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9日 星期三

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撤换刘少奇的


  [导读]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决定,交由周恩来传达、布置。8月6日晚,林彪在吴法宪陪同下乘专机返京,周恩来去机场迎接时,登机同林彪单独谈话一个多小时。吴法宪只听到一句:“主席已经决定了……”


  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一起(资料图)

  毛泽东写“大字报”

  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又一个重要步骤,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当然,毛泽东的所谓大字报,并不是像一般群众用毛笔大字写在大纸上公开张贴的那种大字报,而只是一个较长的批语。

  毛泽东的批语,写在1966年6月2日《北京日报》第一版的边缘空白处。在这一版上,刊登着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语就写在社论的左面。由于报纸版面上的空白处地方不大,使这段字数不多的批语沿着报纸边缘曲曲折折地排了一长串,显得潦草、零乱。这段批评没有标题,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是何等写得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它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八月五日

  批语全文由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誊清在两页16开白纸上。毛泽东在这份誊清稿上作了第一次修改,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在“左”字上加了引号,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给这段批语起了这样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把它称之为“大字报”,既是对当时社会上贴大字报做法的肯定,也是他决心在政治上同刘少奇等决裂的一个严重步骤。

  誊清稿修改后被送去铅印。毛泽东在铅印稿上又作了第二次修改。他把“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呵”,把“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并且在前后两处加了“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压制不同意见”两行文字。

  经过毛泽东两次修改定稿,批语变成了“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的大字报,第一稿写于8月5日,定稿时间当在8月6日,因为中间经过一次秘书誊清,一次送印刷厂铅印和毛泽东本人两次字斟句酌的修改。

  毛泽东究竟什么时候决定撤换刘少奇?对这个问题国内外曾有多种分析和猜测。笔者认为毛泽东最后下决心的日子就是8月5日,并且决定由林彪替代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有以下事实可以说明。

  8月5日至6日,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的不寻常举动:(1)写了主要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下令撤销6月20日刘少奇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3)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了一条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这一批注也是主要针对刘少奇的。(4)在修改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时,特意删去“全会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一句,并将这一删改专门批示给康生阅知。(5)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及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意见。(6)要秘书徐业夫通知本已请假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回北京出席会议。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来处于少数地位的各地造反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发生造反派揪斗工作组的事件,并演出了静坐、示威、绝食、武斗等一幕幕闹剧。毛泽东支持少数派,但不赞成普遍揪斗工作组。8月2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有工作队也好,没有工作队也好,社会上有几种思潮,就有几派,都要登台表演。过去五十天,那个司令部,只领导了一种思潮。”

  9月中下旬,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北京地区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除总结经验教训外,由刘少奇、邓小平作检讨。

  刘少奇准备了题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的书面检讨,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9月14日作了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当日,刘少奇把检讨提纲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周恩来,并附言说:

  恩来同志: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敬礼!
  刘少奇
  九月十四日

  周恩来将刘少奇要求“主席的批语也印发”一事报毛泽东同意后,立即把刘少奇的检讨稿批送有关人员提意见。在这一过程中,除陈伯达在检讨稿上提了一处修改意见外,未见其他人提书面意见。刘少奇本人又对检讨稿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前半部分。后来,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因故未开,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也就推迟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心内容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讲了话。他们都指名攻击了刘少奇、邓小平。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大会上作检讨。在正式检讨的头一天,刘少奇把稿子送周恩来作最后的审阅,这时题目已经改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

  恩来同志:

  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已经作了一些修改,基本上是根据你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意见修改的。现特送上,请你审阅,并加修改。
  敬礼!

  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二日十二时


  周恩来没有提修改意见,当天就把它和邓小平的检讨稿一起批示给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送上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的检讨,请即付印;准备在廿三日大会上分发。印好后先送刘、邓两同志各一份,并送主席、林总各一份。”刘少奇的检讨稿,被印成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六,发给全体与会人员。

  刘少奇的检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错误”;二是历史上犯过的“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三是犯错误的原因。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刘少奇是尽量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中的口径来检讨的。他首先承担了责任:“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在检讨历史上犯错误时,刘少奇比较详细地说了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点到的1962年、1964年的错误,他按照毛泽东批评的口径说:“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最后,他检讨了犯错误的四点原因:(1)“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2)“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3)“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4)“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会议最后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发到党内县、团级。周恩来10月28日作关于传达会议精神的讲话中说:“少奇、小平同志的检讨发到县团级,在主席那里也说了,林彪同志也同意。是不是还可以扩大,还在考虑之中。这两位同志的检讨文件,还要看看他们两位有没有要改动的地方,如果有也可以,改好后再发。”后来,刘少奇对原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加了一小段。检讨稿下发时,没有附毛泽东的批语。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原来不许在社会上传播,周恩来、陈伯达都曾为此在一些场合向群众打过招呼,要求禁止传抄。但陈伯达在会议讲话中引用了《炮打司令部》的全文,会后毛泽东批示将陈伯达的讲话稿“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一本”。《炮打司令部》也随之迅速扩散,并在全国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笔者认为,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以改变大多数领导干部消极抵制的僵持局面。林彪曾讲到这种情况说:文化大革命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有一些顶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

  从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讲话看,他要求对刘少奇不能一概否定,要允许改正错误,作为党内问题处理。10月24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说:把写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当康生讲到刘、邓在八大的报告中有取消阶级斗争思想时,毛泽东说:我们都看了的嘛,大会通过了的嘛,不能单他两人负责。10月25日他在全体会上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还说:“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10月19日,周恩来接见哈工大红卫兵,反复劝阻他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刘少奇的大字报,说:“你们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清华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下台。”

  从毛泽东这时对刘少奇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两点:(1)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非如国内外一些人士分析的那样,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因为这时刘少奇已经下台,却还要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发动群众,制造天下大乱,说明“文化大革命”有着更为深广的目标。(2)尽管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但仍认为是党内问题,不赞成把他打成敌人。

  黄峥,人民网 201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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