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的那些少年（下）

　　变故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罗氏的视野了。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玙”（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玙”。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玙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带给他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出川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而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玙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玙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玙……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进京

　　四川、王次玙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淯、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淯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创立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及招赘上门的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夐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顾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无论如何，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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