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到澳洲悉尼，带回来的一堆书中有一本朋友相赠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冯崇义、古德曼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6月）。该书收录1996年5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举行的一次题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根据地：政治动员与社会变迁”的学术会议的十二篇论文，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十几年前海内外根据地史研究前沿的某种侧面。时过而境未迁，旧书新读，既有新知，更有新的思考。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的论文题为《“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多年前在一部关于中国近代的论文集中曾读过，这次重读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对这个领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关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地主经济的典型调查是1942年秋冬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带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组织进行的，这份《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由马洪起草，经张闻天修改后定稿，于1957年5月由三联书店出版，1980年人民出版社重版。张闻天曾在延安掀起学习马列理论热潮，但在毛泽东看来那只是从苏联背回来的一麻袋教条；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张闻天开始检讨自己，并表示要“补课”。于是，这位头戴列宁帽、胸佩马恩列斯像章、曾受延安青年学子爱戴的中共理论家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从1942年1月起，他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村庄调查了一年多，直到1943年5月才回到延安。这次调查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汇集为《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正式出版。
周锡瑞的这篇论文就是依据张闻天的调查报告和在陕西省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发现的资料以及1989年作者的实地访谈而写成的，虽然篇幅不太长，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和认识都很重要。文章以米脂的地主阶级与中共政权的关系为中心，展示了一种错综复杂的革命进程。文章认为，“革命圣地”并不像埃德加和塞尔登等人所描绘的那么完美，那些档案所揭示的是军事优势的更大重要性、强制所起的更大作用和民众参与、群众路线更小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重复出现的模式是对某一社会阶层的合作，并继之以打击：先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依三三制的原则对地主合作，接着是反奸细运动对地主的严厉打击；然后又是1944年参政会期间的合作，最后在土改中对地主进行致命的打击；接着，“这一过程所诱导的行为逐步在全社会盛行：对党的那些许诺会带来好处的政策顾虑重重，轻易不向别人袒露心迹。特别是在1943年的反奸细运动中，任何对政府的怨言都会被当作帮奸细作宣传的证据”（第22页）。要理解这种过程，作者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环是必须从中央权力、县及分区中层干部以及乡村基层干部这三个世界的真实处境与互动关系来认识。从这个角度发现，在征调问题上有利益冲突，但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则是上下一致，是表现革命坚定性和投机革命的机会；“正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各层党组织的一致性，使左倾倾向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痼疾”（第23页）。这种分层的、错综复杂的党内互动关系是研究历史上党国体制如何运作与发生变化的重要路径。
在该文中也提到了对马克·塞尔登《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中译本为《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的评价，认为该书1995年的修订版表明作者已经从最初写作时（1971年初版）的激情中平静下来，“降了温”。我们看到，在这本《延安道路》长达数十页的“后记”中，塞尔登对《延安道路》进行了“自我检讨”，其核心问题是“民主与专制，包括原教旨主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政治动员的实质等问题”（第298页）。作者承认，抗战时期的实践表明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民主化的可能性，这也是中共获得民众广泛支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在这部修订版中，“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主主义潜在因素的肯定便要谨慎得多了”（第300页）。因此，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既然当初有那么多有利于向民主转变的因素，特别是增强作为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的地位这一因素，后来民主政治的发展何以会如此步履维艰？中共“新民主主义”思想中那些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因素何以会在后来的岁月中没有发挥出来（第309页）？作者认为在自己最初的研究中没有充分认识的问题是，这些民主主义萌芽只不过是根据地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的组成部分。而在后来的岁月中，正是这种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变成民主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第310页）。显然，周锡瑞所讲的“降温”包含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内涵。虽然从今天的研究前沿来看，塞尔登对《延安道路》的修订也远远落后了，但是这一起源于对“冷战”观念的反思的学术心路历程仍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纪保宁（PaulineKeating）的《组织农民：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府与乡村组织》从党的组织工作问题入手，研究抗战时期在“国家集权”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该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三个层面的关系：列宁主义政党的机器和等级权力体制、为完成具体任务而建立的“动员型”组织以及乡村“社区发展”组织，指出阶级斗争战略对达到党的目标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作者认为：“输入阶级斗争手段，是中国共产党得以成功建国的关键。而且，组织阶级斗争也是中共乡村组织工作的主要特色。”（第75页）冯崇义的《农民、知识分子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从过去人们较少研究的晋绥边区中发现知识分子、地主士绅和地方实力派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农民民主”的成就与局限。最后作者特别指出，这种“农民民主”的哲学基础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更接近于“仁政”，更重视的是物质实惠及政府对民众的保护和照顾，而不是制度化、程序化以及对自由和人权的法律保护（第208-209页）。艾丽丝·戴维多（EliseDevido）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依据山东省的档案资料及其他史料，研究了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党、政、军三大系统及其与当地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论证了“共产党的所谓‘党国’（PartyState）的中心化及其统合并非始于1949年，其起源应归于内战时期对于物资及组织架构的统合及集中运作的实际需要”（第210页）。作者认为“山东经验”的特殊性对于共产党“建国”的意义不容低估。班国瑞（GregorBenton）的《华中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比较》自觉地强调了从抽象、宏观研究方法到具体、微观的“地方主义”的方法的变化，并指出逐渐演变为别具一格的“根据地研究”，“这种研究以各地的多样性为重点，加深了我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第238页）。这种对地方差异性的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之一，就是可以导向极为丰富多样的研究课题。
李公明，《上海书评》2012年12月23日，原标题为《根据地研究的反思与实质性问题》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