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毛泽东表示战犯名单不提蒋介石

在接到3月22日毛泽东关于加快选派代表开始和谈的电报之后，李宗仁就积极开始与何应钦讨论南京和谈人选问题。最初提出的名单包括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与莫德惠，何应钦报到溪口，蒋嫌章、莫都是党外代表，故删去莫，增加国民党中委兼立法委员李蒸。后又临时决定增加一军事干部，即前军令部次长刘斐。3月26日，名单正式确定后，李宗仁通过黄启汉正式通知中共中央，南京方面和谈正式代表已决定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六人。对此，中共中央表示赞同，并提出自己的代表名单，即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林彪、李维汉、聂荣臻。同时通知南京方面，谈判开始时间4月1日，地点北平，且应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

南京方面为了与中共进行和谈，整个3月间都在积极准备方案。在李宗仁与何应钦主持下讨论通过的，直接针对毛八条而拟定的谈判腹案，基本上依据前拟《和平方案》。第一条明确要求“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第四条要求“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第八条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中，国共双方名额相等。但腹案也有不少让步，如同意重订宪法与相应变动法统，同意商订具体条例以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革土地制度，同意依据独立自主之精神和平等互惠之原则，审查过去签订的对外条约，修改或废止有损国家领土主权者。南京随后还成立了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负责和谈事宜。然而，即使如此，国民党内反对势力仍十分强大，特别是已经迁往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及政治委员会态度强硬。他们在得知南京的决定后，迅速召开谈话会，对腹案提出限制性决定，强调和谈必须坚持下列原则：（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丙）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定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减租减息，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当然，就李宗仁而言，他这时还是衷心希望能够与中共达成协议。因为只有和下来，他才能在现在的位子上坐下去。因此，他在代表团临行前特别把黄绍竑找去谈了两三个小时，强调他支持和谈成功的态度，说：“此次和谈，必须成功，因为，与其现在破裂，不如在新政协时破裂，与其在新政协时破裂，不如在联合政府时破裂。”“如中共条件真难接受，和谈破裂，我便下野；如中共条件并不太苛，尺度相当的放宽，大家仍不同意签字，因而和谈破裂，我亦下野；另外，不管中共条件如何，只要你们同意签字，即令溪口方面反对，我都可以完全负责。”

4月1日是一个阴天，但是南京机场上却人声鼎沸，华盖如云，热闹异常。原来，这一天是南京和谈代表团离宁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的日子，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大批政府官员都整整齐齐地列队送行，再加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家属和众多新闻记者，场面相当隆重。

南京和谈代表团也是阵容庞大，浩浩荡荡。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以下分别是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代表团另有顾问四人，即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卢郁文，另有秘书十人、译电员两人及随员五人。仅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一个秘书（谢超），两个速记（余湛邦、袁永竹），两个缮写（周光宇、任宝华）和一个随员（张立钧），另加两个译电员，总共八个人。张治中解释说，他带这些人是因为他还要在北平同时指挥西北的军队。

飞机临北平时，已是下午3点多，黄绍竑特意要求驾驶员在市区上空盘旋两圈，以示礼貌。代表们都相信北平机场也一定十分热闹，周恩来、叶剑英都会来接。没想到当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打开机舱门之后，他们吃惊地发现，整个机场上冷冷清清。不仅如此，住进六国饭店，看到房间里的报纸，发现满篇仍在骂国民党是匪，骂蒋介石是贼，甚至骂张治中是蒋介石的走狗，一些代表自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直到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等人来到饭店，并举行丰盛的晚宴，代表们的情绪才又有所振奋。不过，晚宴后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邵力子谈话，以及林伯渠与章士钊、李维汉与李蒸谈话，都清楚地显示，中共中央对代表团不仅不信任，而且态度强硬。周严厉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临行前专程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个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林伯渠对章士钊明确讲，在战犯问题上中共绝不会让步。对此，张治中忿忿不平，说：他们也未免太势利了，过去我三次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来接，后来我们驱逐他们，我还不是一样亲自送董必武到机场？如今我们打了败仗，就接也不接了。晚上周恩来提也不提一句，我真气不过。照这个样子，恐怕就是我们再努力，也难谈成功。章士钊则认为：战犯问题不松口，势必谈不成。此次六个代表，除他之外，均是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抓老子，这个字怎么签？

从2日以后，双方代表开始个别交换意见。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

中共中央在接连两天个别谈话摸底之后，对南京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要求已经十分了解。特别是代表团顾问、著名电影演员金山原本就是中共地下人员，每天均将代表团讨论情况及个人表现详细汇报给中共中央。鉴于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蒋系有关，南京方面又提出种种限制，中共中央对通过和谈求得根本和平解决已不抱太多幻想。

还在一个月以前，即在3月5日至13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和谈的原则就已经确定，那就是：不拒绝谈判，但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项条件，“不许讨价还价”。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予保护，如此而已。毛泽东已经很清楚，他的八条，说到底就是要国民党承认彻底失败，宣告投降，就国民党本身而言，它是不可能接受的。国民党同意谈判更多地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因此，中共这时的策略主要应当用在分化争取国民党中主和派上，尽一切可能促使李宗仁、白崇禧与蒋系分化，以便于各个击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几度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公开登在北平的报纸上，激烈批评李宗仁、何应钦的南京政府仍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警告他们不要靠向蒋介石一边，也不要试图走第三条道路，以此来向代表团和南京方面施加压力。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再三公开批评李宗仁，很显然是张治中临行前3月29日去溪口见蒋一事引起中共领导人对李宗仁的严重不满。因为这个消息31日即在南京的报纸上披露出来了。他们怀疑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是否真的摆脱了蒋的控制。张治中等来平后，一连几天周恩来等都在严厉地提出这个问题。3日晚，毛泽东特地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进晚餐并谈话，言谈话语中也一再批评李宗仁没有完全与战争主犯蒋介石脱离关系。他讲，南京方面对上海和平代表团带回去的条件态度很坏，不谈战犯问题、渡江问题、土改问题，都等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再说，而联合政府还要由国民党与中共商量决定。毛说，我都把它们改了过来，而且将来联合政府要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来决定。周恩来也说，张治中赴溪口，证明南京并没有把自己与美、蒋分开，看来南京有几靠，靠美帝、靠蒋、靠和平攻势、靠广西军队、靠南京和平官僚，只是这些都不可靠，只有靠中共才有办法。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仍然强调说，中共的政策还是要拉过李、白，孤立美、蒋。毛还建议李济深帮助再做些工作，派代表去宁、汉，设法拉李、白到北平来。李济深当即表示同意，次日即决定派朱蕴山、李民欣两人到南京去，同时各民主党派还共同起草了一封信，邀请李宗仁到北平来。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一天天苦撑，与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反复商谈，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和约不要像个投降文件，得使我们面子上还过得去”。但经过几天的个别谈话，中共中央注意到代表团内部的态度越来越混乱。经常意见相左，这边吵得不可开交，那边却仰头大睡，鼾声如雷；这个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那个忿然大叫：“如果明天有飞机，王八蛋不回去。”争来争去，其实只是两个问题，即能不能同意惩办战犯和解放军渡江。中共中央显然不能理解，明明南京政府说好了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什么代表团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周恩来为此专门要黄启汉回南京去向李宗仁问个明白：“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

4月5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在刘仲容陪同下前往南京，邀请李宗仁亲自来北平进行和谈，南京代表团得讯后一时乱了阵脚，不知道中共意图所在，态度迅速软化下来。他们于6日作出决定：第一，战犯应受惩处，只要不正式提名，并且凡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作有益贡献者，均可酌情减免处罚。第二，同意解放军渡江，但应给南京政府必要的准备时间，不过也不必拖至联合政府之后。7日，代表团忽然收到何应钦来电，“望代表团本悲天悯人之情，荣辱在所不计”，务必达成和平。给人印象，南京政府方面好像也已放下架子，准备签城下之盟了。这一下，那些始终态度强硬的代表，如李蒸、刘斐等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而那些极力主张接受中共意见的成员，如邵力子等，则如释负重，脸上神采飞扬。

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也决定要在代表团最敏感的战犯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比如，可以不点蒋介石等人的名字。而关于这一点，也正是南京代表们反复强调的困难问题。张治中在与周恩来的谈话当中，就特别援引傅作义通电的例子，提出：为什么傅作义通电不提第一号战犯蒋介石就可以，而我们主张不提战犯的名字就不行呢？邵力子也说，北平的和平十三条，并无战犯一项，中共既然主张全国各地都要以北平方式解决，是否可以考虑在与南京的解决方案中也不必提战犯的名字呢？他并且援引日本投降签字的例子，说明盟国要日本投降时并未将惩办战犯作为必须的条款，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日本投降后逮捕和惩治战犯。显然，这确实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采取积极步骤推进谈判。8日，毛泽东亲电李宗仁，说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而当天上午，毛泽东也确曾亲自接见张治中。张是由北平城市工作部部长齐燕铭乘专车接往香山双清别墅去见毛泽东的。车到院子前面，周恩来亲自出门将张治中引进院内，然后引见给在院子里等他的毛泽东。

据陪同人员报告说，张治中去时坐在车里不时长吁短叹，但与毛、周谈了四小时后，回来的路上已是眉开眼笑。9日当晚，张治中回到六国饭店召集代表团开会。张的话还没有说出来，有代表就急切地问：你先讲：好，还是不好？张微笑着一连说出四个“很好”，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热烈。张详细讲述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他声称，毛、周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张治中最后颇为兴奋地讲：整个谈话过程中，毛先生态度闲畅，对蒋亦称蒋先生，只有一次称蒋介石。可以肯定，按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从今天谈话看，双方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只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到时要办谁就办谁。

听到张治中的传达，代表团成员都相当兴奋，一致相信中共确有诚意。会议决定，一旦中共和平方案出来，代表团就立即讨论并提出具体办法，派黄绍竑带赴南京报告，争取当天到，当晚谈，请李、何保密，无论如何不能透露给溪口，以免主战派破坏。

当晚，张治中致电李宗仁、何应钦称：今晨毛泽东先生派共方代表团秘书齐燕铭来邀请治中前往其郊外驻地谈话，由九时至下午一时始毕，周恩来在座。所谈要点如下：

（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是我们与周恩来交谈中双方最僵持之点，毛表示可不提蒋总裁之姓名，亦可不提任何名单，但仍坚持在条款上必有追究责任之文字。经我强调仍望此点不成为条款之一后，毛虽未表示完全同意，然似已大为让步。

（二）毛表示彼方所拟方案完成时，先由双方代表商量妥当后，拟邀请德（李宗仁）敬（何应钦）两公与居（正）于（右任）吴（忠信）童（冠贤）诸公等来平，参加代表团之签字仪式，毛本人及各民主党派重要人士亦参加，以扩大和平运动。毛并询问还有何人可邀，周谓张岳军（张群）先生亦可邀来。我说德、敬两公均来恐有不便，毛谓敬公暂不来亦可，同时毛对立法和监察两院多数主和人士特表重视。

（三）军队改编问题，第一期悉照原有番号，原官长、原兵额不予变更，只须商定驻地，希望各得其所。第二期再议改编，毛并表示可慢慢做不急。

（四）组织联合政府问题，毛表示和平协定签字后，尚须先开政治协商会议，研究共同纲领，组织法规等准备工作，颇为繁重，联合政府尚需若干时间，甚或延至四五月之久，始能成立。在新政府未成立前，南京政府照常行使职权，希望一定不要解体。

（五）军队渡江问题，此亦为数日来双方极僵持之一点，毛询问协定签字后，立即渡江还是过若干时日再渡江，我回答等方案提出后再向政府请示，但此事共方极重视，曾多次坚决表示，无论和战，共军势必渡江。

（六）对于将来之外交政策与国际形势等，亦曾谈及。

（七）我等到平八日，今天是我与毛氏第一次晤谈，其所表示态度，除渡江一点，毛似都有所让步，显示颇有希望达成和平协议的意思，但其具体方案是否相符，尚待证明。

杨奎松，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