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

1949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注定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在这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正面临人生十字路口的一个重要抉择：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何去何从的问题困扰着当时不少知识分子。

当时，国共两党都在大力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实行了一个“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一部分知识分子去了台湾。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坚持“反共”立场，不理解人民革命，有的是从思想文化立场上不认同新政权。在血雨腥风的政治气氛中，已预感到将是新时代的弃儿，只能无奈地背井离乡。出于故土难离的乡土情怀，出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彻底绝望，更是出于对光明的渴盼，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等待迎接新的社会。最终的走和留从此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艰难选择不但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而且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思想孤岛。面对他们的抉择，以及由此而改变的个人命运，我们这些后人不禁感慨万千。

一

还是先看看他们当年的选择吧。

留下来的人当中，不能不提梁漱溟。在大局未定时，梁漱溟对时局的看法就很有独到之处，他在《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有这种认识高度的梁漱溟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可能他自恃和“毛主席相交已久，要从五四时代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何况他曾两访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唇枪舌剑地争论过。

　  在广州的熊十力也没有走，他自认为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他的想法是，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在共产党的天下就不能？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终究和老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

走了的人中胡适是一个典型，这可是民国时代大名震宇宙的一个社会贤达。当年共产党方面做了大量争取胡适的工作，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的反应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还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毛泽东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不管怎样，胡适是铁了心要走，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适的眼光就是这样的老辣独到，可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不想走，表示留在亲戚家，一生服膺自由的胡适同意了。没想到从此成了永诀，后来胡思杜死于反右运动中，年仅36岁。

有意思的是钱穆，他本来不在国民党的“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在他的眼里，即将上演的政权更迭大戏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二

让人感喟的是，走了的和留下的，个人命运竟然从此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尤其是留下来的，就是做梦恐怕也想不到自己的命运竟会变成那样。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虽然对留下的大小知识分子欢迎之至，但原则上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地改造。紧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那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不但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而且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做出的成就进行全面地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此后几十年内，知识界万马齐喑，一片乌烟瘴气，学术研究被扣上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帽子，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有的人或许能侥幸逃过“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等待他们的是“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斗、游街……

梁漱溟还想特立独行，可惜在1953年政协全委会扩大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批评公开“顶撞”时，就被彻底批倒了。在“文革”中照样惨遭红卫兵的批斗，无奈最后存有一丝幻想，上书毛泽东，可怜巴巴地写道：“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之必要。漱溟于此何能无所认识。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幸为挨打，此可告慰于主席者。今后或该斗，或该批，方在静候中，当一切听从群众，不烦主席重注……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故披沥心肝，冒昧以陈，敬唯主席裁之！”

熊十力虽然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的北上了，但在“文革”中，风烛残年的老人家只能常着一件长衫，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地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目盲脚膑的陈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扫地出门后泪尽泣血而逝。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受尽迫害至死……

三

　　那些曾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尽管在台湾那么多年的“戡乱”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也没少受迫害和压制，胡适曾屡遭受围攻；《自由中国》惨遭查封，雷震被投进监狱；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陈鼓应们的“越轨”行为被一次次打击……若与大陆的比起来，波及面小不说，手法也太小儿科了。

　　幸运的是，这些远走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子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师兄弟为民族文脉传承续写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他们在孤岛上保住了中华学术的一脉传承，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使得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通道与资源。等到大陆“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睁眼看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人。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成为大陆学人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而且是一座难以绕过的桥梁。

当年怀着无限希望留下者，却受尽了人世的坎坷磨难，不少还因此含恨而逝；怀着漂泊孤寂被迫离开者，却能捍卫自己的人生宗旨，造化竟然如此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面对前辈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艰难抉择，我们这些后人除了空发几声唏嘘与叹息外，还能说什么呢？！


参考资料：

1、《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作者：周为筠（《资料卡片杂志》2009年第2期）

2、《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3、《走上政坛的文化大师》（木易  苏学恕编著），改革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王贵成，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