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5日 星期六
许倬云:中国历史的合、分、合
郡县制度的确立
经过春秋战国的酝酿,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逐步演化为列国制度。最后的七国争雄,都尽力强化动员资源的组织能力。为此,七雄分别发展了相当有效率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系统。各国也时时彼此学习发展的经验。在法家学者们手上,综合整理为管理学的理论;这是有关政治组织及其运作的第一次理论化。荀子、韩非子、李斯等人,综合了管仲、商鞅、申不害、慎到诸人的经验和讨论,不仅在理论部分有更完全的讨论,而且终于在秦帝国的组织形态上,得到了实践的机会。秦始皇统一天下,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其管理系统之完备和充实,在当时各处的大国,可谓独步。这个组织的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皇朝制度大体是一贯的。秦朝立下的帝国组织,在大原则上,改变不多。
这一代替封建制度的国家组织,我们称为“郡县制度”,即是中央直接管辖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经过两层或三层的金字塔结构。秦朝一千多个县,归属五、六十个郡。汉朝在郡的一级之上,又加了十三个州。郡县金字塔结构上端,就是皇帝的朝廷,有总揽全部事务的政府。政府和皇室内廷是分开的:皇室内廷,处理皇帝的家庭事务;政府有丞相或相当于丞相的人物,领导了不同的部会,分工办事。中国的文官结构,还另有特色,就是有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监察单位,称作御史台。政府之内文武也分途,文官和武职各自有自己的行政系统。皇室自己的财务和国家的财务是分开的。国家财政也有预算、执行和考核三个阶段。如此复杂的管理组织,中国大帝国的管理系统,无疑是世界历史上的空前创举。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汉朝文官制度,有“察举”选拔人才。当然察举制度以前,秦帝国的官员们,大多是从有军功的人员派任,并没有经过民间的察举。汉武帝的时代,察举制度才逐步发展,从民间选拔优秀的年轻人,在地方政府服务;有了地方政府的经历,这些人方才由地方首长推荐,集中在中央的“郎署”,学习观摩中央政府的运作和各种法令。经过数年历练,年轻的“郎”分发到中央或地方去做比较基层的官员,内外互调,学习各种事务。有些人在某些专业较有专长,就可能一生的经历都在这专业范围内发展。经由察举制度,一方面在全国吸纳优秀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有一个训练和考核交叉进行的过程,使得文官的候选人具备专业的能力。汉朝文官制度之下,担任主管的官员,在他第一次担任的前一年,应当是见习期间;见习期间成绩满意,此人才正式接任。见习制度是保证这个官员的能力和职务是相称的。整体言之,汉朝的文官是根据才能任官,而不是根据社会渊源或社会地位任官。个别文官的工作成绩,也有定期的考核。地方官员定期将期内的工作成绩,呈报中央;中央即可从地方送来的报告之中,不仅知道官员成绩的好坏,也能够理解全国各地的情形。因此,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文官系统,不仅是人才流转的机制,也是一个信息流转的机制。
如此专业化的政府,既有训练官员的机制,也有收集信息的功能。所以,秦汉帝国具有强大的开展能力。秦汉帝国陆续在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山林地带,一步一步地开发,将这些地方逐渐吸纳为中国所有。而且,一旦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就整体融合在中华天下之内。秦汉帝国能长久保持其坚实的凝聚性,应是由于有了如此高效率的治理系统。相对而言,在下一章我们会论述,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就缺少一个如此专业化的组织,也因此不能有坚实的核心,维持开拓和发展的成果。
秦汉的经济与思想
与帝国管理制度相应的,是秦汉逐渐发展的市场化农业经济。战国以来到汉朝初期,中国也曾经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城市,作为交换的中心和生产的中心。但是,在强大的皇权之下,到汉武帝的时代,政治权力不容许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至于可能威胁到已经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汉武帝时代,政府重税劫夺工商业的财富,打击城市经济,中产以上皆破产。以农村为基础的农舍手工业,遂成为生产日常用品的主力;农舍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配合在一起的地方产品,也经过帝国铺设的全国道路网,发展为一个全面的资源交流网络。在这个网络上,农村之上的市镇和城市,成为一级一级的集散中心,将全国的资源分布于各处。这一逐渐扩大,终于笼罩全中华天下的经济交换网络,其持久性和稳定性,和政权所寄的皇朝互相配合,将中国有效地建构为一个持久的共同体。于是,即使政权有时分裂,区间经济的互相依赖,会促成中国天下恢复统一。中国人相信,“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正是反映政权分裂、经济整合的现象。
在学术和思想方向,秦始皇虽以法家手段统治中国,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但是正如李斯撰稿秦碑碑文的陈述,秦皇朝高举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和儒家价值相当符合,也是着重儒家提倡的孝、悌、忠、贞。秦皇朝一样希望有安定的社会,也一样希望政府能够替百姓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汉初,道家得势,政府无为之治。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得到政府的支持。
官家的教育机构,太学,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当然都是以儒家的学术为基础。西汉董仲舒感应学说盛行,其门徒持有道德和知识的勇气,依据“天命无常”的理论,批判号称授命于天的皇权,甚至主张刘汉的天命已终,应当让位贤者。这种理论,当然不为皇权所喜。王莽就借用这一套理论,夺得刘氏政权。到了东汉,皇权就禁止再有假借天命批评时政。东汉儒家的学术活动,相对于西汉而言,走向经典化。儒生们的精力,不再放在董仲舒等人发展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而是谨守经典传承的家法,他们的工作转向于整理经典,致力于训诂和阐释。儒家学说固定化,使儒家变成僵化的系统。这僵化系统丧失了西汉时代的活力,许多学者成为皇权的拥护者。
由合而分的嬗变
西汉开始发展的三个系统:政治系统、学术系统和经济系统:三个建构中国的大网络,到东汉时,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的网络,都发生了问题。政治领域,原意在选拔贤能的察举制度,日久弊生;地方层次逐渐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一些豪族,彼此提拔,将自己的子弟,察举进入文官系统。一代又一代,各地的世家大族,垄断社会资源,俨然成为地方上的统治阶层。本来相当活泼的社会流动,逐渐走向僵化。中央层次,又有依附皇权的宦官和外戚,狐假虎威,窃取权柄。中央与地方间,皇室和文官系统间,争夺权力,不断冲突,相当地削弱了国家的统治力。这就埋伏下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的分裂。
在学术方面,僵化的儒家系统已经不能够应付变化的时代,也不能应付道家的复兴和外来佛家的挑战。终于,新近传入中国的佛教,吸引了大量信徒。多少回应佛教的道教,也拥有庞大的群众,其中有些门派,组织了汉末大规模的武装集团,黄巾、五斗米道,等等运动,大乱一起,势如燎原。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天下分裂为三国,然后在面临外族侵略挑战之下,中国长期地陷入战乱,三、四百年,不得安宁。
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外族挑战中原。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长城以内的农耕社会,秦汉两代,一向在长城线上对峙。匈奴游牧帝国的强大战斗力量,迫使中国筑长城,隔离内外。基本上,中国守边为主,偶尔出击,保持僵持的局面。武帝时代,汉庭用全国的人力、物力,也不过扳个平手。然后,利用匈奴内部的矛盾,拉拢南单于,还是不能平伏漠北。公元89年、91年,窦宪北征,终将已经被困于持续寒冷的匈奴打败。
匈奴,这个庞大的游牧帝国,灭亡以后,北方草原的空间,许多本来服属匈奴的族群,纷纷建立自己的部落。这些族群基本上力量还不强大,而且也未必具体地按照文化与血统组合,其中有些散户,不论原来的族属,被吸入附近的部落。当时,北方气候寒冷,草原上的部落,一波一波,向南迁移。匈奴故地,先有匈奴留下的余众,及其近属羯人,接着有乌桓,后面跟上来的是原在东北的鲜卑。中国西北,则是羌人和氐人,他们崛起于西藏高原下的坡地和草原。这些族群,乌桓最先移入中国北方,被北方军阀编入内战的军队;曹操的骑兵,即是乌桓骑士。羌人早已是东汉边患;东汉军阀董卓就拥有彪悍的氐羌骑兵。在西晋因为内乱,终于崩溃时,这些北族,有不少个别人众,因为北方寒冷,牲口冻死,逃荒南下,进入中国,为奴为佣;后赵君主石勒,就曾经被人掠卖为奴。更有武装部落,成群迁移,纷纷跨过边境,进入中国内地,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国家,此起彼落,互相并吞。最后进入中国的鲜卑拓跋部,统一了淮-汉以北的旧日中原。
北族建立的诸国,并没有发展为列国并存的体制;那些部落首长,都想夺取整个中国天下,无论如何微小的国家都自称为天子/单于。拓跋氏的北魏,不断吸收中国文化,取得留聚汉人地方领袖的合作,终于涵化为中国模式的朝代。这一发展的方向,和欧洲蛮族入侵后,各自建立国家,颇有差别。
分裂后的再度整合
永嘉南渡,大批汉人陆续迁移长江流域和南方腹地。汉人在江南建立政府,朝代更换五次。中国南北长期分裂,号为南北朝,达三个世纪之久。北方扰攘,汉人向南迁移,乃是长期延续的缓慢过程,从东汉时代,即已开始,三国吴、蜀,以至永嘉以后,汉人在南方的扩散,经过长期的开拓,南方中国的文化面貌,遂是延续的深度涵化。汉人不断地经过交通干道,进入南方的山林地,先是南方主要港口,经过支流的河谷,网状地分散,汉人的开拓者,几乎掌握了中国东南部和西南部,在这过程中,非汉族的少数族群,有的是迁往别处,有的是同化于汉族。大概南方经过两百多年的过程,终于和整个东南部和西南部完全吸入中国文化圈。无论在北方,或者在南方,汉人和外族,处处人口的血统,不断混合,构成多元的泛中华族群。
在文化方面,儒、道、佛三家的学术思想,在这过程中,佛教依附胡人君主的庇护,鸠摩罗什等人翻译不少经典,华僧道生、慧琳等人阐释经义,传教工作,迅速开展,并且为大乘佛教的华化,奠定基础。道教则由古老巫觋信仰,经过陆道静、葛洪、寇谦之等人的努力,吸收道家哲学思想,发展为自然和生命的深邃神学,也制定许多仪节,俨然吸引众人的宗教。三家各自分别吸收另外其他学派的成分,逐渐整合为一个中国形式的三家融合。在经济上,由于政治不稳定,货币缺乏信用,遂转变为以谷、帛代替交易单位的自然经济。不过,前面曾说过的资源交换网络系统,有助于区域间的资源交流,中国北方和南方,虽在政治分离下,仍旧脱不开经济的彼此互相依赖。而且,经济网络的整合,终于有利于政治的再度统一。
公元第七世纪,中国统一于第二次的大帝国,就是隋唐大帝国。但仔细审查,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北方的民族成分,改变了北方人口的基因。到今天,中国北方人的基因成分,和南方的基因成分有显著的不同,身高体重、骨胳,都有相当不同。中国的北方吸纳了蛮族的成分,南方则吸纳了南方少数民族成分,这些少数民族其中有一些人就向海洋发展,成为所谓南岛系统。中国文化,在思想方面,有其高度的一致,但南北之间的生活起居,却也有相当差距。以饮食而说,北方是面食,南方是米食。语言而说,南方逐渐建构了一套今天与后世所谓北方官话的语言,而南方古代汉语的若干特色,吸收了少数族群的成分,构成南方许多不同的方言群。中国的思想方式,虽然还有相当的一致,但内部也呈现多元化。如前所说,一枝独秀的儒家,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不只在形上学上,不能有足够的活力,面对佛、道的挑战,而佛教和道家也互相影响。三家各自有进一步发展;要到隋唐时代,甚至宋代,才进一步整合,也逐渐走向成熟。
总结而论,秦汉到隋唐的统一,这中间已经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从盛而衰、合而分、分而重合的过程,文化是由一个单一趋向多元,集中趋向于分散,分散之后又重新整合,这整合工作在隋唐时期,终于能逐渐完成。
许倬云,《南方都市报》201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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