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国民党一大：并未提出“联俄、联共”

    这个一大宣言中并未明确提出“联俄”，也未提“联共”而是“容共”(即否定了会上有人提出参加国民党的党员不得参加其他党，实指共产党一事)，“扶助农工”的条款在一大宣言中已有了。至于把新三民主义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是后来共产党人综合当时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的多次讲话而提出来的，称之为“三大政策”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次大会的筹备是从1923年10月6日，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后才逐步展开的。中间还经历了陈炯明的残余势力在11月上中旬从粤东进攻广州，一度到达广州郊区的叛乱。这一叛乱使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一度受到很大干扰。在这种形势下，筹备工作仍基本完成，其中的艰难曲折，可想而知。近年来公布的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秘密档案透露了不少内幕。今以1923年12月10日《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6日《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4年2月16日《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这几份史料为主，结合海峡两岸已经公布的其他史料对其中几个主要问题扼要叙述如下：

最艰难的任务是要使孙中山认识到，改组国民党是使国民革命得以胜利的首要任务

鲍罗廷到广州后发现，“孙逸仙同最忠于他的国民党人都在忙于前线上的事情”。孙中山只希望苏联能从军事上援助他，希望开辟从海参崴到广州的航线运送军事装备。他的军队没有政治工作，没有灌输革命精神。他没有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没有注意发动群众支持国民革命。鲍罗廷感到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由国民党来领导，“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起到这个作用，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它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他们对改组(国民党)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达到理解有组织的国民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高度。”鲍罗廷的这种看法，与苏联最高当局在同一时间接待孙中山派到苏联去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时表达的看法相一致。因为苏联最高当局经常接到在北京的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及鲍罗廷本人的报告，对孙中山在广州的情况是清楚的。联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当时列宁已病重)都向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表示：“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当集中力量于政治工作，否则任何军事行动都必将失败。”

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来到上海。他在与中国共产党人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特别是与当时苏俄的全权代表越飞会晤后，已萌发要改组国民党的想法，也采取过一些初步措施。但从1923年3月他把陈炯明从广州赶走，回来建立大本营就任大元帅后，却对改组国民党一事没有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只是在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后才改变。

鲍罗廷在札记中说，他到广州的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鲍罗廷把加拉罕写的介绍信交给孙中山，他感到孙中山“同(日本)片山潜惊人地相像，只是年轻些，更有精神，精力更充沛”。“他主要关心我们的军事和工业情况。”“我向他讲了我们军队的情况，主要是让他注意我们的政治工作，那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他立即说：‘这项工作我们没有，我们应该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鲍罗廷了解到孙中山及其周围的国民党核心成员的想法，孙中山等也接受了鲍罗廷提出的建议。10月11日、17日，孙中山致电设在上海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本部，决定把本部移到广州，亲自抓改组工作。并于19日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员李大钊为改组委员。25日，孙中山又正式聘任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并指定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改组前，党员管理混乱。只能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改组

改组不是任命几个中央执行委员就能完成的，要先从基层抓起，这一任务特别艰巨。鲍罗廷在札记中说：“在广州有以邓泽如为首的国民党分部，邓是一位年事已高的保守的新加坡商人，但他本人忠于孙。据他自己称，党在广州分部有党员3万，其中缴纳党费者达6000人。国民党改组时，党员重新进行了登记，从登记结果看，这些数字不符合实际。”还发现“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一直到11月25日才出了第一期《国民党周刊》，刊登了《改组宣言》等文件，这才使党员知道党的中央在考虑什么。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鲍罗廷了解到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大约有50人，其中有9人在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工作，其余人分散在工会和学校中；青年团员有150人，主要是青年学生，党和团之间也不联系。中共三大后，虽然决定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也都乐意参加国民党，但国民党却不积极，使中共三大决议“还是一纸空文”。陈独秀只得在11月24日至25日召开了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会议，作出《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并发出第13号通告。国民党方面积极起来后，才使中共三大决议逐步落到实处。这时的中共党员及青年团员大都年轻有为，革命积极性很高，在国民党改组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鲍罗廷和孙中山抓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不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且也是国民党组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不过，那里的改组工作也进行得不理想。现在留下的一份1923年12月16日鲍罗廷与瞿秋白的谈话记录，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瞿秋白原在中共中央负责编辑《新青年》、《前锋》杂志，曾在中共三大上参与制定实行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担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鲍罗廷到广州时，把他借调到身边当助手兼翻译。鲍罗廷参与的国民党改组工作，瞿秋白也都参加了。11月底，当广州地区的改组工作有了一点头绪时，孙中山对上海地区的改组工作不放心，因此就派鲍罗廷、廖仲恺、谭平山到上海来视察。瞿秋白在12月初也回到上海。12月1日，鲍罗廷到上海后因为要到北京与加拉罕互通情况并了解莫斯科的指示，所以又到北京去了一趟。12月16日，当他刚回到上海后，就急切地向瞿秋白了解情况。下面是这次谈话记录的开头部分：

鲍：改组情况怎样？

瞿：改组工作是星期天开始的。(引者按：12月9日，廖仲恺在上海召开中央干部会议。)我们举行了党中央(引者按：指中共中央)、团中央和两个地方委员会组织的四委员会联席会议。谭平山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关于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报告。然后，指定了在共产党内部同青年团一起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常设委员会，由党中央代表、地方党组织代表、青年团代表和上海地方青年团组织代表。此外，还有6个地区各出1人，也就是说总计10人。

 鲍：至今他们做了什么工作？

瞿：他们调查了我们组织还有多少成员未加入国民党，并发出了现在就加入的指示。暂时他们再没有做别的什么工作。

鲍：你们得到了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了吗？

瞿：是的。

鲍：在委员会里把这些文件搞清楚了吗？

瞿：没有。

鲍：在地区组织中呢？

瞿：也没有。

鲍：这就是说，哪儿也没有讨论，为什么？

瞿：因为我们只有一份。打算明天或后天召开我们党的地方会议来讨论章程、纲领等等。此外，我们明天将讨论如何推举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

鲍：中央谁参加了委员会？

瞿：好像是陈独秀，团中央是卜士奇。

鲍：怎么不是刘仁静？

瞿：不知道。

鲍：我不在时出版了党的什么期刊了吗？

瞿：昨天出版了第48期周刊(指《向导》周刊)，那里既有国民党的纲领，又有国民党的宣言，还有社论，只是我还没有看。

鲍：不管怎么说，有关于改组的社论吧？

瞿：我只看了标题。

鲍：你不知道社论的内容吗？

瞿：不知道，不过现在可以去买一张报纸。

这份谈话记录很长，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及青年团方面虽做了工作，但抓得还不很紧。瞿秋白了解情况也欠仔细。接着，鲍罗廷谈到他在北京了解的情况。鲍说北京更糟，甚至连改组宣言及纲领都没有收到，党在做什么工作，地方组织不知道，看来中共中央应发一个通知给各级组织。鲍还向瞿了解国民党在上海做了什么工作。瞿说从已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那里了解到，国民党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他们感到国民党内没有中心。瞿听说18日将开会，鲍传闻是23日开会。瞿说社会上传闻都很好，“反对派也销声匿迹了”。国民党已出了《民国日报》，只登载了宣言，纲领、章程没有转载，拟出单行本。鲍还问了浙江的情况。他们都认为浙江的卢永祥会支持改组，但警察局长是吴佩孚派，与黑社会一起捣乱，卢也没法。沈定一参加蒋介石的代表团后已回国，一天前向瞿秋白说恐怕卢永祥制服不了那个警察局长，改组在浙江会遇到困难。

 鲍罗廷还向瞿秋白了解赴苏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情况。瞿答，蒋介石“昨天刚回来”，他和陈独秀都还未见到蒋介石。只听沈定一说在代表团内，蒋介石和王登云是一派，王很坏，沈和张太雷是一派。沈对访苏很满意。蒋对托洛茨基接见不满意，因为托洛茨基没有对军事援助作积极表态。沈与蒋几乎争起来。鲍认为应叫沈定一和张太雷也向孙中山写一个报告，以免孙中山只听蒋介石的一面之词。

从这个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一直到12月15日，国民党在许多地方的改组工作进展得都不很顺利。后来由于廖仲恺督促，胡汉民也从广州来上海协助。12月26日才成立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除选出出席一大的代表外，还进行了党员登记，建立了基层组织。到1924年1月10日，总算成立了一个区党部，36个区分部。全国其他地方的改组也在逐步展开，但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在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时，国民党中央规定每个省市原则上是6人，其中3人推选，3人只能由孙中山指定，还有海外支部各派代表1人。鲍罗廷在1924年2月16日写的札记和通报中回顾了国民党筹备召开一大的情况，他说真正要在全国对国民党的情况调查研究清楚，非花两年时间不可。但当时只能先匆忙筹备召开了代表大会再说，只能在开了一大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改组，不能把基层改组好后才开一大。因此，除了广州、上海两个地区外，其他几个城市只能派人去散发一些书籍，解释一下改组的必要性及召开一大的必要性，先选出一大代表再说。在各地共产党的帮助下，这些任务总算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匆匆完成。但鲍罗廷始终认为这并不是“令人满意的筹备工作”。

鲍罗廷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一些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藉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结果遭孙中山驳斥

组织整顿艰难，起草政治纲领更困难，更复杂。国民党一大结束后不久，鲍罗廷写了一份札记和通报，现在留下一个摘录稿。笔者根据这份摘录稿，结合其他史料，大致弄清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起草的过程。

从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0月28日开始工作后，除起草国民党改组宣言及党章草案并在广州地区开始按此实施外，也起草了一个党纲草案发给大家讨论。这一党纲草案在近年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还保留了原文。党纲草案基本是按照孙中山过去对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论述摘写而成。但这一草稿未被采用。孙中山请鲍罗廷另外起草了一个党纲，其中当然包括了许多鲍罗廷的个人看法在内。此稿公布后，以邓泽如为首的一批保守的老国民党员秘密上书孙中山，说这个党纲是由陈独秀操纵、谭平山参与搞的阴谋，是“藉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要求孙中山决不能上当。孙中山阅后很不高兴，作了批示，说“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鲍罗廷当时对国民党有一个分析。他说国民党内有一批主要来自侨民组织的右派，他们有反帝爱国的要求，但是对在国内要取消租界及治外法权等表示反对，怕他们在海外会遭受帝国主义的迫害。还有一批在国内的知识分子，除少数外也大都是右派，为着私利利用国民党的名义进行活动。另外有一批人，他们对国民革命运动是真诚的，“然而在思想上也是十分混乱的。在这个派别中有这样一些民族主义者，只要他们了解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了解所谓民主的真实内涵，了解帝国主义的含义，那么，由于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国民党的改组，他们就能够充满新的革命热情”。此外，还有一些由年事已高的老人组成的派别，只会说些漂亮话，不会干实事。至于孙中山，鲍罗廷认为“现在倾向于左派……但同时他又不能断绝同右派已有的20年之久的联系”。“在他身上，就像在一滴水上一样，反映了国民党从共产主义者到新加坡商人的斑斓色彩。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鲍罗廷认为孙中山言词有时极端革命，比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又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庸人”。在另一处，鲍罗廷说：“要说服孙相信什么是很难的……要使他相信他的纲领不适用，就意味着要同他重温整个乌托邦历史，并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3年12月中旬，鲍罗廷回到上海后，他在原来起草的党纲基础上，将其扩充为一个包括三部分内容的新党纲。第一部分阐述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失败以后直到目前的中国局势，并评述批判了国内各个派别的方案，说明当前国民革命的必要性。这实际是他依据孙中山的多次讲话及国民党改组宣言的主旨改写而成，总结了辛亥革命以后失败的经验教训。第二部分是具体解释三民主义，对原来党纲中关于三民主义部分作了全新的解释，是宣言的主体，这里没有单独再提五权宪法，而把五权宪法归在民权主义之中。第三部分后来改定为“国民党之政纲”，这是三民主义在当时实践中要进行的具体的对外对内政策。鲍罗廷一直感到孙中山过去讲的三民主义“解释或者由此提出的具体要求却各不相同，所有的声明都极为混乱”。现在不仅要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明确、统一，而且要制订最低纲领或行动纲领，以便可与赞成这一纲领的国内任何派别和团体采取行动。这个分为三部分内容的党纲以后就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孙中山拟用自己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纲领》代替鲍罗廷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

鲍罗廷在1923年12月中旬起草出来国民党一大宣言后，即交由刚成立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讨论。整整一个晚上，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都参加了。鲍罗廷的俄文稿由瞿秋白译成中文交给汪精卫。讨论中有过激烈的争论，讨论后由汪精卫进行加工、改写并用中文提交上来。鲍罗廷发现：“当这个草案被重新译成俄文时，我们立即发现就连那些著名的国民党人的思想也极其混乱。”12月26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全体党员改组大会，廖仲恺在会上讲了话。

12月30日，鲍罗廷正式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它详尽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认为应将三民主义这样解释，才能“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革命精神的民族政党”。但是，当鲍罗廷收到这个重要决议时，差不多迟了一个月。所幸的是，他读了这个决议后，发现自己起草的稿子与决议精神基本一致。鲍罗廷在1924年1月4日给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的全部工作都符合这些提纲(指上述决议)的精神，也许我并没有立即掌握这个调子，但我会逐步领会它。”

这时，李大钊和张国焘为参加国民党一大从北京前往广州，途经上海。陈独秀于1924年1月1日召开了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的联席会议，鲍罗廷在会上讲了话。陈独秀指定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到广州后会同在广州的谭平山组成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大会的共产党员”。1月8日廖仲恺回到广州，10日前后鲍罗廷、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也回到广州。国民党一大原定1月15日召开，但由于宣言草稿还没有修改完成，因此汪、廖、胡、鲍、瞿五人于1月14日花了15个小时连续作战，除了还有四点不同意见外，基本达成一致，国民党一大也被迫推迟到1月20日开幕。

 1月15日，鲍罗廷先召集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沈定一等开会，瞿秋白也参加了。鲍介绍了以前讨论的情况，认为这个草稿在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提出只与世界上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共同前进(不是含糊地提出“同我们一起前进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同前进)，提出工人群众、农民群众的利益(不是含糊地只提“群众”、“人民”)，提出民权主义的权利只给予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对于帝国主义的所有走卒不享有民权主义等等。

鲍罗廷认为终于“制订了一个对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来说大体上可以接受的基础性文件”，所以是满意的。他还讲了瞿秋白作出的贡献(瞿不只是单纯做翻译，他还参加了许多重要的讨论)。

关于留下的四个分歧点(是否允许少数民族建立联邦，是否要剥夺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权，民权主义是来源于西方还是孙中山的学说，要不要提中国工人以勤劳著称等)，鲍听了大家的建议，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在党内统一了认识。还有一件大事，孙中山原先主张要在代表大会上立即宣布建立全国性的政府，与北京政府对立，以便对付帝国主义，好由广东政府收回关税余款。鲍认为条件不成熟，千万不能这么做。他与孙中山单独谈了一个晚上，孙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1924年1月15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一大宣言稿。1月19日，召开一大预备会议。1月20日，国民党一大终于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礼堂隆重开幕。会议中间突遇列宁逝世，孙中山于25日宣布休会三天志哀。大会于1月30日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鲍罗廷未参加会议。当孙中山受右派代表影响一度想不讨论鲍罗廷起草的一大宣言而以自己过去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代替时，鲍罗廷立即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孙中山在正式向大会提出自己意见时，先征求了鲍罗廷的意见。鲍罗廷苦口婆心地说明了一定要在这次大会上讨论通过一大宣言的重大意义。孙中山终于收回了自己的意见，使一大宣言获得通过。在共产国际秘档中留下了鲍罗廷写的《宣言的危急时刻》的札记，这是过去国民党关于一大的史料中从未记载的，因为这是会外活动。

要赘叙一笔的是这个一大宣言中并未明确提出“联俄”，也未提“联共”而是“容共”(即否定了会上有人提出参加国民党的党员不得参加其他党，实指共产党一事)，“扶助农工”的条款在一大宣言中已有了。至于把新三民主义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是后来共产党人综合当时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的多次讲话而提出来的，称之为“三大政策”。

钱听涛，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