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2日 星期三

中国皇帝:自闭的巨人


  中国皇帝是一切矛盾的集合体:他们是古代中国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却又是最容易被觊觎乃至失去权力的人群;他们享受帝国最高端的医疗保健服务,却又是所有职业中平均寿命最短的;他们富有四海,他们却对自己领地上的民生疾苦一无所知;他们可以吸纳民间最优秀的头脑填充智库,他们又是无知到“何不食肉糜”的人群;他们可以设置名目繁多的厂卫特务监视臣工,并将贪腐官员剥皮实草,他们却又感叹“奈何朝杀而暮犯”。


  张宏杰《坐天下很累》一书撷取了中国帝王(或准帝王)系统里的9种典型症状,解读了中国皇帝权力运行的吊诡机制,也剖析了中国文化中帝王情结的生成土壤和存在悖论。诚如学者王学泰所言:权利平等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上存在着权利的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很难遏制。

  读懂了中国皇帝的幸与不幸,也就读懂了中国文化的奇诡之处。


  巨人:形式主义的巅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决定了帝王享有对民众的合法伤害权。清初大儒黄宗羲将这种合法伤害权形象地表述为“有秦以来,帝王者皆盗贼也”。而帝制时代的合法伤害权大多属于“可拥有非必须”的奢侈消费,终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帝制的形式主义仪式美感。

  为了营造美轮美奂的仪式感,帝王可以“离散天下人之妻女供其一人淫乐”。即使按照每天宠幸一名嫔妃的频率,好多帝王都要将近3年才能穷尽后宫的三千佳丽,这还不包括临时起意宠幸的庞大的宫女群体。显而易见,后宫群体很大程度上属于超前消费,除了炫鬻皇帝的性特权之外,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但形式美感对于帝王土壤深厚的古中国来说,又是必须的,正如张宏杰在书中那句不无揶揄的诠释——人们最后只能用数量来填补想象力的空白,结果使这些礼仪变得繁琐、夸张到完全脱离实用的可笑程度。《唐顿庄园》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贵族繁冗、复杂、拖沓的仪式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想象力还是单薄得很。同时期的清朝末年尽管战乱频仍,那拉氏也好,溥仪也好,吃穿用度上可谓“量中华之物力”。就排场而言,庶几可以夺得世界范围内的头筹。

  值得一提的是,张宏杰对皇帝形式主义礼仪缘由的揭示并不全面,“数量填补想象力空白”固然是一大因素,历史悠久的帝制惯性也不容忽视,经济学里将这种惯性称为“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的典范除了中国,还有同为文明古国的印度,种姓制度即使在今日仍然大行其道。


  自闭:虚无的顶层设计

  作为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度,中国的历次改革以自上而下居多,自下而上为特例。自上而下如果是贤明君主还好,可皇帝制度决定了除了“打天下”的开国之君熟谙民生疾苦,后来“坐江山”的君王必然“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对民生疾苦无知麻木到了荒诞的地步,所以帝制时代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失败者多,成功者微乎其微。

  以光绪帝为例。经受了甲午海战战败的刺激,光绪帝很快就被“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感染并决意革故鼎新。可高墙内奶妈、太监养大的光绪帝对人性的复杂并不了解,这在他暴风骤雨式的发布谕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103天内光绪皇帝发布了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善后措施的滞后。诸如废八股取士,光绪帝和其智囊康有为并没有考虑到渐进式方案,而是大刀阔斧式的取缔,这对于汲汲于科举的士子、皓首穷经的翰林,以及八股取士既得利益者(如张之洞之流)都是当头棒喝。遗憾的是,浸淫“帝王教育”却执政合法性不足(那拉氏垂帘听政的掣肘)的光绪帝俨然自闭的巨人,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忍受程度,终于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改革阻力。光绪帝始终不明白即使要改革,在“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牺牲”的既有格局下只能依靠逐步激活将死的官僚机制,先易后难、先简后繁,走渐进式的治疗方案。

  事实上,光绪帝的盲目自信和极度自闭,“帝王教育”难逃其咎。这种“帝王教育”对抱残守缺的圣祖名训和四书五经奉若圭臬,却对世界格局和潮流一概不知(清朝道光帝鸦片战争战败后都不知道英吉利的地理位置)。这种短视和因循守旧的“帝王教育”,除了培养守成稳健的接班人(如书中的嘉庆帝),就是培养光绪帝这种集自闭和“自信”于一身的悖论帝王。

  无独有偶,“准帝王”洪秀全定都南京后想的也是分封、选妃和大兴土木。洪秀全偏安小朝廷后乐不思蜀,罔顾“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历史典故。这样的民族积习早在鲁迅的《阿Q正传》就揭露过,流氓无产者阿Q的革命动力就是“秀才家的宁式床”,就是“和吴妈困觉”。财帛、子女、威福构成了两千年来农民无产者揭竿而起的原动力,帝王思想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都不乏想当皇帝的农民,皇帝思想荼毒之深可见一斑。

  更值得警醒的是民主共和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帝王、皇室、贵族仍然成为长兴不衰的商业卖点,不管是在楼盘广告上,还是在洗浴中心,以及各类高档夜总会。存在即合理,帝王余毒还没有彻底从中国文化这块神奇的土壤中清除干净。反帝不应仅仅着眼于推翻看得见的帝制,还应革除和帝制一脉相承却又看不见的特权制度。这也正是张宏杰《坐天下很累》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所在。

  孙伟锋,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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