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之外的“民主教父”

　　晚清的改革派之所以痛恨孙文，倒不是因为他持有不同的政见，关键在他为了自己的政见所做的某些不大合理的表达，不仅影响到了帝国的改革进程，还造成了海外华人更加的孤零飘渺。

　　与晚清的改革思维截然不同，孙中山的思维则是希冀与暴力革命以结束帝国政治，重构中华民族的民主结构。这在理论上本无可厚非，帝国即意味着集权，民国即意味着民主，这到哪里都说的通。然而晚清却恰是这样一个说不通的社会状态。一方面，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亦即大家都习惯了家族政治的统辖与领导，与其搞出无数个家族各自为政，倒不如任由一个家族通过努力的改革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在于，晚清四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已经深入人心，而经过庚子之后的发奋努力更是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在这个时候提倡民主，只能是一部分在常规的政治体制中并不得志的政客追随左右。

　　由于这样的根本原因，孙文身边的人“成色”并不纯正。典型的例子是章太炎和孙文的内斗。作为近代中国史上举足轻重的杂学大家，章炳麟较之孙文看待问题孰清孰浊不言而喻。太炎先生以办报费用为由（实际上就连这个也是革命党安插给章太炎的欲加之罪）与孙文在政见上产生严重分歧，并且借机带领黄侃、刘师培等人果断脱离孙文党羽，便是看到了孙文身边很多人都有明确的政客倾向。章炳麟曾向黄侃吐露心迹意在说明孙文身边如谭人凤之流虽说帮助孙文搞革命，但最终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重新分得自己的政治利益，金鱼“誉满天下”；对这一点，刘师培看得更加清楚。在与端方的谈话中，刘师培坦言革命党内部“内耗日久，沉珂凋敝”，并毫不客气的指出黄兴、胡汉民都有着自己的打算，并且汪精卫的“暗杀理论”也与孙文的革命思想格格不入。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革命党发动的一次次起义不断的失败，党政本身的元气也被不断的消耗。

　　这种局面下的革命党，同时还面临着另外的问题，就是孙文的“教父”倾向。孙文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在日本希望做“真党魁”的转行独断广为后世史家诟病，然而很少有人看到的在于，这种党魁思想在孙文革命的初期便以形成，并且得到严格的贯彻。只因为当时孙文党人在达成政治利益的前提目的上意见高度统一，故而孙文的革命思想并不会更没有收到太大的质疑。以中越边境镇南关战役为例，孙文要求所有人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并要求派驻日本的留守人员不顾实际情况，冒险向黑龙会购买弹药，直接导致了革命党驻日地下机关的险些暴露；同时，在所谓“镇南关大捷”的刺激之下，孙文要求整个党内必须服从孙文一个人的革命意志，当时黄兴、胡汉民并未发表不同意见，而其他人却颇有微词。有革命党人当时便提出质疑：认为革命党是开放、民主的政治党派，不应该通过任何方式引导大家贯彻一个人的思想；组党联合的目的是为了相同的革命理想，至于革命思想是否需要高度的加以限制，这很值得商榷。然而这种声音的发出者，在当时便被孙中山下令留在越南，组织“重新反攻镇南关”。

　　我们并没有理由质疑袁世凯对于革命党的判断：“一群乌合之众。”政治经验丰富的袁宫保对革命党的乱象早有察觉，章太炎与孙文的决裂、刘师培的返回大清，只需要这两件事便足以说服袁慰亭对革命党不屑一顾。如果革命党真的能有如同北洋这般高度团结的军政思想，如果革命党能如北洋这般拥有不带政治利益的构成起点，如果革命党的党魁能像“北洋系”的党魁这般有一批不顾利弊，誓死效忠的“死士”，那么孙文的成功早就该提前十年，而他袁世凯也早该嗅到了孙文外露的霸气。哪里等到现在，折腾了十几年，还是个海外流浪的江湖混混？

　　而对于武昌起义的观摩，更使得袁宫保笑掉大牙。武昌起义完全是一批下级军官为了自己的政治私欲，借助革命的名头搞出来的普通政变。只不过这场政变打着“革命党”的旗号进行，而政变后的产物：湖北都督府，也只能算是各派政治利益互相推诿出来的结果。更可笑的是，随着湖北的“独立”，其他地方竟然跟着闹起了独立，等到大汉四川军政府、上海督军府而至江苏都督府、云南军政府（实际上是以蔡锷为核心的云南第一代领导集体将大清朝的黄龙旗换下，挂上民国的五色旗，这就算完成了革命）纷纷成立，不知是谁在南京搞出了一个民国首都，并且他们致函孙文，邀请这位“教父”级别的“革命老头子”回国担任总统。袁世凯看蒙了，一个江湖混混，在一群痞子的簇拥之下，当上了自封的国家元首，慰亭并不明白，他改以怎样的政治眼光看待这种犹如丑剧般的演出。

　　不过袁世凯还是精明的，他将自己的部队撤回天津与京郊之间，并且在最短时间内肃清了这一地带的所有绿营杂牌军。在他的构想中，随着孙文大总统的出现，改朝换代的思维已经使得这个国家再也难以接受大清帝国的统治。人们只是纯粹的认为皇帝没了，朝代又换了，并没有比这更高的觉悟；人们沉浸在狂喜中，沉浸在没有旧时代的轻松与新鲜感中。因此，这时对于大清帝国的保护已经显得毫无意义，袁世凯对于京畿的卫戍，也只是为了等待那张最后的《退位诏书》，他只想用这样的“投名状”为自己换来大总统的位置，也为民国社会换来国际的认可与社会的安宁。

　　孙文真的傻到出让大总统的地步，当时岁有人说这是孙某人“高风亮节”，然而聪明如岑春煊这样的人便一眼看出，孙文及其所谓的国民政府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政治训练，在政治素养上如同三岁孩童。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铮铮铁骨的时代弄潮儿，他是少数不与晚清遗老为伍的坚定的民主派。在民国建立后，他与孙文往来频密，不过较多的交流也使他渐渐看清了孙文内阁的软肋。他们打着民主的幌子，以极低的政治素养，摆弄着各自的政治利益；这种格调不高的政治风格为岑春煊所不耻，后来岑虽帮助孙文离境，但对孙逸仙的为人，岑始终没有过高的评价。相反，在袁世凯接任大总统的问题上，岑春煊对慰亭表现出了一反常态的支持。这里的原因不言而喻。

　　虽然袁世凯在接任总统后做出了很多希望通过“穿老鞋，走新路”的方式继续进行政治改革的努力，但终因孙文德叫嚣，以及国内已被调动起来的狂热的乱象而告吹。而在这个过程中，孙文的形象也是毁誉参半，党争与“清队”一直萦绕在孙逸仙的政治生命之中，并且其为了某种很难想象的政治利益甘当北洋政治派别的玩物，直到其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由当时的北洋系政府为之举行盛大“国葬”，以此而为当局的政纲做了一次借尸还魂般的大肆宣扬。

　　从清末到民初，在各种政治势力的红墙之外，一直存在着孙文这样一个“民主教父”，这个希望将自己打造成为意识形态意义上之政治领袖的政客，他的思想被所有的政治派别利用，金额而推动了一个时代的进步。而混乱的内斗、党争，这才是他政治实践的全部内容，为了自己“民主教父”的形象，他不惜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只是为了他那个或可名垂青史的美名，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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