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2日 星期六
文革中公安部高官的多米诺骨牌(下)
五、李震部长非正常死亡
李震原任沈阳大军区副政委(司令员陈锡联),1966年秋调中央公安部,接替徐子荣任常务副部长。1970年,谢富治查出患癌疗病,由李代理部长。1972年,谢富治病亡,中央正式任命李震为部长,李也是中共“九大”、“十大”中共委员。李震为人正派、虚心,对毛主席党中央忠心耿耿。
中央公安部自开国起至文革结束四任部长,罗瑞卿、谢富治一言九鼎,罗谢说的,局长副部长没一人敢持不同意见。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提拔从地方到中央,华的话在公安部是最后决定。只李震,有时副部长间不同争论,李表态,不听。在关外,李熟悉军队,且上有司令员、政委,轻松自如。而地方党政复杂,文革在首都充满诡秘莫测拜占庭式宫廷政治;而公安部又处漩涡激流中心。李震常感压力沉重。
李震于1973年10月20日星期六夜接一电话后外出,未归。22日星期一,到处寻找,终于在公安部地下室小道内发现了李震的遗体;当即报告中央和周总理。当时,中央研判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因李震一向在军队,政治上党中央高度信任大力支持,个人家庭妻孩美满,没有任何自寻短见道理。为此,决定成立破案领导小组,由华国锋主持,成员有:
杨德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8341部队政委 )
吴 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
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郭玉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
于桑、施义之、祝家耀、杨贵、徐海涛(此五人均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刘湘屏(中央卫生部长;已故谢富治的夫人)
罗青长(周总理高级助理)
在听取李震案的汇报时,毛主席讲了明朝皇宫内发生过;万历末年,有个莽汉持棍闯入慈庆宫,欲槌击皇太子,其口供涉及郑贵妃两近侍太监;泰昌帝沉迷女色服春药致病,有献“仙方”红丸,吞服后当夜毙命;还有曾为先帝侍寝的美人,占住乾清宫不肯迁移。毛主席谈槌击、红丸、移宫三大案说,为什么要杀人呢?!应调查研究。
10月26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通知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全体与会,当进入大会堂到会议厅前,迎候于此的杨德中亲自指挥8341部队战士,将于桑、刘复之挟走。此会到场有叶剑英、江青、张春桥、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诸首长,还有杨德中、吴忠、郭玉峰几人。周恩来说:“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全国人大前,我们应当想得深一点,想得远一些。”会上提到,公安部部长被害,建国以来从未曾有过,比云南谭甫仁案还严重(德传按:谭甫仁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和其夫人某夜在警卫森严的大军区首长宿舍被枪杀,当时全国小道传闻满天飞),会议认为,李震被害和当前国内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相关。中央公安部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要杀人夺权的地步……。
会后,在部内发动大清查,各人自报公查,10月20日夜至22日晨在何处?做何事?何人证明?将李震的秘书郑XX、于桑秘书戴XX、刘复之秘书莫XX、李震办公室勤务徐XX等隔离审查。并牵涉及上述人员在北京和外地的亲友。怀疑李震“遭害”可能为于、刘支持。
公安部内肃杀紧张之势延持到1974年初,肯定李震死亡与于桑无关,于桑自北京卫戍区放回家,不久恢复部领导工作。随之,破案领导小组作了确认李震部长系自杀的结论;涉嫌被监护人员一律解除审查,但是,在部内及部外已伤害了许多人。1974年冬,卫戍区吴忠司令员提出,华国锋批准,刘复之也获解脱,出卫戍区。
六、四人帮安插死党进公安部
江青集团早就密谋夺取党的刀把子,无奈毛主席调动军队干部掌权,只好窥测方向待机。中央“十大”四人帮权位飞升,王洪文、张春桥遂选派死党祝家耀、徐海涛入公安部领导岗位。祝家耀是同王洪文、王秀珍一伙在上海造反起家的“铁哥儿”,“十大”中央委员。徐海涛很早从上海警备区杀出支持向上海市委造反夺权,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和王张混熟。同时,纪登奎也安插杨贵到公安部任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杨贵本是以太行山引水红旗渠出名的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文革最早杀出造反,上升河南省革委会,是“十大”党中央后补委员。正好有工、农、兵改造旧公安部!四人帮内定,祝家耀接李震任公安部部长。阴谋自上海调大批心腹任公安部局长处长。王洪文、张春桥在党中央并不分管公安政法的,由此能及时熟悉公安部及全国公安动向,又常召祝家耀去当面密谋。不久,张春桥又将徐海涛调出公安部,回总政治部任保卫部部长。
当祝家耀进公安部,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起家新贵欢腾鼓舞,从上海调干部入公安部,不论刑侦、治安、边防、劳改、海外情报、国际工作,都好当局长。可惜啊!中央任命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从上海,选调一批心腹控制中央政法的企图未及落实泡了汤。十月惊雷,祝家耀落网成阶下犯囚。
七、公安支左施义之、刘传新两将军
我曾见过刘传新,就先介绍刘。那是六十二年前的1949年。我随主力XX师进兵与国民党军对阵前线。刘传新是该师X步兵团政治委员,听师部及该团连营干部,都赞誉刘政委能文能武。抗战初由永城抗日游击队升编入主力3团任7连指导员,继任彭雪枫部骑兵团骑兵大队政治委员。刘时常在连队及班排,关心战士,威信很高。1958年时,刘任上海警备十一师师政委、上警政治部副主任;再调X军。
毛主席选调1400名军队干部接控北京市公安局、南京军区名额中指定要军职干部一名任北京市局主要负责人。南京军区杜平政委、鲍先志副政委等几人研议时,许世友司令员说:“叫刘传新去!”一句定音。刘时任X军军副政治委员。该军前身即华野X纵,该纵队专长攻坚是许世友的基本部队,也就是1989年6月政治风波时的“北京戒严部队”,今XX大军区XX集团军。许世友熟悉刘传新。
刘传新上北京,在李雪峰、谢富治、吴德三任市委第一书记领导下主持全市公安政法,从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起,到官封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局党委书记,统管红都强力部门,言出法随,名驰幽燕。
文革送终后,全国大清查大揭发大批判时,重机枪榴弹炮轰向刘传新。据知,主要三方面:
文革十年间,红色首都一度妖魔横行成恐怖世界。造反派大量私设公堂和监牢,任意抓、关、刑,实施法西斯专政;加上市公安局的囚狱。众多革命勋臣、国内外驰名的知识分子统战人士,受毒刑逼供伤残惨死家破人亡。只举孙炳文家。孙是和朱德一起赴欧洲寻求救国救民之策,1922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孙炳文于四?一二政变遭杀害,朱德闻此讯当场昏厥。其子孙泱(孙宁世)从日本到延安任朱德的秘书,朱老总视为亲生儿子。文革起,江青亲自到中国人民大学,点名孙泱(时为人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是大特务,是人大全体革命师生的公敌死敌。孙泱被关押在人民大学私设牢狱毒刑,于1967年10月6日被害死,中央文革下令不留骨灰。一代风流红都丽人孙维世是孙炳文烈士之女,周恩来邓颖超的干女儿。曾留学苏俄七年,林彪、刘亚楼都追求过她。江青和康生以“苏俄特嫌”和“恶攻毛主席”命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在囚狱内备受凌辱肉刑,于1968年10月9日惨死于牢中,骨灰丢弃。朱总司令、周总理邓大姐,无力也不敢救护此二位烈士后代的生命,连保存骨灰也做不到。成群的受害者和家属当然要求申雪平反,并追查刘传新与江青的关系。
二是,在北京公检法司大批干警涌起清算批斗刘传新。
最最要命的“催魂无常”是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派人混入广场民众中,暗地拍照、录音;侦明姓名来自何省何单位;第一个给周总理送花圈者就是北京市局侦缉捕获。“四五”后,又群众性追查“传抄反动诗词,周总理遗言”、“追谣”,北京公安局的材料转去省县,涉及县、公社,全国骚动。许多人职级党籍处分,有的仍关押班房,株连亲属,当然要求翻案。该找谁算账呢!?
清明时,华国锋坐镇指挥,华也是四五事件政治上最大受益者。天安门镇压后,毛泽东任华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共历史上从无先例)、国务院总理;而后,才有“你办事,我放心”……粉碎四人帮后,华头上封“英明领袖”光环,正大造个人迷信,著名女歌唱家郭兰英山西曲调颂华的歌(类似“东方红”颂歌)正在电台教唱。形象酷肖毛泽东的华国锋象正在全国机关工厂家庭挂起(现在,有兄弟党为接班人造神,学去了此妙法)。你贴大字报责斥华国锋,有绑赴刑场的危险。
第三,应该找吴德算账。就是吴德4月5日广播讲话宣告天安门有坏人,有反革命破坏活动。但,吴德正红。首都大型集会多由吴德主持。
雷公打豆腐,拣软的。于是,首都闹市“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大字报,漫画一度成海洋。1977年5月8日,刘传新将军自己结束了人生,去见马克思,去见毛泽东。
文革蓬勃开展,中央要北京军区选送一名军职干部到中央公安部任政治部主任(职级同公安部副部长),军区党委决定调第X军军政治委员施义之去。施义之文化较高,从排长、宣传员干起,在旅(军分区)、纵队任过多年锄奸敌工科长。1947年任X纵队的团政委。施义之到公安部十年多,副从谢富治、李震、华国锋三任部长,一直是部领导成员。在李震自杀后,华国锋任部长前的跨三年十六个月,由施义之主持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这还是由周恩来会上当众宣布的。文革以后,施义之政委遭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发生活费的处理。
综观施、刘两将军的历史,本是党和人民军队的优秀干部。到公安支左如此结局,显然其个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不展开;但,最主要还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反革命’”所害。几位曾是刘传新上级、同级或下级的老兵,尤其是刘任步兵团政委时的团长(后为军长、大军区副司令员)3营营长(后为副军长兼军参谋长)几次当面告我,“刘传新如不去北京公安支左,在部队抓训练,抓战备必大有贡献,不太久去副扶正,任军政委或省军区政委。再升职作大军区或者军委兵种如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的副政委,还是相当强的……何以落得如此下场……”言及不胜唏吁。
如上所述文革祸延公安部,公检法司受浩劫,那末是否真正砸烂难以翻身呢?否!否!
政法战线除那伙唯恐天下不乱自封造反左派四人帮小爪牙外,还有不少同志(他们头上似无辫子可抓)坚守岗位,尽可能维持法制法治。而横遭诬为叛特反的公安部部长(最高检法长)局庭长、省市厅(院)、处(庭)干部,并非小绵羊、阿木林。他们历经锻炼考验,苏区肃反、抓AB团、延安整风审干、肃托、三及、反胡风清理中内层……什么没见过,他们能尽力保护自己及战友,视四人帮爪牙如乌龟王八小爬虫。除了被弄死(死者无法复生),于1972年—1973年、1975年及文革结束后,陆续得“解放”重返革命岗位。
如刘复之,文革后任中央司法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就是邓小平召见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谈话指示后,在全国城乡雷厉风行实施。
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文革以后,任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大上海政法亦由严主管。拨乱反正,建设民主法治成效卓著。
文革后,组建成立国务院国家安全部,凌云为首任部长。
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及其前任王芳自杭州捕囚北京,四人帮尚在时从狱中释出。后,吕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王任地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吕剑光调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王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过浙江省委书记,调升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武装警察第一政委、武装警察党委第一书记。
本文作者:毛德传(离职休养老干部)
毛德传,《领导者》总第41期 2011年10月,原标题为《公安系统的“文革”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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