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面朝天的真实梁启超

    梁氏在这篇手稿中，论及袁世凯“绝对的不肯信世界事物有所谓原理原则者。就其治军政策、理财政策，乃至各项大小政策，虽然触犯政治家所公认之历禁者，彼殆无一不触犯”。大概是觉得“彼殆无一不触犯”这样的话未免绝对得有些过分，梁氏又在手稿中涂去，改为“不可一二数”。

　　“南长街五十四号藏梁氏档案”将拍卖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外，也引发一场不小的关于档案归属问题的风波。虽有场外争议，但此批档案的史料价值毋庸置疑，近代史学者雪珥已先睹为快，他特撰本文，以期从档案中一窥真实的梁启超。

　　将笔杆子当作枪杆子用，一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传统，而能超越投枪和匕首，将笔杆子的效用发挥得如同炸弹一般，在泱泱国史中，梁启超应该算得上首屈一指。西方人对梁的研究，经常提及的是“毒笔”(thepoisonpen)一词，据说这是当时的大清国领导们对梁的评价。梁的“刀笔”能带“毒”，是因为其“笔端常带感情”，恣意汪洋，“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

　　康梁师徒，戊戌去国，漂泊海外，为着“救国”大业及谋生小业，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战”先河，将媒体当作投枪与匕首，“宣传”工具化潮流自此发端。梁氏卓有成效的刀笔之下，不仅“戊戌变法”那并不复杂的百日历程，被掺水和扭曲到了极限，甚至那种将高层政治简化母子夺权的演义，也俨然被后世接受为正史。梁氏本人曾遮遮掩掩地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中国历史研究法》)

　　后世在读梁的文字时，的确是要加倍小心。在脍炙人口的背后，或许就有当年为了政治应急而加入的过量调味品，而新近“出土”的“南长街五十四号”梁氏档案，展现的却是梁氏“厨房”里那些未经加工的原料，其“绿色天然”，正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最为稀缺的资源。藉此，我们也得以窥见一个未施粉黛、素面朝天的真实梁启超。

　　这批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皆由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及后人所藏。对学界而言，最为珍贵的，应是其中的287通信札，包括梁启超信札240余通、康有为信札23通，多数是首次面世，涉及保皇党、立宪政改、护国战争、五四运动等诸多隐秘。其次珍品，当属梁启超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袁世凯之解剖》等手稿原件，即便手稿上有涂改痕迹，亦可管窥梁氏当年的心路历程。

　　涉及不少政坛大佬的《袁世凯之解剖》，当年发表时就对很多敏感词做了技术处理，用方框替代了人名。而在梁氏的原稿中，则无忌讳。(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在家信中，“毒笔”梁启超在很大程度上还原成了“宅男”，甚至有些婆婆妈妈。近现代爱写日记和家书的公众人物，一般都是做好了准备，要供粉丝围观的，写时留足了余地。如此一来，“南长街54号”所藏的梁氏家书，因是绝对的原版处女作而更显珍贵。从那240多封信中，后人看到的并非明星梁启超，而是“屌丝”梁启超，他会为家务琐事烦恼、会为了缺钱担忧、会为了理财而把资产转移海外，也会为了儿女婚事喋喋不休。

　　如在1904年3月3日的家信中，梁启超告诉梁启勋：“大人(父亲)醉了几回，醉时甚可惊也。”他也抱怨，另一个弟弟梁启业“竟偷我银二百余金，此事大人不知，伯姊见其形状诡异，且买金表，知必为彼所偷也……”这种家事，如果早年公开出版，必定会毫不犹豫地删除。在同一封信中，梁启超谈及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张鸣歧来问治粤方略，“然千疮百孔，从何补救，实无可言也”。在公开场合几乎万能的梁启超，也只有在家信中才会承认知易行难，批判他人可以下笔万言，真要去挑这副重担，也就只能“实无可言”。

　　在外人面前要克制的喜怒哀乐，在家信中不妨率性袒露。譬如，“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若非有聘莘顾隆之诚，决高卧不漫起也。”(1909年5月25日)。这种几近狂妄的自我表扬，也就在兄弟面前能释放一下。

　　1927年军阀混战，梁启超对国中经济极其悲观，于是竭力将手中的股票和保险割肉清仓，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由长女梁思顺照管，这时的家书中，大学者就又变身为账房先生。而在这年年底，为操办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订婚仪式，梁启超把写给弟弟的家书当成了婚庆操作指南，甚至具体到了发给不同亲友的请柬该如何措辞，不厌其烦。(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在那些琐碎家书中，与他人的琐碎不同的是，梁氏在家长里短中，穿插的都是些我们看来事关江山社稷的大事。或许，对他而言，这与订婚请柬的措辞相比，并无太大的区别。

　　不“装”，这正是梁氏区别于同时期很多名人的特质，这或许导致了他在那个装腔作势时代的最终失败，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为动人的邻家故事。

　　雪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