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晚年冰心在《入世才人灿若花》中列举五四以来著名女作家，其中公开赞美林徽因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而在事实上，早年冰心与林徽因之间，曾经有过一些纠缠不清的是非恩怨。
1929年6月15日下午4时，冰心和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这是婚礼时的合影。二排左起：刘纪华、吴文藻、冰心、陈意、江尊群；三排左起：谢为杰，杨子敬夫人（冰心舅母）、司徒雷登、鲍贵思、萨本栋。
一、从冰心的“绯闻”说起
陈明远著《洗尽铅华始见真：民国才女的个性与婚恋》一书，附录有一篇旧文章《林徽因与冰心曾结怨成仇吗？》，其中开门见山、开宗明义的一段话是这样的：“读到有些学者的论著断定：‘冰心跟林徽因二人结怨并成为仇敌’，笔者禁不住要考察史料、以真相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必须澄清，不能有丝毫意气用事的成分。”
义正辞严地表示“不能有丝毫意气用事的成分”的陈明远，所表白的“这个问题必须澄清”，恰恰是自相矛盾的“意气用事”。所谓“不能有丝毫意气用事的成分”，说穿了就是别人不能“意气用事”，陈明远却可以单边片面、义正辞严地“意气用事”。
应该说，“林徽因与冰心曾结怨成仇吗？”，是民国史上不见得“必须澄清”的枝节问题，只是对于像笔者这样有猎奇心理的读书人，还有一点钻研考证的个人趣味及史学价值，无论如何都是不值得拥护冰心或者拥护林徽因的甲方乙方义正辞严地“意气用事”的。
陈明远是专门为鲁迅算过经济账的一个人，按照他的说法，“林徽因比冰心更漂亮、更有魅力、更活跃任性、不受传统局限；而冰心显得稳重、较为传统与保守一些。冰心一辈子从来没有绯闻，而林徽因的追求者很多。”类似的说法，还见于老舍的儿子舒乙此前写作的《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所谓绯闻，就是与男女情色有关的真假传闻。在陈明远熟知的《鲁迅全集》里，就白纸黑字地记录着冰心与高长虹之间真假难辨的绯闻逸事：“长虹写给冰心的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
这段话出自鲁迅1929年5月22日到北平即北京探亲时，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鲁迅所谓冰心的“男人”，显然是指吴文藻，只是冰心和吴文藻当时正在筹办婚礼而没有正式结婚。同样是在1929年，天津《益世报》刊登据说是写作于1923年的冰心小说《惆怅》，其中描写的恰好是青年男女之间“双重三角”的恋爱故事，两男一女的三角恋爱发生在薛炳星、卫希禔与黄葹因之间；两女一男的三角恋爱发生在刘若蕖、黄葹因与薛炳星之间。陈明远所谓“冰心一辈子从来没有绯闻”的说法，未免过于绝对了一点。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谢家大宅（今鼓楼区杨桥东路17号），该宅院以前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的故居，是冰心祖父谢銮恩从林家购得，而林觉民恰好是林徽因父亲林长民的堂兄弟。1913年，冰心随父母迁往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14号，其父谢葆璋时任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与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等人同为立宪派领袖人物的林长民，当时是众议院秘书长。在普遍注重乡党情谊的民国初年，林谢两家自然是来往不断。
1914年秋天，冰心就读于美国公理会创办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1918年8月升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开始向往成为医生，受“五四运动”影响转向文学创作。用她自己的话说，“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
1921年暑假，冰心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毕业，升入由该校与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在读期间她曾到一位牧师家里受洗归主，成为一名宣传博爱福音和博爱哲学的基督徒。
1923年，冰心毕业于由协和女子大学等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并且得到燕大的姊妹学校、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城西小镇威尔斯利的美国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MA）的奖学金。同年8月17日，她与来自清华学堂和燕京大学的余上沅、吴文藻、许地山、梁实秋、顾一樵等100多人，由上海乘坐约克逊号邮船赴美留学。此时的冰心已经相继出版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离开北京之前的1923年7月24日，她还协助《晨报副镌》开辟“儿童世界”栏目，并于7月25日发表《寄小读者?通讯一》。
到了1926年，冰心把陆续刊登在《晨报副镌》上的这组通讯文章，结集为《寄小读者》交北新书局出版。冰心在1932年的《冰心全集?自序》中回忆说：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国去，这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说，而在通讯。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正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越写越不像”的这部《寄小读者》，以其清浅可人的温情爱心和童心童趣，为冰心赢得最为广大的读者群和最为深远的影响力。1926年夏天，硕士毕业的冰心回到刚刚迁新址于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所在地）任教，同时以校友代表身份进入该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
吴文藻的清华室友梁思成由于意外车祸，只好与林徽因推迟到1924年同船赴美。1925年暑期，冰心和吴文藻到位于美国纽约上州中部绮色佳（Ithaca，又译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与梁思成、林徽因相遇，冰心与林徽因在野餐时还留下一张珍贵合影。在冰心回国之前，继续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吴文藻，特地赶到波士顿交给她一封写给未来岳父母的求婚长信，其中郑重表示，“我誓愿为她努力向上，牺牲一切，而后始敢将不才的我，贡献于二位长者之前，恳乞您们的垂纳！”
1928年冬天，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由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亲自主持。这一年，冰心29岁，吴文藻28岁。
二、《我们太太的客厅》中的林徽因
1933年9月23日，由杨振声、沈从文从清华研究院教授吴宓手中接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更名为文艺副刊出版第一期，此后每周三、周六各出一期。同年9月27日至10月21日，冰心的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逐期连载。据李健吾回忆，“我记起她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李健吾所说的仇敌，指的不是男性之间争强斗狠、你死我活的同性仇杀，而是女性之间争风吃醋、娥眉善妒的同性相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林徽因的评价是：“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
据韩石山《碧海蓝天林徽因》一文考证，小说中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的“美”太太，对应的是出生于1904年并且比冰心年轻4岁的林徽因。太太的女儿彬彬，对应的是出生于1929年，时年五岁的梁再冰。
“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的文学教授，对应的是1891年出生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
“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的哲学家，对应的是后半生一直寄住在梁思成、林徽因家里的金岳霖。
“很年轻，身材魁伟，圆圆的脸，露着笑容”的政治学者，对应的是1900年出生，25岁便做了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的钱端升。
“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一个风流寡妇。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舍不得走，便自己耽搁下来了”的柯露西，对应的是1932年与费正清在北京结婚的费慰梅。
“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的“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对应的是已经因飞机失事而去世的徐志摩。他与林徽因一见面，便“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看一片光明的云彩……’”
“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的丈夫，对应的是在营造学社任职，同时以“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名义在北京挂牌营业的梁思成。
关于“美”太太与她的丈夫，小说中有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的一段话：“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眼神，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此外还有戏装的，新娘装的种种照片，都是太太一个人的——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至少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
按照韩石山的说法，这些都不算什么，即便是影射，也还在可容忍范围之内。可怕的是，小说中竟然不顾时人最为避讳的家庭隐私，一再暗示林徽因是庶出，即是小老婆生养的。林长民有妻叶氏，不生育，娶妾何雪媛，为浙江嘉兴一小作坊主的幼女，生林徽因，又生一女一子，均夭亡。徽因八岁时，林长民又娶妾程桂林，先后生有一女四子。1925年冬天，林长民参与郭松龄幕府反叛张作霖，乱军中被流弹打死。后事由准亲家梁启超出面料理。1926年1月5日，梁启超给远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写信说：“这些事过几天我打算约齐各人，当着两位姨太太面前宣布，分担责任。”两位姨太太中的大姨太太，就是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
三、冰心与林徽因的是非恩怨
撇开半真半假的影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不论，现实生活中的谢冰心与林徽因之间，也还是长期处于相互诋毁误解的冷战状态。
1931年11月25日，也就是徐志摩遇难的第六天，冰心在写给梁实秋的书信中表白说：“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
借着死者的名义以“圣洁”自夸的冰心，所要表白的是只有她自己，才是最值得包括徐志摩、梁实秋在内的所有男性钟情热爱的最佳女性；同为女性的林徽因、陆小曼，却用她们的“女人的坏处”，害死了天才诗人徐志摩。为了进一步表白贤妻良母式的“圣洁”，冰心推心置腹道：“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无端我近来又教了书，天天看不完的卷子，使我头痛心烦。是我自己不好，只因我有种种责任，不得不要有一定的进款来应用，……”
冰心料想不到的是，徐志摩生前写给陆小曼的一封家书，印证了她所谓“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其实是虚假矫情的不实之词。1928年12月梁启超病重，徐志摩从上海赶到北平看望，期间曾到清华大学拜访罗家伦、张彭春等人，“晚归路过燕京，见到冰心女士，承蒙不弃，声声志摩，颇非前此冷傲，异哉。”
到了1992年6月18日，中国作协的张树英、舒乙登门拜访，咨询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一案，冰心在谈话中有意无意地承认了自己曾经利用小说进行影射的历史事实：“《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他的照片。”
被冰心影射的林徽因，同样没有免除传统女性争风吃醋、娥眉善妒的陋习。她在1940年写给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书信中写道：“但是朋友‘Icy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
这封英文信后来由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翻译为中文，收入《林徽因文集》。另据冰心1947年4月发表在日本《主妇之友》杂志的《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介绍，她与当年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是先后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的校友。1940年夏天，宋美龄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人生轨道和家庭命运由此改变。同年11月，在宋美龄的周密安排下，冰心、吴文藻夫妇与三个孩子还有保姆富奶奶，从云南乘坐飞机直飞重庆，包括冰心睡惯的一张席梦思大床垫的全部行李家具，由一辆大卡车拉走。吴文藻随后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冰心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的文化事业组组长。
妇指会是1934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初期成立的推行妇女界新生活运动的专门机构，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宋美龄于1938年5月邀请妇女界领袖及各界知名女性代表在江西庐山举行谈话会，共商动员全国妇女参与救亡工作大计，会议决定“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总机构”。同年7月1日，妇指会在汉口进行扩充改组，虽然名称未变，却开始独立进行工作，以蒋介石为总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不再干预其行政、人事及经费。指导长宋美龄之下设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由国民党、共产党、救国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多个方面的妇女界知名人士所组成。担任常务委员的有李德全、吴贻芳、曾宝荪等人，公开代表中共的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以及救国会方面的中共地下党员曹孟君，被吸收为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均由宋美龄从妇女界选拔任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真、陈纪彝分别担任正、副总干事。救国会的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分别为联络委员会主任、文化事业组组长和训练组组长。无党派人士俞庆棠、谢兰郁分别为生产事业组组长和总务组组长。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经济干事钮珉华，为儿童保育组组长。国民党方面的唐国桢、陈逸云、黄佩兰，分别任慰劳组组长、战地服务组组长和生活指导组组长。冰心在接替救国会方面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兹九的文化事业组组长职务同时，还接下了正在运作之中的“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
1946年初，朱世明将军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约请他的清华同学吴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冰心一家因此在日本旅居了五年时间。在此期间，冰心先后用日文发表了《我所见到的蒋夫人》、《最近的宋美龄女士》、《闻名于世的女杰?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极力赞美宋美龄“非常民主，而且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人。她行动敏捷、态度活泼而温和，尤其是有出色的决断和勇气”；“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刊登谈话录《闻名于世的女杰?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的日本《淑女》杂志，还专门在编者按中介绍说：“我们从来日的谢冰心女士那里得知了举世闻名的宋美龄女士的近况。谢冰心女士是宋美龄女士最好的朋友。”
实事求是地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0年前后，冰心、吴文藻夫妇应中国战区最高长官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邀请为国效力，本身就是正直爱国的表现。借用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前辈学者胡适的话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林徽因对于冰心夫妇“飞往重庆去做官”的诋毁误解，与冰心此前的写作《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样，主要是出于女性之间娥眉善妒的争风吃醋。
同样是女性作家娥眉善妒的争风吃醋和诋毁误解，滞留于上海沦陷区的年轻一代的张爱玲、苏青，对于当年高踞于正统文坛之上充当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部部长的冰心另有非议。1945年4月，张爱玲在《天地》月刊第19期刊登《我看苏青》一文，其中写道：“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苏青随后在投桃报李赞美张爱玲的时候，也同样要针对冰心进行诋毁讽刺以至于人身攻击：“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
四、晚年冰心的选择记忆
种种迹象表明，既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冰心，是一个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聪明人。她在与宋美龄、蒋介石夫妇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也与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建立了秘密联系。对于前者，冰心晚年基于她既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处世格调和女性智慧，采取的是遮蔽隐瞒的态度；对于后者，她所采取的却是引以为傲并且刻意炫耀的另一种态度。
关于自己抗战时期的政治身份，冰心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中半真半假、避重就轻地一笔带过：“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写作于1991年的《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一文的高调回忆：“1941年春天，我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这次集会是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的。”作为该文的结束语，冰心写道：“周恩来总理是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与这句选择性的赞美话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冰心1948年在日文访谈录《闻名于世的女杰?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中，高调表述的另外一句话：“（宋美龄女士）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可以说，冰心在国共两党之间既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处世方略和女性智慧，在这两句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1年秋天，吴文藻、冰心一家回到北京。1952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了夫妇二人。关于此事，与晚年冰心来往密切的老舍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写道：“吴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打死也不说！’‘文革’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硬顶着，不吐一字，心里就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
曾经与吴文藻一样被打为“右派分子”的老诗人邵燕祥，也在《冰心诤言一片冰心》一文中回忆说：“记得当时有一位同为民主人士的老诗人，抗战期间也在大后方，曾对冰心所受的礼遇啧有烦言，大意是说，冰心在重庆时还与宋美龄常有交往，连发型都是‘仿宋’的。不知者不怪，他不知道冰心是受周恩来也就是共产党的委托，在山城陪都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冒着‘深入虎穴’的政治风险呢。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反右派斗争中，吴文藻先生被划为‘右派’，周恩来无力保护，却还对他们夫妇亲切劝慰。”
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这位担任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多项职务的世纪老人，被赞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享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规格的葬礼哀荣。
2012年6月1日，广州《羊城晚报》在《冰心孙子因家庭纠纷用红漆毁其墓碑》一文中报道说，5月31日，冰心的嫡亲长孙吴山，在位于北京八达岭景区的冰心、吴文藻纪念碑上，用红漆写上“教子无方枉为人表”八个大字。事情的起因是吴山72岁的母亲陈凌霞长期患病，与小自己40岁的前秘书之间有婚外情的81岁的老父亲吴平，提出离婚时却拒绝分割名下房产，尤其是冰心去世时遗留的11套半房产中归属吴平的那部分房产。法院支持离婚的判决书在吴山看来有失公平，他觉得已经无路可走，只能用这种极端方式引起社会关注。
吴平与吴山的作为，对于冰心老人的美好形象，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反讽解构。事实证明，在冰心老人的左右逢源与选择记忆的人生传奇中，确实是存在着一种隐晦幽暗、深谋远虑的女性智慧和女权考量的。
张耀杰，《悦读》第29期，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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