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生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热点难点（新版）之十四

　　十四、“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是“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海内外研究者的分析则各不相同。有专家概括了十余种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等。此外，还有人从中国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国际共运的视角分析“文革”发生的背景。不同的诠释，既有官方公布文献档案十分有限而难以还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于相异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乃至生活阅历而各自解读的原因。

　　国内著名“文革”史专家、《大动乱的年代》作者、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认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惊天动地、改天换地。因为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中央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他认为中央一线搞了“修正主义”，他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异常激烈的手段、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和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认为，“文革”是在“三个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这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紧密结合，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这个潮流的带动者，又受着这股潮流的推动，不断走向极端。


　　从已经发表的著述看，国内多数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观点大同小异。而这些看法，差不多是《历史问题决议》结论的延伸和扩展。

　　国内也有另外的观点。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赞同《历史问题决议》的解释，他以为那种解释只是批评毛在认识上陷入了一系列“误区”，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 水先生说这不是“判断失误”。他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开始，毛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逝世后，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与毛比。毛具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了决心，向苏联挑战。但是，“大跃进”失败了，从此毛有块心病——“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斯大林从神坛跌落下来，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着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有不同意见的，从这时起，毛开始想到用林彪换掉刘。所以，支配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

　　许多人觉得，毛泽东那样好斗，表现了他非常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王认为不完全这样。毛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很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那样害怕批评，那样害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的固执并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些没有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革”；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批《水浒》以及批邓小平。这就是说，为了证明第一个错误不是错误，就去犯第二个错误，又为了证明第二个错误不是错误，而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

　　现居美国的高文谦先生的看法与王若水先生不谋而合。高认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就海外的研究看，不少人把“文革”动因归于权力之争，是围绕毛泽东处理继承人（即接班人）问题而发生和展开的。有的研究者还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权威的变化，认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毛的合法性权威得到完全巩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毛的行为在中共高层引起保留意见，但是没有遇到严重挑战，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毛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重大怀疑，毛的权威真正遇到有限挑战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

　　近些年来，海外出现了另外的解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两个“文革”的说法。所谓两个“文革”，一个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底层民众的斗争。前一个“文革”起源于中共高层的权力角逐，主要是毛泽东要利用人民夺回最高权力；后一个“文革”起源于民众同官僚的矛盾，主要是民众利用前一个“文革”来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教授的观点。麦氏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目标是要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有一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规划中国未来的一种尝试”。毛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主要的是因为内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着。如何实现这个规划呢？麦氏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毛首先要解决谁来接班的问题。在毛看来，假如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接了班，那么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因此，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领导层，安排一个他能够绝对信任、会坚持他的路线并继承下去的新的接班人，这个过程，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梳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直接动因要从毛本身寻找，毛的思想、心态、部署、动作，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是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至于社会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因素，都是透过毛这个因素发生作用的，这是另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来“文革”，这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这个“怪胎”的问题。

韩钢，学术批评网201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