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被判死刑的来龙去脉

　　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有一件独特的国家一级文物，那是民国时期的一具绞刑架，1927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是被这具绞刑架所绞死，时年三十八岁。他的生死，可谓是牵动着当时无数人的心弦。

　　李大钊案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最后一件大案，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凸显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反映出民国司法恶劣环境的冰山一角。


　　李大钊其人

　　李大钊在民国历史上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从小家境殷实，七岁起在乡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

　　1913年李大钊在法政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革命同志赞其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李大钊的人生可谓是影响深远，他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当时社会问题的又一法门，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他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反抗北洋军阀的民意领袖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可谓是当时闪耀政坛的新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积极参与和推动“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

　　对于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来说，李大钊可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家伙。他屡次组织反政府游行，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遂逃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当时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群众要求政府拒绝撤军的无理要求，反而遭到了政府的血腥屠杀。

　　在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并不气馁，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李大钊的“斑斑劣迹”，也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防不胜防的抓捕

　　其实在当时，李大钊已经感觉到一些危险的信号，因此携带机关人员及家属躲避至东交民巷使馆区内，根据清朝末年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明确规定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而东交民巷使馆区正是处在治外法权的庇护范围之内，中国军警不允许入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拥宣统复辟的张勋，都到那里避过难，中国当局奈何不得。不得不说，李大钊考虑得还是比较周全，不过世界上往往会发生一些例外。

　　1927年4月6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的座驾开入位于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的荷兰使馆，他此行是奉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之命，专程拜访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的。

　　吴晋陈向欧登科递交了一份警厅公文，说明了来意：就是说啊，一些共产主义分子最近不太消停，经常组织群众闹事，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抄查上述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这封《京师警察厅致首席公使函》至今仍有原物的照片可以找到，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手资料。

　　对于欧登科来说，共产党也是他们的“眼中钉”，于是很干脆地代表公使团在公文上签字，据《国闻周报》在1927年4月16日的文章，当时欧登科通知使馆界捕房说：“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

　　搞定了“通行证”，吴晋等人更是肆无忌惮地封锁交通，25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宪兵，分别控制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各路口，包围了苏联使馆旁邻的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标记。准备充足后直奔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就这样，躲避在苏联使馆的李大钊等五十多人被捕入狱。


　　治外法权失效的原因

　　为什么屡试不爽的避难招数这次落空了呢？关键在于李大钊不是一个人去那里避难，而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也带入了使馆区，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

　　这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并将此信息通知当时的北京政府，而张作霖政府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地反映，这些使馆人员的及时情报功不可没。就这样，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

　　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

　　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苏联积极支持南方政府，并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而其他外国领事团，因意识形态对苏联颇有微词，以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由，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其实也就是默许了张作霖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

　　李大钊不是没有得到当局的行动信号，杨度是李大钊的好友，他在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时，正好碰上旧友外交部总长汪大燮，得知张作霖已决定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杨度赶紧离席，当夜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俄国兵营的共产党人。可是李大钊过于自信，觉得张作霖没有胆量去触碰“治外法权”，据时任中共天津负责人的王德周后来撰写《李大钊先生传》，李大钊当时认为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他们拿我们没有办法”。结果聪明一世的李大钊，一不小心栽了。


　　移交法庭后的是是非非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教育界、政治界各方纷纷呼吁，应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

　　张作霖当时也并不好过。人是抓回来了，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怎么处置他也没有分寸。在奉系军阀内部，对李大钊案的处置分成了两派。据《晨报》报道，一派认为应交军法处分，因为“奉方所讨伐者赤，则凡赤皆为敌人。况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另一派认为，应当依普通法律程序由法庭审理，因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破获共产党机关后，“未闻有以军法从事者”，即便是君主国日本的涉共案件亦由普通法庭审理。

　　经过多次讨论之后，考虑到当时的舆论压力，张作霖决定还是交付普通法院，对于他来说，如果有啥不方便的，一纸命令再改成军法庭审判不就得了。

　　而后进入法律程序后果然也是这样，所谓的法庭审理却变成了牵线木偶戏，李大钊的命运并不在于案件的审理，而在于法庭之外诸位军阀大佬的意思。

　　关于李大钊案的审判，张作霖给军阀张宗昌、孙传芳及前方各路将领拍了电报，询问他们关于处置李大钊的意见。

　　据当年《顺天时报》4月14日的记载，张宗昌、孙传芳等6名军阀给张作霖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

　　半个月后，4月23日，李大钊案最终被交由军事法庭会审，依据是《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修正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李大钊等人虽非陆军军人，但属“勾结外国人或附从阴谋意图紊乱国宪及煽惑内乱者”，所以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组成一个特别法庭，张作霖大元帅府军事部长何丰林任审判长、安国军军法处长颜文海任主席法官，审理李案。

　　然而，4月28日上午11点，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突然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下午1点，李大钊等20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

　　这个绞刑架是段祺瑞政府从意大利进口的，据说曾在1919年绞杀过一次人犯。用这个洋刑具绞杀李大钊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教授，大规模地迫害共产党人，激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

　　在刑场上，李大钊身着棉袍，淡定自若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了最后的一张照片，从容地看了看风中摇曳的绞索，第一个蹬上了绞刑架，残忍的刽子手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历时了28分钟，一代英杰就此过世，年仅38岁。


　　南方某要员何许人也？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决心，处死李大钊等20人？流行的说法是，来自前方将领的一封电报影响了张作霖。

　　据4月29日出版的《世界日报》报道，当时张作霖只是打算处决李大钊、张伯华两人，其余的人没有打算痛下杀手，但是前线的一位将领声明对于共产党分子要严惩不贷。

　　在同一天发行的《晨报》也发表文章《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也有类似的说法，并补充说明在军法庭未开庭之前，李大钊等人其实已经被处死了，特别强调了张作霖之所以痛下杀手，是因为“南方某要人”发电报表示对共产党分子应当严厉处分。


　　那么这个“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谁？

　　在1927年4月30日刊发的《民国日报》直呼其名，而未作处理，这个要人就此浮出水面，原来是蒋介石在当时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报道在此处特别加了个“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

　　而在此前，就是李大钊入狱后的第6天，也就是4月12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在中国大地开始了，血雨腥风从上海开始，淹没了1927年中国的春天，史称“四一二事件”。似乎与这样的结果有所呼应，有位台湾历史学家关于这段历史曾毫不掩饰地总结说：“此次北京政府搜查俄国使馆的结果，更促成国民党在南京清党的决心。”

　　就这样，一件大案未经司法审判，就这么匆匆结束，当事人因几位军阀大佬出于政治的考虑不经司法程序说杀就杀，令人咋舌。


　　案件的尾声

　　李大钊遇难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3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李家此时一片惨淡。

　　当时的急务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蒋梦麟等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资置办了棺木，才将烈士遗体装殓入棺，由下斜街长椿寺移厝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

　　李大钊的灵柩在浙寺停放整整6年后，1933年4月初，当年被北洋军阀赶回河北乐亭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返京，准备安葬李大钊。此时，赵纫兰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而这起轰动民国大案也就此匆匆落下了帷幕。


刘典，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