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一大”时毛泽东并非中共党员

当毛泽东出现在梁启超视野时（下）

　　本文告诉你如下主要事实：一，1921年梁启超组织承办中国公学事宜，舒新城因此调查毛泽东；二，原因是毛泽东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野鸡大学”——湖南自修大学，从而引起梁启超、舒新城注意；三，建党时期中共的最大敌人是梁启超、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观；四，毛泽东并非新民学会的领袖，而是积极的办事者；五，参加中共“一大”前，何叔衡、毛泽东并非中共党员；六，新民学会是兄弟姐妹会性质民间组织，江湖秀才何叔衡是该组织本土人士的老大，承担了没有组建中共湖南组织的责任，毛泽东因此得以取而代之；七，舒新城确定毛泽东不具备从事中学程度以上正规教育事业的资格、知识和能力。


　　张国焘回忆中共“一大”代表情况说：“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注13）张国焘用词很讲究，对湖南和广东党员人数特别用了个“约”字。所谓约者，含糊不清也。广东乃革命发轫地，对于中共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因为含糊不清，所以陈独秀亲赴广东。那么，湖南怎么会含糊不清呢？张国焘等核心人员将何叔衡驱逐出会议，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实在勉强，因为其他人比如王尽美、邓恩铭未必就比何叔衡多懂，关键所在，还是在于何叔衡“无工作表现”这点上。当时的中共，最基本的任务是发展党员，陈独秀采用的是到处拉人手段，如果湖南真有十个党员，则意味着何叔衡有着非常大的成就，怎么会是“无工作表现”呢？一个“约”字，说明了当何叔衡、毛泽东见到张国焘等主要人物，没有想到会需要详细汇报党员名单，于是只能说有了十个整数，具体只能含糊其辞。何叔衡是个做大哥的江湖色彩前清秀才，老于打哈哈，便有了“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的样子，试图蒙混过去。不想年青的张国焘、李达等主要人物，乃是张狂之人，何叔衡并不能够蒙混过去，他们虽然承认了湖南有十人之约数，却心知是个骗局，便视之为“无工作表现”，把他赶出了会议。

　　实际上，截止到召开“一大”，中共真正明确建立起党的组织的，基本跟组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及他们最重要的两名助手张申府、张国焘直接相关，有陈独秀主持的上海、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张国焘亲临过后的济南，其他地区的党员是由陈独秀通信发展（欧洲由赴法国的张申府负责拓展）。武汉比较特殊，由董必武组建，但也是经过陈独秀身边臂膀人物李汉俊与董必武当面洽谈。在湖南长沙，陈独秀只是与毛泽东通信联系，并没有委派亲信前往湖南当面联络或组织。湖南另有黄爱、庞人铨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群体，与新民学会群体无关，但没有建党。毛泽东的背景是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与黄爱、庞人铨群体有很大矛盾，黄爱、庞人铨势力更注重实际的工人运动，如果陈独秀派人赴湖南组党，首选的对象不会是新民学会，而更会是注重行动的黄爱、庞人铨群体。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赴广州，作为中共核心地上海的事务性工作交给了李达、张国焘等人。由于陈独秀没有直接派员前往，所以湖南实际的建党状况对于在上海的中心机关来说，是十分含混的一件事情。毛泽东要在湖南建党，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那就是新民学会。毛泽东的至交、同志圈是新民学会，他赖以做事的社会关系基础是新民学会，甚至他的生存、就业也必须依赖于新民学会友人的帮助，他不能抛弃新民学会而另外搞一个组织。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让新民学会全体加入中共，则又是毛泽东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必将获得他所崇拜的陈独秀的特别嘉奖。因此，在参加中共“一大”之前，毛泽东只是跟新民学会成员之间反复讨论组建中共组织和加入陈独秀中共的问题，但新民学会成员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所谓的湖南中共组织并没有成立起来。既然毛泽东试图建立中共组织受新民学会限制，那么，他就有了第二个困境，那就是何叔衡。就成立中共组织而言，虽然与陈独秀进行通信联络的主要是毛泽东（在法国的蔡和森也主动跟陈独秀进行着联络），但在新民学会本身，毛泽东一直是个具体做事情的人，也即主持事务者，他不是新民学会的领袖，毛泽东不能越过何叔衡。

　　新民学会是由伦理学家杨昌济发动，并主要由他的一帮学生酝酿于1917年，在杨昌济赴北京大学任教授前正式成立于1918年4月，总干事为萧子昇，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新民学会名为学会，实际类似于一种兄弟姐妹会，聚拢一批知识青年互相深化友谊，共同勉励，探讨人生、社会，为将来各人发展铺垫出一个牢固的团体基础；基本都是相当于中学程度的他们实际并不具备学术探讨的知识能力，主要志趣也并不在此。这种组织是洪门、青帮、哥老会之类结盟习俗向青年知识群体的衍化形式，比如中国留美学生有“兄弟会”、“姐妹会”，留美学生可说是人人参加，回国后在事业上互相扶持，不过十分坦率，并没有用“学会”之类虚伪名词掩盖实质。在新民学会，就做事而言，比之陈书农，毛泽东确实担当起了干事的责任，不仅承担了主要的通信事务，而且他两次去北京，又南下上海送会员出国留学，等等，可谓是十分辛劳、卖力。何叔衡于1918年加入该会，属于公认的“德高望重”之人，且由于他没有离开过长沙本土，所以自然成为了该会在本土的主要人物。1921年初何叔衡担任主席开会，可证他是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的领袖。

　　在1921年元旦会议上，何叔衡主持商讨了新的宗旨、章程、会务及各人志向等问题，对新民学会进行重大调整。由毛泽东综合各地会员通信讨论的问题向会议说明，他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张东荪、梁启超诸人”，究竟应该选择哪条路，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统一，毛泽东倾向走陈独秀的路（注14）虽然何叔衡也主张走陈独秀的路，但会议并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在个人志向方面，何叔衡说：“自己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容易解决。惟须兼筹子女的教育费。自己拟作教育上的事业，期得到低额的报酬，以资生活。”（注15）经过在北京等地结识名人、寻求出头机会而碰壁的毛泽东，显然对自己将来没有足够信心，他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艰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对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注16）

　　这并不等于何叔衡、毛泽东彻底没有做番较大事业的欲望。新民学会的组建，一方面是鼓励脚踏实地奋斗的精神，一方面则是互相扶持以实现理想，而理想与野心并没有绝然分明的界限。新民学会最具有政治理想的人是蔡和森，他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之大，使毛泽东始终没有因为信心不足而失去做番大事业的念头。虽然毛泽东并没有能够组织起中共组织，但蔡和森也同样没有参加中共却近乎狂热地关心着共产党、共产主义问题，他们的通信保证了毛泽东及何叔衡等人不断向中共靠拢。毛泽东虽然没有成立中共党的组织，但却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是在更年青的毛泽东等人的学生中发展的，其中一位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12月16日日记记录：“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注17）该月其实并没有召开青年团成立会，至多说是于1912年1月成立（注18）。晚年的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青年团成立后，“由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注19）。李维汉这种说法是一种扭曲了的心态，一方面不愿意跟着发达了的毛泽东编造历史，因而不承认有正式的共产主义小组；一方面又不得不跟着编造历史。这种扭曲心理只能借助“实际”一词平衡。所谓真正的实际，不过就是何叔衡、毛泽东等几个主张走陈独秀道路的人，一起比较多讨论共产党、共产主义而已，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组织起了青年团，但实质是并没有建立中共的党的组织。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参加组织，参加会议，在新民学会这些人中，几乎可说是一种时髦的爱好，并不严格。陶斯咏说：“我总加入了七八个会，以后当辞去四五个。”（注20）。何叔衡、毛泽东含糊其辞地跟中共联络，又含糊其辞地其参加“一大”，在当时的状态下，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属于正常。他们并不知道中共完全不同，将是比任何中国传统社会团体更严肃的组织，虽然当时的中共比之后来还属于非常不严格。党的组织属于成年人组织，青年团组织属于未完全成年的青年组织。毛泽东之所以会成立青年团，是因为它的非成年性，由在读学生为基本，属于新民学会之外的一个组织，可以不受新民学会限制和反对。

　　当两个并非中共党员的人去参加中共“一大”（可以认为毛泽东是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而何叔衡不是），自然也就无法向张国焘、李达等人汇报出详细的湖南党员名单了。毛泽东幸运的是，他不是主角，因而不需要承担被驱逐出“一大”的责任。主角是何叔衡。新民学会1921年初的会议，可证明该会正式确认了何叔衡的地位，作为“主席”的何叔衡自然相对于作为干事的后来的毛“主席”是主角。中共通知赴上海开会所通知的是“湖南”或“长沙”，所谓“湖南”或“长沙”对于何叔衡、毛泽东来说实际等于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人出面则何叔衡自然就是老大。在何叔衡主持的《湖南通俗报》上，1920年10月12日有篇报道，谈到何叔衡、毛泽东在一次社会活动中，“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注21）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做事情的配合极佳，彼此平等，但细细品味，一个“断”字，还是透露出何叔衡占据主要。谢觉哉在他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录：“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注22）这是记录何叔衡、毛泽东出发参加中共“一大”最直接、具体的文字，谢觉哉在这个记录中分辨得极其清晰（谢作为盟弟，由大哥何叔衡拉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湖南支部后又拉入中共），主角是何叔衡，毛泽东是个陪伴者，只是个配角。

　　当然，既然张国焘等人认可湖南有“约十个党员”，也就意味着正式承认何叔衡、毛泽东为中共党员了。也即何叔衡、毛泽东正式入党的日子，就是他们参加中共“一大”的日子，但张国焘、李达等并没有点穿这一事实，或者也根本不能弄清楚这一事实。张国焘回忆说：“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1920年11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三十余人，算是人数比较多的一个。”（注23）张国焘这个回忆显然是听何叔衡、毛泽东含糊汇报得到的结果。由于官方党史不能怀疑或推翻中共“一大”前毛泽东是中共党员（相应的就是中共湖南组织组建问题），所有关于毛泽东本人及何叔衡的叙述都必须进行配套，但试图要达到所有人的叙述都达到完美配套则十分难为，因此，可从他人的入党时间切入窥探真相。夏曦本人于1923年给青年团湖南区委填写的表格写明，他是1921年10月加入青年团，之前并已加入国民党（注24）。官方党史一致的意见都是夏曦与郭亮同时入团和入党，时间为1921年。一个很重要的情节，11月夏曦就被明确为了中共湖南组织所选派的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员之一，这是当时中共第一次派员赴苏联参加重大会议，不可能选择一个青年团员前去，因此，夏曦与郭亮实际都是在1921年10月刚入团后，就迅捷转为中共党员。据此事实可以推定，张国焘在中共“一大”所听到何叔衡、毛泽东的组党情况汇报，完全就是一篇谎言。

　　只是作为主角的何叔衡在入党的同时，也承担了“无工作表现”的责任。由于这一责任承担，当毛泽东参加好会议回到长沙，作为中共党员了的何叔衡与毛泽东之间的地位关系也就自然颠倒，毛泽东由此而成为了主角。在与从欧洲回国了的、拒绝接受中共道路的新民学会领袖、总干事萧子昇争执之后，于1921年10月10日，由何叔衡、易礼容等主张走陈独秀道路的新民学会会员，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为书记（注25）。既然新民学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而且何叔衡分裂出去，这个兄弟姐妹会也就相应瓦解。毛泽东、何叔衡之所以不得不痛苦地接受新民学会瓦解，在10月组党，乃是已经实在无法蒙混下去，因为，为了要落实中共湖南组织选派人员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共正式参加的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大型活动，特别重视），上海的中共中央是派员来长沙执行，此时，毛泽东、何叔衡面临着要么结束组党工作，因谎言而被中共抛弃，要么就立即完成组党，彻底投身到中共当中去的选择。毛泽东、何叔衡没有后退，选择了立即正式组党，彻底投身中共。

　　11月舒新城在给梁启超写信时，并不清楚毛泽东已经正式组建中共湖南组织，因此，自然还以为如果真要挖他，毛泽东也会有可能被挖。但即使可以挖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去任职，舒新城还是向梁启超更明白地表达了否定态度，这第二个理由是毛泽东“只在第一师范毕业”。表面看，舒新城说的是毛泽东学历太低，并非大学或高等专科毕业，仅仅只是相当于中学程度的专门师范学校毕业（而且用五年时间才获得毕业实在是无法谅解的事情），这当然是很客观的。但在中国那个充满灵性的时代，学历低的人未必绝对不可以破格取用，破格取聘属于十分正常的事情。事实上，梁启超同意张东荪聘用舒新城，就已经属于破格，因为舒新城虽然后来成为教育家、教育史家和卓越的辞典大家，但当时的舒新城教育方面的资历还很浅，且所经历的学校并非有什么地位，中国公学则是名校，主管附属中学在中国教育界意味着极大声誉。因此，学历的表象下，是作为有过同事经历的舒新城对所了解的毛泽东，在教育方面的实际知识和能力不能给出合格评价。“来亦无何种效用”，舒新城对毛泽东从事中等以上正规教育事业所需要的的资历、知识和能力，给予了全面否定。这样，毛泽东——这个曾经的梁启超的狂热崇拜者——，在梁启超的视野中，如一片无用的败叶般飘零而过；几十年后，梁启超终身理想于中国的阳光，都被这片无用的败叶遮断了。

　　2012/12/16写于沪上


　　注释：

　　1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内部版。P136。

　　14，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P37。

　　16，《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P39。

　　17，《张文亮日记（1920年9-12月）》。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P518。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1年1月6日》。人民出版社，1993年，P88。

　　19，《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P471。

　　20，《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P40。

　　21，《市民自治运动大会纪盛》。1920年10月12日《湖南通俗报》。杨青：《何叔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P83。

　　22，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P49。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内部版。P125。

　　24，刘晴波、雷子：《夏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胡华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P211。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20年10月10日》。人民出版社，1993年。P97。

　　顾则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