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四十年代在国立师范学院干了些什么

　　这是没人作过的题目。

　　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杨绛《我们仨》作“蓝田师院”，不确切），直属教育部，1938年11月创办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院长廖世承（1892～1970）。

　　储安平，1909年生，1966年后下落不明，著名政论家。1932年毕业于私立光华大学政治学系。1936年至1938年游学欧洲。

　　1940年11月，储安平应聘为国立师范学院公民训育学系教授。公民训育学系，简称公训系，相当于政治学系和教育系的结合。据袁哲《本院公民训育学系选修科目分组意见书》（《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二十七期，1940年12月1日），该系课程分四类：一、普通基本科目：党义、国文、外国文、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概论、本国文化史、西洋文化史。二、教育基本科目：教育概论、教育心理、中等教育、普通教学法。三、分系专门科目：政治学、法学通论、总理学说、伦理学、中国政府、中国政治及伦理思想史、青年心理、社会心理学、心理卫生、公民教育、训育原理与实施、教育哲学、学校卫生与体育、民权行使与实习、升学及就业指导、毕业论文。四、专业训练科目：公民科教材及教法研究、教学实习。储安平教的是政治学，六学分。系主任袁哲（1906～？），1942年2月改由谢扶雅（1892～1991）担任。

　　储安平到校当时有记录。1940年10月21日出版的《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二十三期“本学年各系新聘教员”名单里有储安平。旬刊第二十七期（1940年12月1日）记录公训学会于11月18日举行欢迎会，欢迎新增教授陈定谟（1889～1961）、储安平、朱有瓛（1911～1997）三先生。同年12月7日储安平参加公训系系务会议（第二十八九合期）。

　　当时储安平才三十出头，是一位普通的教授，也担任一些职务。学校实行导师制，《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二十六期公布各系训导导师，中有储安平。1942年1月16日储安平参加了“本年度第一次导师会议”（第五十六期）。储安平是1940年和1942年两个学年的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六期、第七十四期）。1942年学年担任课外作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七十四期）。1943年学年担任建筑委员会委员（第一〇一期）。1943年国立师范学院成立三民主义学术研究会，指导委员中有储安平，会长是廖世承（国立师范学院三民主义学术研究会编《行仁》创刊号，1943年11月）。

　　《国力月刊》是中国国民党国立师范学院党部1941年1月创办的，开篇论著就是储安平的《爱国之战》。《编后》有云：“抗战已有五个年头，忍痛牺牲，大家为的什么？不是为了爱国吗？储安平先生找出了历史的证据来，益使我们相信是为爱国而战的。储先生曾任《中央日报》主编，现任国立师范学院政治学教授。”

　　1941年2月10日，储安平作讲演，题为《英国政治》。《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三十四期（1941年3月1日）报道：“本院于二月十日举行第六十四次总理纪念周，到全院师生五百余人，由廖院长主席并报告院务毕，即请公训系教授储安平先生讲演，讲题为《英国政治》，对于英国人民‘公允’、‘守秩序’、‘重理智’等美德，多所发挥。”

　　《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三十四期头条发表储安平《行重于言》，编者识曰：“储先生前在本院六十五【四】次纪念周讲演《英国政治》，编者曾请其将讲稿交本刊发表。储先生该次讲演，并无底稿，因以此篇见惠，交本刊发表。本文不啻为青年守则，编者对储先生甚为感激，并希阅者特别予以注意。”

　　国师附中为参加蓝田青运周英语讲演比赛，1941年4月28日特在大礼堂举行英语讲演挑选赛，请钱默存、汪西林、储安平三先生担任评判（《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第三十八期）。钱默存（1910～1998）是英文系主任，汪西林（1902～？）是总务主任兼公训系教授。

　　《国师季刊》第十期（1941年4月）刊登储安平《英国历史上的外族侵入》，已经收入储安平所著《英人·法人·中国人》。

　　在蓝田，储安平和端木露西开办了一家出版社，名叫袖珍书店。1943年5月，储安平主编《袖珍综合文库》丛书出版。《国力月刊》第三卷第五期登有广告：

　　袖珍综合文库

　　储安平主编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前重庆《中央日报》社主笔

　　特约国内知名学者教授作家经常撰稿陆续出版

　　第一批出书目录

　　最近一百年之湖南学风钱基博著（每册五元）

　　本书论汤鹏、魏源、罗泽南、李续宾、王鑫、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八人，不重事功之叙述，重性格之剖解，研究其学问道德之如何涵养、文章事业之如何成功，描写深刻，论见严整，且详他书所不详。钱先生来湘五载，读湘贤书逾千卷，故手此一册，等于读湘贤文集千册。

　　最近五十年之中国政治陈之迈著（每册三元）

　　四十年前之小故事吴稚晖著（每册一元五角）

　　本文系吴先生自述四十年前如何识蔡元培先生，如何从事革命，并涉及汪逆精卫、附逆璧君之种种丑史。

　　纵横谈欧洲谢贻徵著（每册二元五角）

　　本书集有小品八篇，用最优美之文字，叙述欧洲之见闻与风云，趣味高雅。

　　海外小笺端木露西女士著（每册二元五角）

　　本书集有书信十一封，系作者赴欧途中所作，文笔隽永。

　　袖珍书店出版湖南蓝田光明山

　　钱基博（1887～1957），时任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书名为《近百年湖南学风》，上下册，广告介绍的是上册。陈之迈（1908～1978），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教授，后为《观察》特约撰述；储安平《英国与印度》系陈之迈出版（科学书店，1943年）。吴稚晖（1865～1953），国民党元老，时居重庆。谢贻徵（1912～？），时供职于中央银行。端木露西（1912～1995。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称其早已病故，大误），储安平夫人，作家。这套书传世极稀，只有《近百年湖南学风》重印过（求知书店，1945年；岳麓书社，1985年）。据俞润泉《旧籍重光》（《读书》1987年第4期），《袖珍综合文库》为五十开的薄本子，土纸印刷，但别致得很，售价之廉，一本大约等于一碗阳春面。

　　其间储安平曾往桂林任《力报》主笔。《力报》中储安平的文字尚待发掘。1944年4月25日《国力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终刊号转载了《力报》上储安平《我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编者按：“本年二月一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向苏维埃最高会议建议修改苏联宪法，使苏维埃十六联邦之每一邦均有与外国发生外交关系并缔结条约之权，各邦并有权征募红军，建立本身独立之军队。此项新闻自莫斯科发布后，全球人士惊讶不已。对于此次苏联修改宪法之用意纷加推测。国立师范学院公训系教授储安平先生适在桂林，因为某报撰写《我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一文，连刊三日。查国内报纸对于此次苏联修改宪法，当无一报能详为论解有如储氏此文之精深独到者，而关于改组红军，俾予各邦建军权一节，中外评论，更少提及。储氏此文在桂发表后，大受各方注目，凡注意苏联问题以及研究宪法人士，无不将此文剪下，珍藏参考。本刊承储教授面允转载，无任荣感，望读者细心研究，幸勿漠然视之也。”

　　在国师，储安平完成了《英国采风录》、《英国与印度》两部著作以及《英人·法人·中国人》的大部分。《英国与印度》自序署“1943年4月1日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中云：“在战争时期从事著述，已多困难，何况他所寄身之地又复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小镇，在那儿既无任何特别材料供其参考，也无‘灵通的消息’有助于他安置结实的判断。他最初实未计及此稿可以出版；他今将此稿付梓，亦仅以应一般欲考察英印关系者之需求而已。”《英国采风录》自序署“1945年4月10日于国立师范学院”，中云：“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在这几个月中，他及他数以百计的同事，大都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伙食琐事之上，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然而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以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著者因于离乱之中，每日仍舒卷濡笔，稍事记述；当他所执教的学院西迁粗绪勉可复课时，他虽随作随辍，亦终写成了十章。”

　　由于战事，1944年春夏，国立师范学院迁至湖南溆浦，储安平随往，十月开学复课。储安平何时离开国立师范学院，还没有找到文献记载。据黄孝旸、戴孟文的回忆（《国师在溆浦》，《上海师大报》2002年10月22日）：“国师协助溆浦县民众教育馆开展抗战形势宣传教育，敦请了国师著名教师，如储安平（常住县民教馆）、皮名举、周邦式、石任求等多人为县民教馆开设讲座。”下文谓储安平1946年初尚在溆浦参加国民教育师资进修讲习会，似乎不确——储安平1945年秋在重庆创办《客观》杂志。

　　《爱国之战》、《行重于言》、《我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这三篇文章未尝为学人道及，而于研究储安平以及现代政治不无裨益，值得绍介。

　　《爱国之战》首先历数百年来中国的屈辱：“这一百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里是供人宰割不图自强的一个积弱之国。在外交上，这百年间，我们割香港，丢琉球，让越南，丧缅甸，弃朝鲜，失台湾，失土之广，丧权之多，以及辱国丑事之百出，不仅欧美绝无，抑亦国史罕见。”外交如此，内政又如何？“自乾隆以降，朝政日非，祸变迭起，南京条约刺激虽大，我们的统治阶级实未尝真能觉悟。直至英法联军之后，乃有曾、李的革新自强，康、梁的变法维新，但他们都未能获致预期的效果。清室覆亡，民国肇生，面目虽变，原料未换，前二十年间，军阀割据，内乱频仍，以致民不聊生，国命日蹙，而终有九·一八之变。”储安平断言：“九·一八之变是这一百年来我们外不能追随世界大势，接受西洋文化，内不能刷新政法经济，登国家于富强的一大结局。这一大变局在中国现代史上实是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既然抗战已经发生，我们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文章在列举了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意大利、德国等国都是通过战争“由散漫走向统一，由衰弱变成富强”之后，得出结论：“外患常促成国家的团结，对外抗战凝炼了全国人民的体力和智慧，燃烧起他们最高的卫国的情绪和心灵。”储安平强调民族主义是抵抗侵略的关键。他引法国历史为证后，笔锋直入——“自从海禁大开东西接触以后，社会文化起了彻底的变动，西洋式的民族主义的思潮，逐渐灌输入中国。这种受西洋文化影响的新的民族思想，因外患的迭来愈益深入……今日中国人民正以同样的爱国心驱逐我们的敌人，我们已将我们的血肉，智慧与灵魂，砌成了一条新的长城。”

　　针对“今日中国正在建设一个新国家的阶段之中”这一时局，《行重于言》开篇即云：“在并世各国中，我私心最景仰英国和德国。”因为“英德两国国民性格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行’字”。在对比了英人法人不同性格并列举英人种种行为之后，储安平赞美“英人所特有的合作本能、组织本能、自治本能，再加上重视实践的天性……使大家真能鼓起劲来出心出力地实实在在做一点事情”。他还用事实说明了“天下事全在人为”：“英国这一大帝国，版图这么大，年代这么久，在全世界惊涛骇浪中，屹然不动……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实践’，就是‘干’。”同时他也佩服苏联：“那一片冰雪的北极，人迹不到，生物难存……然而在那北极之上终于插上了苏联的国旗。苏联的飞行员也终于从莫斯科横跨北极而飞抵了旧金山。这是人的能力，这是‘为’的结果。”储安平最后强调：

　　这种“行”的精神我觉得今日中国应充分提倡。今日中国正在建设一个新国家的阶段之中，在这艰辛建国的过程中，有许多地方我们自应加以反省。过去我们太爱空论，太不爱实干，太重于言，太不重于行，所以社会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嘲言。我们认为一切不能实行或不去实行的空谈，对国家社会，都无裨实益。我们要寡言，要尽量的减去浮华之气，要变得着实，要重视“行”，无论何事必须实际去做，方生力量，方有效果，不实行，只谈论，那是时间的浪费，精力的浪费，智慧的浪费——总结起来还是国家的浪费……战争本身原有推陈出新的功用，我们希望中国在抗战中能洗炼出一个新的国家来。这一个新中国的新精神之一，就是“实践”，就是重“行”。

　　《我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很肯定地把这次苏联修改宪法的作用定性为“是外交的而不是内政的”，并从三个方面分析其外交作用。首先储安平认为“此次苏联修改宪法，将外交权畀予苏维埃十六个邦的每一邦，使之能与其他国家发生外交关系，缔结条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增加发言权。他在预测了“战后的世界将由美英苏中四强领导”，而“欧洲部分，或将听命于英苏美三强的决定”后，分析了苏联出台这一法案的背景：“苏联的处境是比较孤立的。”战后的欧洲，如果“采三强决定的方式，英美两国的观点比较接近；如果采多数表决的方式，法比荷挪波捷等国的态度，必定比较倾向英美”。因此“苏联才未雨绸缪”，在将来的和会上，为自己争取“更多发言的机会”。苏联的这项修宪案在战后和会上能否发挥作用，储安平对此也有预测：“各加盟共和国家能否因此即可参加和会，尚须视时势的转移为断。不过‘政治’是很抽象而富于弹性的，一切全凭实力为转移。”第二，关于“规定各邦可以建立军队”，作者认为“在这次战争结束以后，一定跟着发生裁军的呼声”，“世界的和平是必须维持的，这是大势所趋，无人敢公然冒犯”。但是，“苏联的土地是这样广大，国防线是这样绵长”，所以“他们更不愿放松自己国防的警戒”。而英美“坚持着他们对于裁军问题的若干原则的限度”，“由于历史的及利害的原因，英美观点当然更加接近，苏联在这种处境下，必须采取对策”。接着储安平评价了斯大林在修宪中的作用：“史达林委员长是当代第一流深谋远虑的一个政治家，此次苏联修改宪法，规定各邦可以建立军队，其结果，使苏联的军事单位本来只有一个的，现在变成十六个。将来实行裁军时，无论将苏联海陆空军限制到什么程度，苏联至少有十六个有独立建军的单位；这十六个裁军以后的军事单位，其军力总数，将较裁军以后有如修宪以前的苏联一个军事单位的军力为大，当无疑问。”那么，给予各邦外交权与建军权，是否会造成苏联的分裂呢？储安平剖析道：“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外交权和和战权是两件事，建军权和和战权也是两件事，此次苏联修改宪法，各邦获有外交权与建军权，但是否可以自行决定和战，电讯简章并无提及。我们若以常理推测，大概各邦不会有和战权的。进一步言之，和战必须颁布和战法令，既须经过法令的程序，而宪法规定各邦的法令若和苏联的法令抵触者无效，则在意决上，苏联仍有充分力量控制各邦的军事行动。这是就法理而言，若就事实言之，苏联的政治的运用和英美一些民主国家不同，苏联的政治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指挥的，苏联各邦的政治发动中枢与苏联中央的政治发动中枢，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苏联不致因各邦有外交权即建军权而与中央发生分离的现象的。”文章最后更是点破了这次苏联修改宪法的根本目的：

　　要知苏联对于世界的霸权，素非毫无兴趣者，不过今昔环境不同，所采的方式也不同罢了。现在苏联既将积极参加国际间的各种竞争，他自须采用各种必要的手段，俾助其外交上的运用。苏联对于战后之欧洲，抱负究为如何，我们尚难具体论列，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对于战后欧洲问题的解决，苏联必有苏联独特的计划，我们都知道苏联对于波罗的海、东南欧、巴尔干等地带，是非常有“兴趣”的；而大斯拉夫主义，也并不能说完全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最近苏波纠纷，苏联根本不承认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其间尤饶意味。这次苏联修改宪法，规定各邦有外交权和建军权，使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可以成为一个半独立或近于独立的国家，对于一般尚未加入苏联而又相当倾向苏联或依赖苏联的小国或政治单位，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宣传，这一宪法的改变，将来能发生多大作用，固尚有时事实表现，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宪法上的改变，其间所含的意味是很深长的。

　　此文可谓识卓见远。

　　王雨霖，《书屋》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