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在为近代中国设置议题——学者政论家梁启超

　　在晚清、民国政治的舞台上，他时为演员，时为导演，更多的则是剧评人，身影忙碌，留下了一部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悲欢曲。

　　北京是一座文化名人汇聚的城市，他们有些在这座城市土生土长，有些却也曾是“北漂”，或因才智，或因因缘，在此地成就了一番事业，最后埋骨于此，以一生之志业增加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海拔。梁启超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墓在西山脚下。任公享年五十六，在他那个年代，也不能算长寿，但却足以愧煞碌碌无为的寿长者。他曾说过，自己可以做“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任公作为政治家虽比较失意，但作为政论家，却无疑非常成功。自戊戌年正式涉足政治，直至北伐前夕离开人世，任公一次又一次错过了政治的选择，满腔的抱负未能得以完全实现，但另一方面，他又成功地为近代中国政治设定了一个又一个议题，在晚清、民国政治的舞台上，他时为演员，时为导演，更多的则是剧评人，身影忙碌，留下了一部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悲欢曲。

　　戊戌变法失败的真相，至今还在被不断发掘，但大多数人在痛惜维新失败时，或埋怨袁世凯卑鄙告密，或谴责西太后顽固暴虐。其实，这些解释均落入任公窠中。在他流亡海外时所著《戊戌政变记》里，我们可以清晰读到后人解说戊戌年的蓝图。这也正是任公作为一个议题设置者的过人之处。

　　终其一生，政论家梁启超都在为近代中国设置议题。在遭受迫害，飘零海外的那些日子里，一方面，他是“尊清者”的一面旗帜，用自己“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与论敌鏖战不休，虽然政坛失意，但却把握着政治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他又不忘输入新知，尝试着用新的思路与术语，构建重新解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学理框架，以便为政治的进路找到理论指引。

　　他不懂西文，就以日文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桥梁，还自信满满地开导后进：“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这股子学外语的劲头似乎只有几十年后在法国“猛看猛译”的湖南“霸蛮”蔡和森可以媲美。他在海外搜集与研读的各色书籍中，尤以政、史二门为主，足见其虽远离国内政治场，经世之心却未尝稍歇。这股以天下为怀的热情征服了数代民国青年。年轻的毛泽东曾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成立新政府，请任公当外交部长。任公终其一生，也未当上这个官职。

　　在二十世纪头十年之后，他越来越以学者面目示人。以至于人们曾一度认为，任公的学问虽留诸久远，事功却永远定格在他与谭复生诀决的那个夜晚了，就如同张学良说他的人生在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一样。确实，厚厚的“饮冰室全集”足可将任公的学问永久地镌刻于十九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虽然任公曾谦虚地说他这“等身”的著作尚不如他在清华的同僚陈寅恪那几百字的小文章，但二人实无比较之可能。陈寅恪如大功率探照灯，光芒聚敛而有力，直可穿透亿万斯年的黑暗，另人视之目眩心颤。而梁任公，却是满天的繁星，有耀眼也有平淡，甚或不引人注意，但若细心爬梳那暗黑年代，便不得不对这如筛的光亮肃然起敬。因为，这些每一丝光亮的背后都透露出任公革新政治的强烈“入世”之心。

　　在民国政治舞台上，任公确实是“能与各方面接洽而作缓冲”的不二人选。这既是他参与政治的方便法门，也是他经常失意的病根所在。但是，缺乏民主制度的保证，“站队”永远是政治的第一法则，“站队政治”所需要的不是折冲于各方之间的论说家，而是立场鲜明的实力派。以任公之聪慧，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不过，即便在政治以它最丑恶的面目示人的那些岁月，任公依然没有放弃对光明、进步的信心。

　　“在风雨飘摇之境，仍不得不献此身为大局装点门面”，他写给得意门生蔡锷的这句话，虽有具体所指，但也可读出梁启超等一众民国知识分子参政之心境。正因为如此，在任公的策划下，他在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如刘皇叔般韬光养晦，最终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脱袁世凯的控制，回到云南举起义旗，演出了一出侠妓与英雄的现代故事。

　　也因为如此，任公在第一时间把巴黎和会上中国失利的消息传入国内，接到任公电报的进步党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1919年5月2日刊登在与任公渊源颇深的《晨报》头版头条，文中说：“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两天后，北平青年学生集体上街“散步”，开始了“五四运动”，和“戊戌变法”一样，知识分子也处这场于运动的中心。从戊戌到五四，任公在政治舞台上下所作的一切，均寄托着他的政治抱负与理想。

　　纵观梁启超一生之政治议论，他为民国政治与文化设定了两个主议题，一是“建国”，也就是在现代世界中寻求中国发展之“重心”，为推动古老民族的新生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一为“新民”，所谓“欲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即以教育国民为建设现代国家之根本途径。“建国”与“新民”，很难说何为本何为末，两者在潮涨潮落的政治风云和文化更迭中或隐或显，但始终坚韧不堕，即便于今而论，亦为政治发展之两大主题，这也是任公这个看似失意的民国政治家的思想遗产之宝贵所在。

　　胡一峰，《科技日报》（2012-11-17 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