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宋朝第四任
君主赵祯病逝。当大宋的使臣到达辽国致送讣告时,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忍不住握着使臣之手,号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代君主的身后赞誉,不在于
一二个友邦给予多么隆重的哀荣,而是连敌国也表达出由衷的尊敬与哀悼。这样的君主,历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史载,赵祯逝世的消息传出,不
仅大宋“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连“燕境(即辽国)之人”也是“远近皆哭”。需要指出的是,民间对赵祯的祭
奠,完全是自发的,而不是当局所强迫,也不是基于政治压力的作秀。
人们自发悼念一位君王,当然不是没有原由的。赵祯庙号“仁宗”,“仁”就是对他的盖棺论定,所谓“为人君,止于仁”,这是对君主的最高评价了。宋仁宗 的宽仁,正史及宋人笔记都多有记述。南宋人施德操的《北窗炙輠录》记录有一桩轶事:一日,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 ‘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 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呜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这段文字比较晓白,我就不必翻译了。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大宋称得上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从汴梁民间彻夜不息的“丝竹歌笑”便可窥见一斑。相比 之民间市井的繁华喧闹,宫禁之内倒显得冷冷清清了。难能可贵的是,仁宗明白到宫禁的热闹与民间的繁华乃是反比例关系,如果禁宫所代表的皇权扩张了,民间社 会的活力就必然要退缩了。因此,仁宗皇帝自觉把持住了皇权的欲望。 元人修《宋史》,也赞叹仁宋朝“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并且认为宋朝后来的败亡,是因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 乱。”即使是对宋代政治颇不以为然的明末大儒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 也,宜其治之盛也”。 以今日流行的思维习惯来看,如果我在这里再三引证仁宗的“仁”、“盛德”、“忠厚之政”、“慈俭之德”,则不免会被认为是“人治思想”、“明君情结” 的表露。我甚至可以猜到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其实,我更关注的恰恰是宋代的制度运作——但我不会将政治家的美德 与政治的制度对立起来。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仁宗朝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经太祖、太宗两代的创制及真宗朝的确认,到仁宗在位时,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 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分际都已经有了法度或惯例可循。这个时候,宋仁宗表现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续资治通鉴 长编》说,仁宗“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所谓“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说的便是宋代的政治制度,用儒家的话来说,这叫做“共治”,换成现代政治概念来说,有点接近“虚君共和”的意思。即君 主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具体的治理权归于“外廷会议”。宋代的外廷又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机构:一为以“执政”为名的行政机构,一为以“台谏”为名的监察机 构。根据这样的制度安排,我们很难说宋代的政治属于皇权专制,因为君主是象征性的,而治理权又是分立的。而这样的制度,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承认,所以他 “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价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一个圣明的君主,“百事不会”并没有关系,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要紧的 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 仁宗能恪守法度,那是他的美德。但如果君主不守制度,撇开外廷而独揽大权呢?在宋代,君主这样的举动是将受到外廷的强烈抵制的。仁宗虽然能自觉遵守君 权的界限,但他也有一个毛病,即耳根子软,有时候在耳边风的鼓吹下,也会未经廷议,私自下发一些提拔某人当某官的诏书。当时的宰相是杜衍,对仁宗的这类诏 书,他一概不予通过,“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仁宗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助我多矣”。 再来看一则具体的事例,来自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宋仁宗想提拔皇后的兄长张尧佐当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但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 时未能通过。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皇后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再提出来。这日临上朝,张皇后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 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谁知跑出一个包拯来,极力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前阵子已经被否决了的吗?皇上您怎么 可以推翻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皇后过来拜谢。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 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御史中丞就是台谏,这是宋代约束君权的重要力量。 实际上也有一些佞臣劝说仁宗搞君主独裁,但仁宗不敢听从。南宋陈亮的《中兴论》记录有一事:“臣闻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 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 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根据这个记载,仁宗不欲“收揽权柄”,似乎是出于君主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自觉。 相比之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收录的一段仁宗自白,就更有意思了:“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 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祖宗故事”即既定之制度,制度摆在那里,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过失, 而且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雷地一步。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 宋仁宗以他的宽仁与谦抑,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君主所应有的美德,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对法度的尊重、对君权边界的遵守。仁宗朝出现的社会繁华,正如前引 《北窗炙輠录》的故事所隐喻:乃是得益于仁宗所代表的皇权甘受“冷落”的退守。说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了,为什么这位君主逝世之后会得到举国悼念、 “远近皆哭”。 |
吴钩,南方都市报 |
2012年11月5日 星期一
宋仁宗逝世,为什么远近皆哭?
標籤:
中國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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