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次难得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了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这是建国后三十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且自由争鸣的学术会议。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了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者有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早已成名的哲学家，也有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他学科著名学者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等也都参与争辩，这也是建国后三十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且自由争鸣的学术会议。

　　这个机会是如何得来的，为什么三十年间没能重现？最近刚刚出版的《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详细展示了这次会议的进程。本书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1955级的几位老校友合作编撰的。就有关这次会议的一些问题，参与此书编撰的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赵修义先生向我们讲述了很多。

　　这次会议是北大哲学系主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可是这个领域乃至其他学科的著名学者几乎都参与了，为什么这么高级别的会议要用座谈会这样一个非正式的名称？

　　赵修义：按照现在的习惯，这次会议确实应该安上一个“高层论坛”或者“顶级论坛”之类的名称了。可是，当时没有这样的风气。如果再考虑到这些今天被誉为“大家”、“大师”的知名学者当时的处境，那么就更加会理解“座谈会”这个名称，该是如何的贴切。

　　你们这个问题的提法，反映的是当今的语境，而亲知者所感受的当时的语境是大不相同的。这使我想起冯契先生在《近代中国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一段话。他说，自己与已经逝去的时代的思想家“精神相通、血脉相连”，有些就是自己的老师，非常亲切，非常亲密。我们这几个七老八十的编者与1957年座谈会上活跃的那些前辈也是如此。这种亲切带来的，一个就是“亲知”，即对当时的情况有比较切实的了解和感受，另一个就是冯先生所说，就有一种“同情的了解”。

　　我们之所以会起意编这本书，其中就有对我们的老师的感念。这里先简单说一下我们编这本书的缘起。最初是在参加汪子嵩先生主持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发布仪式的同学聚会上。汪先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我们入学的时候，汪先生在系里主持工作，又亲自给我们上了一年半的课。对他的为人、他的学问，我们十分敬仰。我们班上的不少同学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与汪先生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大家感到汪先生“三十年磨一剑”，完成了鸿篇巨制《希腊哲学史》，已经为学界周知。但是他早年所做的另外一些大事，许多人都不知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的代理校长是汤用彤先生，汤的党员秘书，实际操作的就是汪先生。把那么多原来分散在全国各地各校的哲学名家都集中到北大来，组建全国仅剩的一所哲学系，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团结起来，还要想办法发挥老学者的作用，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些事本来我们并不清楚。改革开放后举行的几次系庆活动上，听到汪先生非常自谦地检讨自己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做得不够的事情（如对清华来的评级较低等等），才有所了解。这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对哲学界来讲应该是一件大事。另一件就是1957年的中哲史座谈会。当时汪先生担任哲学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是座谈会的组织者。巧的是我们同班的调干生方昕，1956年暑期之后就调到系里当秘书，直接在汪先生的领导下，参与了从筹办到整理档案的全过程。方昕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建议我们编这本书。他说，这是老一代学者敢于讲真话，向苏式教条主义发难的一次会议，非常重要，也非常难得。汪先生能把这批老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又靠他同方方面面的良好的关系，才把这次会开成。于是我们就着手编这本书。方昕还跟我说，会议的全部档案、原始记录，他当时都统统整理好，送到学校的档案部门去了。如果这些材料能找到，很多问题就都可以搞清楚了。可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两份总结，就是书里收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和《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接触材料后就想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次会议到底是高层发起的还是北大发起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会议，一个是1956年夏季在青岛开的遗传学会议，另一个就是中哲史座谈会。遗传学会议，现在《毛泽东传》、正式的党史都写上了，缘由和过程也非常清楚。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驻东德的使领馆带回来的报告，讲东德和苏联都开始动李森科。在这之后，毛泽东就发声音了。于光远去青岛开了二十几天的会。来龙去脉很清楚。而哲学史这个会，就看不大清楚。正式的党史没有一笔，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对待苏联学派的态度问题，党史第二卷提到了。“在文学艺术领域，清规戒律也不少，日丹诺夫有几条，马林科夫有几条，要照抄。”这个话很像毛泽东的口气，一般人不敢讲这个话。至于具体到是不是要对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挑战，这个上面肯定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像关锋、胡绳他们肯定知道的，不至于在会上做肯定的表态。

　　我现在的看法是，贯彻“双百方针”在自然科学找到突破口了，就是遗传学会议。但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究竟从什么地方开始做，没有头绪。就高层来说，第一个要贯彻双百方针。为什么要贯彻？书里收的方昕的文章写了几条，大概都说到了，一个要调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毛泽东历来是这样的，压得紧了他就松一下。另外一个，毛泽东想通过对苏联教条主义的批评，使中国从此走自己的路。尽管这个时候他不宣布自己是头，但实际上要增加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和苏联的很多东西切割开来。赫鲁晓夫从秘密报告，一直到匈牙利事件，确实做得非常鲁莽，也弄得非常被动。这时，实际上赫鲁晓夫要靠中国来救他，否则东欧很多国家摆不平。有了这个背景，所以毛泽东非常需要通过强调“双百方针”破除教条主义，要走中国道路。他的重点是要克服对苏联学派的教条主义态度。这个时候在自然科学界找到了遗传学作为突破口。而人文社科这个领域呢，从什么地方去做呢？这是件难事。一直到1957年春天，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实中宣部是很被动的。我看到过介绍叶圣陶日记的文章，讲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学苏联，把文学跟语言分为两门课程，在中小学实行，这个事情大家意见很大。“双百方针”提出后，陆定一把责任推给时任教育出版社负责人的叶圣陶，叶对此非常不满。可见当时他们非常希望找一个突破口。这个时候恰恰是北大的这批老先生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我的一个老同学听说，哲学系系主任郑昕1956年10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开放唯心主义》前后，毛泽东曾经找郑昕、金岳霖聊过天。从当时公开发表的东西来看，毛泽东是非常重视哲学的，他历来如此；另一个，他已经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提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还会存在”，等于提出了“唯心论万岁”的口号。

　　所以可以这么说，一个是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另一个是高层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空间。只是这个空间的弹性有多大，谁都不知道。这些老先生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你给我一点空间，我就说真话。在这个会议上，不管对唯心唯物怎么看，多数是讨论真问题，也就是在他们自己真正感到有问题的地方说真话。郑昕的《开放唯心主义》最典型。比起冯友兰、贺麟这些政治上很老练的人来说，郑昕是比较天真的，也非常要求进步，所以他会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他不是党员，那个时候系主任、校长都不是党员。我进校的时候，金岳霖是系主任，后来金调到哲学所去了，他当系主任。他真的很希望改造自己。我在书里也写道：“他对我们这些学生坦言，我熟悉康德也有感情，要说康德怎么说、怎么想、怎么论证，我可以头头是道；但是我是系主任，我也要求进步，那就不能不批判唯心论者康德，可我又不会批判。所以我的课大概没法上好。你们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睡觉。”他的文章里最天真的是，希望用百家争鸣，来证明我们比西方更自由，呼吁在西方国家滞留的知识分子都回来。各人政治经历不同，但都还是挺真诚的，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朱光潜讲的也是自己的困境。这是这个会能够开起来的很重要的前提。尽管大家对冯友兰各个时期的表现，有各种各样的非议，但是就我的观察来讲，他有的时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敢于把真话说出来。一个就是这个会，第二个就在教育革命学生都下乡下厂的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题为《树立一个对立面》的文章，提出一个公式，“理论-实践-理论”。也就是说学生还是要读书的，不能光劳动。

　　虽然是哲学史座谈会，但这次会议的重点还是讨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是非，以致有些参会者认为哲学史座谈会变成了哲学座谈会，这是当时的大环境造成的吗？

　　赵修义：开哲学史座谈会来谈哲学问题，事实就是这样。也许在当时这是一个比较妥帖的办法。汪子嵩先生他们要把这个会开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下面有这个想法，上面找突破口，但事情要你承担的。最先是他们主动去争取的。要开会需要上面的支持和首肯，定什么题目、请多少人、什么规格，都要请示。

　　汪先生他们做了很好的组织工作。凡是主管单位，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科院）、中宣部、教育部都点头了。开始北大建议由学部出面召开，学部实际负责人潘梓年一再说，在你们这里开最好了。大概是因为那个时候学部的哲学所刚刚成立，没几个人，就金岳霖跟贺麟，还是北大的哲学系人多，都在那儿，影响也比较大。

　　至于命名为哲学史座谈会，要说设计，可以说是，要说不是也不是。当时北大哲学系的格局，说是集中了这么多大家，其实有分量的人，都在哲学史这边。民国时代的哲学家解放后变成了哲学史工作者，不承认他是哲学家，至多承认他是哲学史家。比如贺麟也本来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后来专门去弄黑格尔了才变成外国哲学史专家的。哲学史那边，老中青都很齐全的，老的像冯友兰，任继愈才四十岁左右，朱伯崑那个时候还是个讲师。任继愈在这个会上是很坚决地否定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档案里最后还点他名，说“任继愈同志对日丹诺夫仍有不同看法”，话说得很重了。外国哲学史苏联有一套，还不大好讨论。

　　还有一个情况。当时哲学史好像还算不上是哲学。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都是苏联专家上课，来培训中国的教师。书上的一张照片上有一位就是在北大的苏联专家，不过他是比较差的。主要的有名气的几个都在人民大学跟党校，在那边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队伍。在北大，老先生都要听萨颇什尼科夫上课，接受改造。后来汪子嵩等慢慢接上去，才开始由中国的教师讲辩证唯物论。

　　所以这个会从具体的背景来看，是当时多种因素形成的，很难说是谁刻意的。

　　就当时的情况看，哲学史座谈会是涉及意识形态的，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开这样一个会，当时难道不担心会造成唯心唯物思想上的混乱吗？

　　赵修义：我觉得这个会的组织过程本身就已经有这个意思了。总结里面说得很清楚。当时汪子嵩去请的重点发言，如胡绳、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的名家。关锋怎么来的不清楚，肯定不是汪子嵩去请的，因为这个会与中央政治研究室没有直接关系，关锋也是刚刚从山东调到北京，汪先生以前并不认识。当时组织者还是觉得这些老先生是要改造的，还是要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最后要请胡绳来总结。他们主观上更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搞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讨。当然再深入一步的话问题就来了，矛头是对准日丹诺夫的。其实日丹诺夫的定义也不是他自己凭空想出来的，往上追溯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从会议中各人的发言看，很多对唯心主义的批评还是简单的，学理性不强，那么，会议的气氛究竟如何，持同情唯心主义立场的学者感到是自由的论辩吗？

　　赵修义：到底有没有自由争鸣，这个问题也是有争议的。当时有些人说，这个会根本没什么意思，无非就是变相地批判冯友兰、贺麟。我们编书征稿的时候，也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会就是批判会，没有什么争鸣。但是，我们仔细看了材料，觉得汪子嵩那个评价还是合乎实际的：“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有的情况比现在要好。起码有这么几条：第一个，尽管有些话激烈，但是大家还就问题讨论问题。你仔细看连关锋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和他后面那篇文章（《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发表于《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是不一样的。关锋在会上也没敢扣多大的帽子。话说得最凶的是民主党派的邓初民，莫名其妙写了一封信登在《人民日报》上。至于胡绳我还是很敬佩的，按他当时的认识，认真地、平和地与大家讨论问题。胡绳当时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算是大官，可没什么架子，更没有那种颐指气使的架势。大家都是坐在大教室里讨论。而且不分老中青，林可济是本科生，萧萐父是进修教师，他们都可以写文章，都可以参加会。

　　第二，是这个会讨论的是真问题，讲自己的真想法。尽管经过长时间的改造、高压，老知识分子对自己学术思想的真诚还是保留着的。陈修斋把这样的话都端出来了：解放前我受贺先生教导，才从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院转到西南联大学哲学，今天要支持先生的观点。有些先生则很有意思，他走自己的路。我较关注的就是洪谦，洪谦会上讲了什么我也没查到。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唯心唯物都是老问题，假问题。洪先生肯定对唯心唯物这套东西是不满意的。1958年的时候，有位教师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只有一句话：“洪谦先生，你从维也纳回来了吗？”他没有回来呀。他写的文章是谈哲学史的学习，如何为大家学习哲学史做好史料的编译工作。大概是想着，别的事情不能做了，但是借着这个会议，提升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和重视，自己也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这也是一种真诚的态度。还有黄子通先生，七十多岁了，是极其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他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我看了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的书以后，觉得自己以前对古代史的研究都不行了。当然贺麟是最厉害的了，书里特地收了他会后发表的文章《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触到了教条主义者的最痛处——“教条主义者并不是小心翼翼，严格遵守经典著作的原文的人，而是习以对经典著作加以随意歪曲的人”，“教条主义者每每是应时主义者”。

　　第三，是像潘梓年事先期望的那样“反复论难”。你批评了我的观点，我可以接受你合理的地方，作出改进，再次发言；你的论据说服不了我，我也可以反驳。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等都有几次发言。这种反复论难现在也不多见。所以我们不倾向于认为这个会毫无自由争辩，尽管会上有批判，有的也比较简单化，后来又转向。但是会议本身还是有许多人在真诚地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意见，相互切磋和论辩。包括有长期革命经历的，如胡绳、于光远这些人，都是很真诚的。你看胡绳晚年有这么大的改变。他们都有独立的思考。

　　至于为什么后来会发生这么大的转折，这当然不是单就这个会议本身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事情。不过这个会议前前后后，这一段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总结的。

　　在这次会议中贺麟先生表现得非常有风骨，冯友兰先生虽然温和，但也坚持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可是在1957年5月的大鸣大放中，两位先生都一言不发，为什么他们会对形势有如此精准的判断？

　　赵修义：贺麟、冯友兰都阅历丰富，懂政治的，过去跟蒋介石都打过交道的，毕竟不太书生气。而且这个会议一开始就很清楚，确实是学术会议，议题就是中国哲学史。这与5月份鸣放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鸣放的时候是把本来说的与艺术上百花齐放并列的学术上“百家争鸣”，一下子变成了“大鸣大放”，“大民主”搞到政治上去，还要发动大家提意见，你不发言还动员你，你不发言还算态度不积极。这与学术领域是两回事。“双百方针”提出来的时候，非常明确，这就是发展文化、艺术、学术的一个方针。文化当然涉及意识形态，但毕竟不是直接的政治。

　　当然“双百方针”是当政者提出来的，政治家有政治的考量。这也是确定无疑的。中哲史座谈会作为贯彻“双百方针”的一次试验，自然具有政治的意蕴。《人民日报》会前会后发了那么多的文章和报道，是主持《人民日报》的邓拓的主意还是中宣部的旨意，我们搞不清楚。但是从《人民日报》大幅通栏发表冯友兰在全国政协的发言，还配发照片这件事来看，这个肯定是高层政治的事情。因为，一个普通政协委员的发言给这样的版面，是非常罕见的。冯友兰讲的就是中哲史座谈会，以此说明百家争鸣方针是真实的、说到做到的。

　　从大的方面说，这次会议反映出来的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从整个会议的进程来看，当时这两者的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赵修义：当时提出“双百方针”想做的，就是不要把一般的学术思想的问题、学术观点的问题，当作政治态度、政治立场问题，然后以此来划分谁是进步的，谁是反动的。会前的一段时期，采用了相当“左”的做法，把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有些本来与政治未必有什么关系），当作政治态度问题。而且还沿袭了苏联的办法，每一个学术问题上的争议都要靠政治家，或者是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或者是最高领袖来做决断，遗传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等，都是如此。“双百方针”提出的初衷就是想避免重复苏联的教训。中哲史座谈会，就是一次尝试，一次突破。遗憾的是，积习难改。档案中保留的那份《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不仅对那些在会上会下对日丹诺夫定义持异议的学者做了否定性的评价，还在有的人名后面注明是落后分子，就是一例。“反右”之后，则不仅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武汉大学的郭齐勇先生读了《守道1957》之后告诉我，陈修斋先生就是因为在座谈会上的态度，在调往武汉大学的时候，北大在档案里放进了他在会上发言的材料，并作出了只能控制使用，不能上课的结论。与当时的情况相比，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应该承认现在比那个时候宽容多了。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反反复复，十分艰难的。其中的教训是蛮多的，值得好好地总结，不能翻过去就算了。

　　现在常常说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发生过的事情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有些就干脆遗忘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算不算历史虚无主义？我们编《守道》这本书的时候，原先起的书名就是《不该遗忘的一桩学术公案》。之所以起这样一个书名，就是想说，这段历史是不该遗忘的。恩格斯在谈到哲学的时候说过“宣布一个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并不等于制服它”。有的哲学问题，宣布它没意义、宣布它错了，但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中还在起作用，没人清理。要么像现在有的教科书，还在照讲不误，要么像俞吾金教授那样，说恩格斯以后对马克思的理解都错了，在马克思那里根本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那个东西，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关的那些问题就一笔勾销了。那么，它为什么在中国起那么大的作用？实际上这个东西影响了几代人。它有个思维定势的。这些问题今天该怎么看？今天在社会生活里，到底哪些东西是积极的，哪些东西是消极的？这是个大问题啊。这几年，像网络的言论，动不动就扣帽子，动不动就站队分派，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遗风。

　　哲学是这样，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经历过的是是非非，也是这样。许多经验教训，如果不好好地总结，不善于汲取，就会重复许多不该重复的低级错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种代价如果汲取历史教训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当然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是以前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新问题需要新的思维新的视角，但是历史是割不断的。新的条件下，重复旧的错误，也是经常会发生的。

　　就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来说，我觉得从中哲史座谈会看，至少要区分两类当事人，一类是管理层，一类是学者自身。就学者自身来说，要把两件事情分清楚，一件是做学术，包括就学术问题独立的研究和自由的争鸣；一件是学者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作为一个公民有权利对各种政治问题，包括公共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先生们那时最关注的就是尽可能地把学问做好，把自己专业的工作做好。条件再差也要守学问之道，尽可能地为民族文化的积累和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延续学统，传承文脉，坚持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这在今天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至于后一件事情，怎么做得好？中哲史座谈会好像没有提供多少经验，也谈不上教训。能说的还是前面讲过的，如何把握住政治态势的变化所带来的难得机遇，体现“思想之自由、独立之精神”这一点。

赵修义 黄晓峰 丁雄飞，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