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5日 星期二

新军革命并非想象中那么恐怖


革命烈焰接续武昌首义,有节制地蔓延着。半个月的时间,两湖、江西、陕西四省相继独立了,光复了。

四省独立的主力都是新军,他们都是大清王朝的支柱,具有军事上的实力,也具有新的思想意识。他们之所以发难,主要还是因为宪政改革出了问题,原本作为宪政标志的责任内阁,不幸被弄成了亲贵内阁、皇族内阁;原本要解决铁路融资弊病的干线国有化政策,变成了权贵集团掠夺社会财富的国进民退。这才是四省新军揭竿而起的原因。

面对四省新军发难,清廷并没有借力发力,推动改革。相反,朝廷视四省新军为叛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四省发难,不仅没有成为改革的助力,反而成为强化镇压的理由。

清廷的不觉醒让革命如烈火燎原,四处蔓延。九江新军发难第六天,武昌起义第10天(1911年10月29日),太原新军宣布起义,标志着山西光复。按照顺序,这是新军发难大潮中的第五个省份。

山西是晚清新政的模范省,一直走在政治变革的前面。1902年成立武备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最优秀的毕业生被选派到日本军官学校继续深造,然后回到山西担任新军军官或教习。

像各省的留学新军一样,这些优秀军官在日本留学期间,除了接触最新军事理论,也接触了不少新思想,接触了不少立宪党人、革命党人。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批优秀军官既要做新军事的示范,还要做新政治的领航人,他们不仅没有军队专业化、职业化、国家化的想法,反而以为新军人首先就应该是政治上合格的人。因而留学日本的山西新军军官,大多具有宪政思想、民主共和的理想,这对于他们后来掌控山西新军,乃至山西政治,具有重大意义。

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创办于1907年,其中高级军官除来自日本士官学校,还有一些来自保定陆军学堂。山西新军的士兵,与其他省份不太一样,相对说来他们的文化程度高一些,所以当“保路风潮”席卷全国时,山西新军其实已经卷入动荡,官兵对时局的关切越来越明显。

正像许多省份的清朝官吏一样,山西巡抚陆钟琦很早已经意识到新军不稳不可靠,他也设法施以各方面影响,但都不见效果。为防意外,他一方面从外面调配巡防营驻扎省城维护秩序,另一方面将驻守省城的新军调往外地。结果也和其他省份一样,山西新军接到调防命令后,加紧了起义的准备,他们担心清政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陆钟琦给出的开拔时限为10月28日。当天下午,新军中具有新思想的军官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等集会决定利用开拔命令领取武器弹药,当天夜里突然发难,驻扎太原城外的新军第八十五标第三营管带姚以价率先从南门攻城,驻守在城内的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迅即响应。仅一夜功夫,太原全城就被起义军占领,山西巡抚陆钟琦、协统谭振德被击毙,满城亦降。稍后,山西全省各州县仿照省城相继光复。

山西军政府成立第二天(10月30日),昆明新军宣布起义,并很快获得胜利。按照时间顺序,这是武昌起义后第六个独立省份。

云南地处边陲,与缅甸、越南接壤,屡受英法势力窥伺蚕食,因此之故,云南人的种族主义情结在近代特别高涨。1904年,云南开始有秘密组织“誓死会”,宣布与满洲殖民统治不共戴天,发誓不惜代价推翻满清,甚至不惜与之偕亡。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云南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外围组织。这些组织在云南新军及巡防营先后建立了自己的系统。云南新军筹建后,和其他省份一样,逐渐被具有新思想的党人所控制,像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蔡锷等,即便此时还没有加入同盟会,但他们都具有明显的叛逆倾向,对既有体制极端不满。

湖北新军首义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群情振奋,具有新思想的张文光、陈天星、李学诗等,率同新军第七十六标两队率先于10月27日在腾越发难。稍后,张文光以滇西军都督名义发布命令,号召向昆明发兵。

其实,昆明新军已处于骚动状态。新军中的党人已经密谋,决定在重阳节(10月30日)那天发动。

重阳节晚九时,驻扎在昆明城外的新军第七十三标率先起事,由北门斩关直入,向军械局等要塞发动猛攻,清军在统制钟麟组织下给予激烈抵抗,义军并没有顺利得手。

夜半,驻扎在城外的第七十四标在罗佩金统率下向城内发动进攻,城内的义军里应外合打开城门,直扑总督府。经过几个小时激烈争夺,双方各有死伤,至第二天(10月31日)中午,义军终于占领了云贵总督府。统制钟麟在混战中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乘着混乱机警逃走。

11月1日,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公举蔡锷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

云贵总督此时为李经羲,李经羲是晚晴立宪时代的重要人物,他和其他督抚一起于1910年10月联名奏请朝廷加快改革步伐,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尽速召开国会。李经羲的行动极大推动了立宪进程,只是清廷在关键问题上忽略了责任内阁不是皇族内阁,更不是军机处的翻版。所以,当各地新军风起云涌日趋不稳时,李经羲也在观望,他并没有在云南新军发难时破釜沉舟鱼死网破,更没有殊死抵抗无谓牺牲。但是,李经羲毕竟是李鹤章的儿子,李鸿章的侄子。李家属于大清国几个最大的政治世家,历史的原因使李经羲无法与新军将领一起反朝廷。

李经羲没有参与反朝廷,但他并不格外反对别人反朝廷,他对蔡锷、李根源有知遇之恩,所以云南新军革命成功后,并没有难为李经羲,而是客客气气将他礼送出境。这是1911年中国政治大变动中的一段佳话。

至云南独立,全国宣布独立的省份已有六个。在这20天的急剧政治变动中,六省不能说没有牺牲、损失。六个省的大清命官确实没有给朝廷太丢脸,不过除了江西巡抚冯汝口兵败自杀,其实也没有多少高官认真组织过抵抗,更不要说殊死抗争。先前不断向朝廷表忠心的各位督抚、高官,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保命要紧,大多选择了不抵抗,一走了之。

因此,这场改变中国历史与命运的大革命,实实在在地说来,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恐怖。这只是一场低烈度的体制震荡,是军队中头面人物登高一呼,摇身一变,他们并没有像军阀、土匪那样趁着时局动荡占山为王、跑马圈地,更没有想着割据、分裂,他们的目标,其实还是为了国家好,他们看不上的是朝廷的倒行逆施、宪政中止,他们所期待的,还是一个宪政的中国,一个与东西洋立宪各国一致的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并非后来人描述的那样恐怖,不可接受。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

马勇,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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