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立体、真实、深邃又鲜活的“延安”

《延安曾经是天堂》，朱鸿召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39.90元

    一口气读完朱鸿召博士的新著《延安曾经是天堂》，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是笔者渴望已久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研究的力作。作者用了35万多字的篇幅，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深邃的、鲜活的延安，是延安研究中的重要收获。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延安时期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一片繁荣。这其中不乏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讲，有不少还停留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层面。加里宁在针对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些通讯员把夸张理解为可以离开现实生活的空洞叫喊，可以从概念演绎出来的抽象说教的问题，曾深刻指出：这种像散发糖饼一样把荣耀和光荣大肆发给的描述法，是既不尊重真正英勇的人，也不尊重读者。而读许多研究延安时期的著述，我们也常有这样的感受。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一是从概念出发，主题先行；二是史料的虚假性和对史料取舍的随意性。可以说，在此类研究著作中，绝大多数使用的都不是第一手史料，而是不知道已转了多少手的，真假已无从考证的史料。朱鸿召博士的《延安曾经是天堂》所使用的却大多是第一手的史料，正因为如此，他所得出的结论就具有了真实性和客观性。

    同时，历史研究需要充分的材料支撑和细节化的论证。《延安曾经是天堂》用充分的材料支撑和细节化的论证，说明了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安适的生活供给、平等的人际关系、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积极进取的学习风尚、清廉高效的政府职能”，成为延安知识分子称颂的天堂岁月里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1942年延安大生产运动掀起之后，轻徭薄赋，善待每一个外来务工者，贷款给最贫穷的劳动者，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奖励劳动模范，帮助农民开展学文化、讲卫生、推广农业科技活动，使边区农民丰衣足食，普遍有天堂岁月的感觉。从笔者对延安时期的研究来看，朱鸿召博士对延安时期具有天堂般感受的群体划分和时间划分是非常准确而深刻的。其对历史的还原，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同时，作者对这种“天堂”的认识也是十分清醒的。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这是一种清贫的农民温饱生活，是一种整体水平低下的农村生活状况”。“这种农民歌颂的天堂，这种经过新闻媒体和文艺创作的多次渲染放大过的天堂，接替知识分子称颂的天堂，感情是热烈的，声调是高亢的，风格朴实而又夸张……”与我们今天所要建设的全面小康社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其对当下和未来的启迪意义，在于其深邃的思想性和批判性。《延安曾经是天堂》在这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我认为集中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一波三折”一节中。在此节中，作者全面描述、评析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和“三三制”政权，核心是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民主体制和民主实践。作者完全将问题的分析与讨论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之中，这与一些学者，将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权建设，特别是参议会制度和“三三制”政权建设的研究，随心所欲地进行“圣化”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因此，它的论述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更具有现实的启迪性，充满着思想与智慧的火花。

    朱鸿召在书中勾勒了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发展历程：从议会民主到“一元化领导”，再到一人决断，基本恢复到斯大林时代的“苏维埃政权模式”。他这样评述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用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民主选举，这是把民主选举当做一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判断革命与否的试金石，这样的民主政权建设，其实是一种革命斗争的策略手段。”他对参议员参政议政的评述是：“这些当选或聘任的参议员，在边区参议会上提交提案，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的程度，不是一个制度化的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往往取决于某种个人因素。”他对“三三制”政权的认识：“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对内是为了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对外是为了对抗国民党政权……争取民心所向，从而获得政权存在的合法性。”

    关于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思想，书中论述道，“毛泽东认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以及‘三三制’建设中的民主，就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个人意志又有组织纪律的民主集中制”，其最高原则是，“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而“这种以‘民生’论‘民主’，以‘民生’代‘民主’，将军事权威、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三位一体，定于一尊，其最大功效，是可以有效调动全部社会资源，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这种‘民主’的最大隐患，是政府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都缺乏有效的制度性保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环境下，所进行的有限的民主政权实践活动，迅速地转变为对人民共和国政权设置的经验依据，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充分的时间做准备……”这些，无不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对于我们今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曾鹿平，《中华读书报》 2012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