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公安部高官的多米诺骨牌（下）

　　五、李震部长非正常死亡

　　李震原任沈阳大军区副政委（司令员陈锡联），1966年秋调中央公安部，接替徐子荣任常务副部长。1970年，谢富治查出患癌疗病，由李代理部长。1972年，谢富治病亡，中央正式任命李震为部长，李也是中共“九大”、“十大”中共委员。李震为人正派、虚心，对毛主席党中央忠心耿耿。

　　中央公安部自开国起至文革结束四任部长，罗瑞卿、谢富治一言九鼎，罗谢说的，局长副部长没一人敢持不同意见。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提拔从地方到中央，华的话在公安部是最后决定。只李震，有时副部长间不同争论，李表态，不听。在关外，李熟悉军队，且上有司令员、政委，轻松自如。而地方党政复杂，文革在首都充满诡秘莫测拜占庭式宫廷政治；而公安部又处漩涡激流中心。李震常感压力沉重。

　　李震于1973年10月20日星期六夜接一电话后外出，未归。22日星期一，到处寻找，终于在公安部地下室小道内发现了李震的遗体；当即报告中央和周总理。当时，中央研判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因李震一向在军队，政治上党中央高度信任大力支持，个人家庭妻孩美满，没有任何自寻短见道理。为此，决定成立破案领导小组，由华国锋主持，成员有：

　　杨德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8341部队政委 ）
　　吴  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
　　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郭玉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
　　于桑、施义之、祝家耀、杨贵、徐海涛（此五人均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刘湘屏（中央卫生部长；已故谢富治的夫人）
　　罗青长（周总理高级助理）

　　在听取李震案的汇报时，毛主席讲了明朝皇宫内发生过；万历末年，有个莽汉持棍闯入慈庆宫，欲槌击皇太子，其口供涉及郑贵妃两近侍太监；泰昌帝沉迷女色服春药致病，有献“仙方”红丸，吞服后当夜毙命；还有曾为先帝侍寝的美人，占住乾清宫不肯迁移。毛主席谈槌击、红丸、移宫三大案说，为什么要杀人呢？！应调查研究。

　　10月26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通知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全体与会，当进入大会堂到会议厅前，迎候于此的杨德中亲自指挥8341部队战士，将于桑、刘复之挟走。此会到场有叶剑英、江青、张春桥、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诸首长，还有杨德中、吴忠、郭玉峰几人。周恩来说：“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全国人大前，我们应当想得深一点，想得远一些。”会上提到，公安部部长被害，建国以来从未曾有过，比云南谭甫仁案还严重（德传按：谭甫仁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和其夫人某夜在警卫森严的大军区首长宿舍被枪杀，当时全国小道传闻满天飞），会议认为，李震被害和当前国内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相关。中央公安部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要杀人夺权的地步……。

　　会后，在部内发动大清查，各人自报公查，10月20日夜至22日晨在何处？做何事？何人证明？将李震的秘书郑XX、于桑秘书戴XX、刘复之秘书莫XX、李震办公室勤务徐XX等隔离审查。并牵涉及上述人员在北京和外地的亲友。怀疑李震“遭害”可能为于、刘支持。

　　公安部内肃杀紧张之势延持到1974年初，肯定李震死亡与于桑无关，于桑自北京卫戍区放回家，不久恢复部领导工作。随之，破案领导小组作了确认李震部长系自杀的结论；涉嫌被监护人员一律解除审查，但是，在部内及部外已伤害了许多人。1974年冬，卫戍区吴忠司令员提出，华国锋批准，刘复之也获解脱，出卫戍区。


　　六、四人帮安插死党进公安部

　　江青集团早就密谋夺取党的刀把子，无奈毛主席调动军队干部掌权，只好窥测方向待机。中央“十大”四人帮权位飞升，王洪文、张春桥遂选派死党祝家耀、徐海涛入公安部领导岗位。祝家耀是同王洪文、王秀珍一伙在上海造反起家的“铁哥儿”，“十大”中央委员。徐海涛很早从上海警备区杀出支持向上海市委造反夺权，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和王张混熟。同时，纪登奎也安插杨贵到公安部任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杨贵本是以太行山引水红旗渠出名的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文革最早杀出造反，上升河南省革委会，是“十大”党中央后补委员。正好有工、农、兵改造旧公安部！四人帮内定，祝家耀接李震任公安部部长。阴谋自上海调大批心腹任公安部局长处长。王洪文、张春桥在党中央并不分管公安政法的，由此能及时熟悉公安部及全国公安动向，又常召祝家耀去当面密谋。不久，张春桥又将徐海涛调出公安部，回总政治部任保卫部部长。

　　当祝家耀进公安部，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起家新贵欢腾鼓舞，从上海调干部入公安部，不论刑侦、治安、边防、劳改、海外情报、国际工作，都好当局长。可惜啊！中央任命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从上海，选调一批心腹控制中央政法的企图未及落实泡了汤。十月惊雷，祝家耀落网成阶下犯囚。


　　七、公安支左施义之、刘传新两将军

　　我曾见过刘传新，就先介绍刘。那是六十二年前的1949年。我随主力XX师进兵与国民党军对阵前线。刘传新是该师X步兵团政治委员，听师部及该团连营干部，都赞誉刘政委能文能武。抗战初由永城抗日游击队升编入主力3团任7连指导员，继任彭雪枫部骑兵团骑兵大队政治委员。刘时常在连队及班排，关心战士，威信很高。1958年时，刘任上海警备十一师师政委、上警政治部副主任；再调X军。

　　毛主席选调1400名军队干部接控北京市公安局、南京军区名额中指定要军职干部一名任北京市局主要负责人。南京军区杜平政委、鲍先志副政委等几人研议时，许世友司令员说：“叫刘传新去！”一句定音。刘时任X军军副政治委员。该军前身即华野X纵，该纵队专长攻坚是许世友的基本部队，也就是1989年6月政治风波时的“北京戒严部队”，今XX大军区XX集团军。许世友熟悉刘传新。

　　刘传新上北京，在李雪峰、谢富治、吴德三任市委第一书记领导下主持全市公安政法，从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起，到官封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局党委书记，统管红都强力部门，言出法随，名驰幽燕。

　　文革送终后，全国大清查大揭发大批判时，重机枪榴弹炮轰向刘传新。据知，主要三方面：

　　文革十年间，红色首都一度妖魔横行成恐怖世界。造反派大量私设公堂和监牢，任意抓、关、刑，实施法西斯专政；加上市公安局的囚狱。众多革命勋臣、国内外驰名的知识分子统战人士，受毒刑逼供伤残惨死家破人亡。只举孙炳文家。孙是和朱德一起赴欧洲寻求救国救民之策，1922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孙炳文于四？一二政变遭杀害，朱德闻此讯当场昏厥。其子孙泱（孙宁世）从日本到延安任朱德的秘书，朱老总视为亲生儿子。文革起，江青亲自到中国人民大学，点名孙泱（时为人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是大特务，是人大全体革命师生的公敌死敌。孙泱被关押在人民大学私设牢狱毒刑，于1967年10月6日被害死，中央文革下令不留骨灰。一代风流红都丽人孙维世是孙炳文烈士之女，周恩来邓颖超的干女儿。曾留学苏俄七年，林彪、刘亚楼都追求过她。江青和康生以“苏俄特嫌”和“恶攻毛主席”命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在囚狱内备受凌辱肉刑，于1968年10月9日惨死于牢中，骨灰丢弃。朱总司令、周总理邓大姐，无力也不敢救护此二位烈士后代的生命，连保存骨灰也做不到。成群的受害者和家属当然要求申雪平反，并追查刘传新与江青的关系。

　　二是，在北京公检法司大批干警涌起清算批斗刘传新。

　　最最要命的“催魂无常”是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派人混入广场民众中，暗地拍照、录音；侦明姓名来自何省何单位；第一个给周总理送花圈者就是北京市局侦缉捕获。“四五”后，又群众性追查“传抄反动诗词，周总理遗言”、“追谣”，北京公安局的材料转去省县，涉及县、公社，全国骚动。许多人职级党籍处分，有的仍关押班房，株连亲属，当然要求翻案。该找谁算账呢！？

　　清明时，华国锋坐镇指挥，华也是四五事件政治上最大受益者。天安门镇压后，毛泽东任华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共历史上从无先例）、国务院总理；而后，才有“你办事，我放心”……粉碎四人帮后，华头上封“英明领袖”光环，正大造个人迷信，著名女歌唱家郭兰英山西曲调颂华的歌（类似“东方红”颂歌）正在电台教唱。形象酷肖毛泽东的华国锋象正在全国机关工厂家庭挂起（现在，有兄弟党为接班人造神，学去了此妙法）。你贴大字报责斥华国锋，有绑赴刑场的危险。

　　第三，应该找吴德算账。就是吴德4月5日广播讲话宣告天安门有坏人，有反革命破坏活动。但，吴德正红。首都大型集会多由吴德主持。

　　雷公打豆腐，拣软的。于是，首都闹市“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大字报，漫画一度成海洋。1977年5月8日，刘传新将军自己结束了人生，去见马克思，去见毛泽东。

　　文革蓬勃开展，中央要北京军区选送一名军职干部到中央公安部任政治部主任（职级同公安部副部长），军区党委决定调第X军军政治委员施义之去。施义之文化较高，从排长、宣传员干起，在旅（军分区）、纵队任过多年锄奸敌工科长。1947年任X纵队的团政委。施义之到公安部十年多，副从谢富治、李震、华国锋三任部长，一直是部领导成员。在李震自杀后，华国锋任部长前的跨三年十六个月，由施义之主持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这还是由周恩来会上当众宣布的。文革以后，施义之政委遭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发生活费的处理。

　　综观施、刘两将军的历史，本是党和人民军队的优秀干部。到公安支左如此结局，显然其个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不展开；但，最主要还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反革命’”所害。几位曾是刘传新上级、同级或下级的老兵，尤其是刘任步兵团政委时的团长（后为军长、大军区副司令员）3营营长（后为副军长兼军参谋长）几次当面告我，“刘传新如不去北京公安支左，在部队抓训练，抓战备必大有贡献，不太久去副扶正，任军政委或省军区政委。再升职作大军区或者军委兵种如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的副政委，还是相当强的……何以落得如此下场……”言及不胜唏吁。

　　如上所述文革祸延公安部，公检法司受浩劫，那末是否真正砸烂难以翻身呢？否！否！

　　政法战线除那伙唯恐天下不乱自封造反左派四人帮小爪牙外，还有不少同志（他们头上似无辫子可抓）坚守岗位，尽可能维持法制法治。而横遭诬为叛特反的公安部部长（最高检法长）局庭长、省市厅（院）、处（庭）干部，并非小绵羊、阿木林。他们历经锻炼考验，苏区肃反、抓AB团、延安整风审干、肃托、三及、反胡风清理中内层……什么没见过，他们能尽力保护自己及战友，视四人帮爪牙如乌龟王八小爬虫。除了被弄死（死者无法复生），于1972年—1973年、1975年及文革结束后，陆续得“解放”重返革命岗位。

　　如刘复之，文革后任中央司法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就是邓小平召见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谈话指示后，在全国城乡雷厉风行实施。

　　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文革以后，任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大上海政法亦由严主管。拨乱反正，建设民主法治成效卓著。

　　文革后，组建成立国务院国家安全部，凌云为首任部长。

　　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及其前任王芳自杭州捕囚北京，四人帮尚在时从狱中释出。后，吕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王任地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吕剑光调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王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过浙江省委书记，调升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武装警察第一政委、武装警察党委第一书记。

　　本文作者：毛德传（离职休养老干部）

　　毛德传，《领导者》总第41期 2011年10月，原标题为《公安系统的“文革”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