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6日 星期五

长征中“武力解决”密电:中共党史研究热点难点(新版)之三


  三、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以后,对两军战略方向出现分歧。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来、毛泽东主张北上。随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进攻,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红军总部决定将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实际是十日凌晨两点),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突然转移,先行北上,脱开了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领导人是陈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军还差点交火,后来徐向前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没有打起来。

  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的说法是:这天晚上,右路军的作战科长吴黎平,接到了来自张国焘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吴黎平拿到这个电报以后,就给了叶剑英。叶剑英把它抄在了一个烟盒上,然后向毛报告。毛泽东等决定晚上迅速开拔。几十年来都是这个说法。代表性的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吴黎平发表的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

  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没有找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一发表,引起研究者注意,也引来当事人批评。吴黎平发表文章,仍旧坚持原来的说法。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成或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二是毛泽东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时讲的。毛泽东原话是这样说的: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接着毛对叶剑英说,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里毛讲的是叶剑英写了一部著作,与密电问题无关。什么著作呢?后来,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发表文章说清楚了。一九五九年中央军委扩大会批判彭德怀,这部著作其实是根据会议精神写的一篇文章,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但是,长期以来以讹传讹。

  这个笔墨官司从此打了多年。一九八六年十月,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范硕(军科院研究员)发表了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人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当时,这个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华儿女》,连载范硕的长篇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今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学学报》发长篇文章《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反驳范硕。朱玉、王年一认为指责别人想“翻案”,总得有“案”;如果确有其“案”,肯定会记载在有关的决议或历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复查阅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第二,从一系列文献中,同样可以断定没有这样的电文。认为有“武力解决”密电的研究者,主要依据是个人回忆,朱、王的文章对这些回忆,特别是对同这个电报直接接触的六人(张国焘、陈昌浩、朱德、徐向前、叶剑英、毛泽东)的回忆,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泽东的回忆有两处,一处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清算“国焘路线”时毛泽东的发言,毛说叶剑英将密电偷来给他们看,电文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有一处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人的谈话,说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前一个发言说张国焘电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叫部队南下,南下后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后一个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性质就变了,变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陈和四方面军就要当地“解决”中央,“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陈既没有动武的任何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后,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可见,后面的谈话,与前者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

  所谓“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迄今仍争论不休,成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历史和军史研究的一个难点。

韩钢,学术批评网20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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