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殉国后：丈夫文革被迫害死 儿子上吊身亡（下）
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科长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老。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陈达邦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之后不久，货币改革工作已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货币改革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召开第六次政务会议，听取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指出，最近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所解放的地区扩大了，票子发得很多，物价当然会上涨。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新中国的金融货币是在战争年代逐步形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宣告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成为全国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金融支柱。但是，由于第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存在许多不足，如：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较严重、文字说明单一、防伪技术含量低、容易造假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
195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了第一套人民币改版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迟迟没有得到批准。是年5月，陈云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改版方案作了这样的批示：“此事应该准备，但仅仅是准备，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制，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均须慎重研究才能决定。”
人民币改版方案没有启动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之后，正酝酿请苏联“老大哥”代印人民币。货币决定国家经济命脉，货币的印制，属于国家高级机密，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各种条件限制，印钞技术难以过关。再加上美、蒋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提高人民币的质量，特别是防伪造假技术，国内无法解决。为此，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进行接触时，提出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要求，得到苏方应允。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由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赴苏印钞秘使
1952年4月初，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贺晓初、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陈达邦一行作为秘密使者前往莫斯科，会同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温宁等，与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为首的苏方人员洽谈人民币印制事宜。4月6日，在苏联财政部长的办公室里，中苏双方就代印人民币一事进行专项谈判。我国政府请求苏方代印总金额为40亿元的人民币，印制票面额包括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苏方口头承诺，有关代印人民币的原则问题，俱由苏方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解决；有关技术性的事项，俱由苏方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决。中方则由贺晓初和陈达邦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印币技术问题。陈达邦留在莫斯科，多次和苏联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技术人员洽谈，在技术问题上达成共识，为正式签订印钞协议打下了基础。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进行双边谈判，其中也包括请苏联印刷人民币。周恩来等回国时，留下李富春、叶季壮、陈达邦等人就有关问题继续磋商。9月22日，张闻天、李富春等再次和兹维列夫进行会谈，陈达邦和苏方技术人员在座。这次会谈，双方对各种票面的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期限等问题，很快取得共识，并达成了委托苏方代印人民币的正式协议，协议以1954年底为交货期限。
为了紧紧把握住新中国的经济命脉，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中央领导对人民币的改版给予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人民币票版设计和印刷方案，提出了两条重要修改意见：一是“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汉字排列顺序，应把从右至左改为从左到右；二是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像。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两点指示时，强调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并逐一审查每个票版的画稿，提出了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包括：券面主景画农妇年纪太苍老，要画得健康一些；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中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恰当；汽车图样是我国装配的美式汽车，要改一下，免得外国人误会。如此细致周密的周总理，却对票面上的文字没有作任何指示。行长南汉宸难以定夺，急急忙忙带着印刷局局长王文焕直接向总理请示。周总理强调说：“钞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马虎不得。”南汉宸当即提出，现在还没有更为合适的字体，最好还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南汉宸的意见，得到周总理应允。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国内印钞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陈达邦和国内印刷局密切配合，紧张地进行着各项印钞技术准备。现存档案里留存的中方向苏方提交的物品清单显示，国内制作的人民币样版，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样样俱全。但是，苏方技术人员收到国内的人民币样版之后，经过检验，却认为中国国内的设计不合技术要求，只有重新制版才能印刷。当陈达邦与苏方交涉人民币的样版技术时，国内正酝酿改变印钞计划。
人民币上汉字的题写者
1952年11月中旬，周恩来亲笔签发的一份电报提出：取消原定100元、50元票额，“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总金额由40亿元增加到45亿元，要求于1953年底交货。这样一来，印钞工作量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交货时间反而缩短1年，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11月21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库梅金和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紧急约见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面谈。当晚，在苏联财政部部长的办公室里，兹维列夫、库梅金和叶季壮进行了一番长谈，对计划改变后的可行性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探讨。
这次谈话的焦点，在于票面的改版。中国提出改换人民币的面值，苏方认为中国国内制作的票版不符合印钞技术要求，应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为此，叶季壮经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向国内请示，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电报指示，同意在中国技术人员协助下，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在苏方人员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因为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经请示国内，得到的答复是：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
陈达邦经手在苏联印刷的人民币，以十元面额券最为劳神费力。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就新增十元券20亿元人民币一事，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一、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近因此项设计稿样经审查后尚须重新设计，因而该设计稿样，需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
二、增加五元券的印数20亿元，计4亿张。
事实上，十元券版样图案，“中经数次修改”，审批、绘制到正式定稿，苏方几次催促，直到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苏方。由于交付版样图案拉长了时间，为制版、印刷并按期交货增加了难度。经过中苏双方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制版和印刷任务。因为有前几个票种要在苏联重新制版的教训，新增十元券人民币，国内只提供版样图案，交苏方后由中苏技术人员共同作技术处理直接制版，版样上的文字也照前例，由陈达邦参照已印出钞样，在保证原有风格不变的前提下作了灵活处理。
陈达邦和苏联技术人员一道，互相配合，除了负责人民币票版的技术处理外，还参加了印钞数量的清点和装箱运输等工作。整个印钞和运钞工作，都是在绝对保密状态下进行的。苏联印币厂对外从不公开，而是以木材公司名义执行印钞任务。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白天交货，以免意外。交接时，10人同时开启10个车厢，上午10个，下午10个，一天完成。陈达邦按照南行长的指示，和苏方人员进行交涉，并认真检查落实。
1953年9月底，首次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从莫斯科开出，到1957年最后一批十元券运抵满洲里，苏联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5年时间，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总金额85亿元，其中3元券人民币比原定计划多印了95万张，金额达285万元。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三元、五元券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十元券。第二套人民币的印刷和发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及其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达邦在制版过程中调整题写的汉字书法艺术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留著青史的遗憾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更加有效防伪，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不再流通使用。与此同时，国内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开始后达到顶峰，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所犯“滔天大罪”主要有两条：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并且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这时印制人民币的机密已无密可保，当时参加过批斗陈达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魏明生、杨永康，《红岩春秋》 201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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