这就意味着那些亏空永远不可能补回来了。假如这个路权继续留在四川人手里,说不准什么时间柳暗花明,那些亏空还有填补的机会。四川省绅商抱着这样的心情加入了抵制铁路国有化的运动,加入了保路同志会。
从同情理解的立场说,四川省绅商的要求并不过分,不过盛宣怀的做法也有道理。他们的亏损、挪用、倒账,为什么要由国库去弥补呢?川汉铁路公司纯粹的商业活动为什么要行政补贴才能解决呢?双方的道理相互冲突胶着,任何一方都看不出让步的迹象。
四川人的立场深刻影响了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的看法。由于人在现场,受现场气氛感染,他对四川人有相当多的同情。他不愿意听从朝廷的指令对抗议民众进行镇压,只能任由四川局势持续恶化。
对于四川人的要求,盛宣怀、端方没有站在绅商的立场上理解被破产、被剥夺的滋味,而是一味想方设法剥夺绅商的财产。他们一方面授意川籍京官甘大璋等人联名呈请,将川汉铁路股本一律换成国家股票;一方面于8月19日任命李稷勋为国有川汉路宜昌分公司总理,代表朝廷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万段,将绅商股款700万两白银转作国有铁路股金,并且代表铁路公司同意邮传部派员清查账目,使川汉铁路权资本尽失。这一损招终于彻底惹恼了四川人民,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此展开。
马勇,《容忍历史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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