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集体化的代价

　“‘三害’和‘五毒’（即‘三反五反’）已被大量扫除出去，这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正当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来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保证私营工厂按其资本计算，在正常合理经营的情况下，每年获得10%、20%到30%左右利润。”


　　——陈云1952年6月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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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高层，对私营企业的存在，对公私合营的进程，都有着长期打算。陈云这番话虽然是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手段来保证市场经济主体的利润，但其出发点是要保留私营企业的，至少是一段时期。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几年后形势急转直下，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疾风暴雨般杀来。就像共产党人没有预料到蒋介石这么不禁打，祖国河山呼啦啦仅3年就插满了红旗一样。

　　“三反五反”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四川船王、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1950年8月，卢作孚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署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1952年初，“三反五反”正烈，2月8日上午，民生又开大会，卢作孚的贴身秘书关怀突然跳上台，揭发卢作孚在北京请公股代表张祥麟吃饭看戏洗澡，说这是糖衣炮弹，是资本家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的行为。会上卢作孚一言不发，当晚回家服药自尽。留有遗嘱：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35页引用毛泽东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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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发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指出：这次修订税制主要增加了国营商业及合作社的税收负担，并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及对合作社减征营业税20%的优待，使国营商业、合作社与私商完全处在同等待遇之下。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照顾私营企业，一方面促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转费用。”

　　此事引起各地反弹。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后来，毛泽东把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薄一波的新税制遭受波折之前，一位被后人重新发现的精神巨人也受磨难。1952年2月25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29日，上海市宣布对8个干部的处分决定，其中之一是上海市财税局长顾准。顾准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运动式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税务通讯》上连发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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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是一个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意味的说法，不是动员农民起来闹革命的口号，而是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是管理社会的逻辑。也许在进北京之前，在中共高层心里，就已经把农业作为工业的基础，就打定主意要农业反哺工业，要农民多做贡献。

　　在整个土改期间，全国共没收征收土地7亿亩，分配给约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到70%。土改前，农民为耕种这7亿亩地，每年要交给地主3000万吨以上的粮食。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品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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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几个月前毛泽东还不是这样斗志昂扬。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杜润生回忆说：“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5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50%。毛主席讲了一段著名的话，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1954年至1955年，国家超计划收购了350万吨粮食，这使得许多进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经受饥荒，比如在郴州地区的平阳县已引发不稳定，广东、河南、安徽等地出现退社风潮。另外，一些农民不愿意把牲畜无偿交给农业社，而宁肯杀了吃，之后的1955年到1956年，全国猪仔存栏数下降了15%。

　　后来，毛泽东是怎样不怕生产力暴动了呢？1955年4月6日到4月2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一路上看到庄稼长得很好，当地干部也说形势一片大好，于是想法发生了转变，认为合作化的步子可以再快一点。5月5日，毛泽东对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不要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化那样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再后来，邓子恢不仅是要做检讨，被戴上“小脚女人”的帽子，还被拿掉部长之职。

　　中国农民勤劳勇敢，但服从指挥，虽然历史上爆发了那么多农民暴动。美国历史学家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证实了这一点：到1956年底，95%以上的农户已被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效地消灭了土地、耕畜和农具等的私有制。与苏联的集体化相比，农业的产权制度的改革进行得非常顺利。1932年，苏联的农业产量与私人耕作的最后一年即1928年相比，足足下降了五分之一，而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产值却上升了五分之一。

　　中国历史学家秦晖也证实了这一点：1950年代中国集体化时，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行，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农民虽然并不喜欢集体化，但也并没有表现出捍卫小私有的意志。当年苏联为了把土地公有私耕的村社改造为公有公耕的集体农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的富农，为镇压农民反抗出动过成师的正规军和飞机大炮，而暴动农民在1930年就达70万人，农民在被迫进入集体农户时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而中国农民进入人民公社只花了短得多的时间，也未出现普遍的反抗。

王安，《看历史》杂志 | 来源日期：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