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近代化历史观探微——从概念到史实

　　一．西化，还是近代化？

　　西方史观大要有二：一是在空间上自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西方之外则处於边缘，这就是将世界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二元史观；二是在时间上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ancient， middle age，and modern）三个纵向相连的部分。前者的核心是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西化论。後者就是近代化论，或者说现代化论。西化是静态的，近代化是动态的。西化与近代化相交，近代化是核心，离开了近代化，西化则苍白无力，陷阱多多。

　　西化主张中，西方中心论最受诟病。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批评滥觞於西方或非西方。非常醒目的是，英国学者杰克·古迪在其名着《偷窃历史》中指出，西方发明了历史学，顺带将自身放在历史的中心位置。有趣的是，古迪在这一着作中还专章驳斥了有关“爱情”原产欧洲再散播世界的荒谬认识。当然，对於西方中心论的保留或批判可以上溯到更早的学术时代。问题是，西方中心论在西方依然根深蒂固。举例来说，在学术畛域上，西方依然自觉不自觉地恪守着西方、非西方的二分法。在西方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依然认为，西方之外的部分只是区域部分，不是核心也是对於总体不那麽重要的部分。这在研究机构组织的设立上就赤裸裸地体现出来。这个西方中心论发展到极致就是认为，只有西方才是历史的核心与动力所在，就人类发展的价值而言，西方的价值是具有普适性的。由此，西方中心论的核心便是西化。西化等同于文明化，等同於近代化或现代化。

　　西方中心论有着两个版本，一个是神学世界观；一个是近代化的世界观。神学世界观的核心便是天主教世界观，将世界视为一个教徒和异教徒的空间分布。这样，基督教世界就具有传播与解放非基督世界的使命，有着与异教徒殊死而战的精神。近代化世界观则认为西方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与融合中，宗教信仰的因素退居次位，经济、政治与军事关系成为主要方面。其中，军事、文化成为硬和软的两个主要的冲突场域。

　　总而言之，离开近代化，来谈西化或西方文明化，已经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备受诟病甚或招致无情嘲讽。


　　二．为什麽西化等同於近代化？

　　西方世界进入近代端在於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事件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即瓦解天主教罗马的“大一统”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的瓦解远较中华大一统体系的瓦解来得容易。原因在於，早在十个世纪多之前，罗马体系便分裂为东西两个单元，并且西罗马持续受到北方蛮族的冲击与融合。因此，中世纪的罗马体系并不是一个相对中华体系而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体系。在文艺复兴的“腐蚀”和宗教改革的“撞击”下，罗马的“宗藩体系”垮塌了。欧洲进入到“近代”，一个主权国家日渐发达的体系。西方认为，近代大体上始於1500年，大意如此。

　　一个神权世界的垮塌与再造，这深刻地冲击与改写了天主教的神权世界观。新教徒的世界观开始登台入室，立言立功。其中，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一新教徒历史观或世界观的代表。正当宗教改革修正天主教的世界观的同时，地理大发现硕果累累，两相结合使得欧洲的概念被放大开来。西欧明确地感受到自身处於旧世界和新世界左右相拥的地理中心，洲际资源开始掌握在西欧的手中。欧洲中心论放大为西方中心论，更为明确地增加了新教徒的世界观，加进了北美的地理空间。新教徒的世界观认为，自身正处於一个历史的中心位置，不仅脱离了腐败的旧教，更远离陈腐的东正教，以及一系列东方的异教。他们在新世界是开辟者和主宰者，代表着整个历史的前进方向。十八世纪的科学进展和知识传播，更促使西方认为，基督教世界是文明的世界，西方是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策源地。

　　由此，一切以西方为依归就不仅是上帝的意旨，更是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要义。欧洲中心论成为西方中心论，并且以其近代性狂飙突进般一扫中世纪的陈腐，为整个世界带来文明新风。这样一种观念，就直接将西化等同於近代化，反之亦然。由於，西方中心论者坚信，非西方世界没有任何可能自行步入文明，其文明开化咎必须师法西方，亦即西化。这被反复宣扬，就形成一个“铁定”的逻辑：西化亦即近代化，近代化亦即西化。


　　三，什麽是近代化？及其吊诡。

　　有关近代化有许多说法或内容，但其本质一是一种历史的分期。换言之，“近代”是相对中世纪而言的。因此，认识近代就需要认识中世纪。进而，要深刻了解中世纪就需要上溯到“古代”。这便是西方历史三阶段论的要旨所在。近人还是从一个更为直接的解读来解读近代，就是如何走出“中世纪”？在这一进程中，发生了怎样的与中世纪可作根本性区隔的特质。有关这些特质的总结与抽象，就构成了近代性。於是，这一理路就被简化为：中世纪的黑暗，近代本质就是启蒙，“祛魅”成为“近代性”回溯中世纪的主题。简单说，近代化就是走出中世纪！

　　如此近代化史观为非西方世界带来了一种“历史压力”。这就要求非西方世界将自身历史压榨为三段论，亦即要按照西方的历史观来三分自身的历史，进行格式化。否则，就无法对接西方的历史命题，也就无法承接近代化的历史任务了。那麽，两分法可否？直接划分为前近代和近代，将近代之前一概视之为”黑暗的中世界”？这便产生了新的问题，亦即，西方历史发展经历了古代而後进入中世纪，那麽，非西方世界如何自始便是中世纪，岂非在中世纪的阶段要发达於西方？因此，西方史观带来一个基本的历史命题，就是历史发展的阶段论。

　　历史阶段论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这是一条铁律；二是非西方世界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陷入停滞，而有待西方的冲击或解放。这就体现为历史决定论，进而发展为西方历史决定论。对於非西方世界而言，西方史观的侵入就决定了其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丧失，不管其之前如何如何，将历史性地必然性的纳入到西方的历史发展轨道之中去。这就是近代化，也就是西化。因此，那样一种历史决定论，实际上在非西方世界沦为一种自我历史的取消论。黑格尔对中华历史状态的判定就是““裹屍布”，其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者马克思在这一基础上创造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中国社会经济史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一点已被西方学者所批判、颠覆、抛弃。

　　非西方世界以各种努力来抗衡西方史观的压迫，但是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依然坚守着东西有异的中心论底线。的确，这种强势的历史观早已经转攻为守了。沃勒斯坦是代表人物，包括一些在东西方历史争衡中比较中立的西方学者也不愿意脱离西方中心论的阵营，他们辩称，似乎除了西方中心论，并没有一套权威有力的解释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中心论者也越发地不自信，而求助於直观的、量化的理解，西方在最近几个世纪中全球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四，全球化与近代化的冲和

　　中心论史观是西方史学中的基因，越来越为自身的发展带来窒碍，由此，西方史学也开始一系列的批判与建构。一个比较能够广泛接受的提法便是对西方中心论作出一种技术上的修正，也就是说，努力尝试抛弃任何中心论，建构全球史。

　　某种角度说，中心论是历史学的宿命。无论对断代史来说，或者对於通史来讲，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局部视角，要麽是地理空间性质的，要麽是时间阶段性质的。这便是导致中心出生动胚胎。全球史就是要努力抛弃这一宿命。全球史有其学术资源，可以首推年鉴史学派，虽然布罗代尔们并没有放弃西方中心论，甚或明确重申其中心论立场；全球史还有其现实资源，就是全球化运动。全球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延展，并且西方世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预示着全球史有着远较中心史更为光明的学术前景。

　　由此，近代化史与全球史有着相当大的重合。换言之，一些学术努力正是用全球史的视角来重构近代化史。近代化与全球化两条河流开始在知识层面上相互侵染，话语体系开始快速接近。但是，这也带来新的问题。

　　全球史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不得以局部为出发点，这样也就难以直接挪用欧洲历史中的阶段性尺规。全球历史的分期问题虽并不鲜明，但是难以完成。起初，全球历史不具备鲜明的历史分期，是其优点，既是空间的长距离，更是时间上的长时段。全球史在时空间两轴上体现为一种无限的延展性。所带来的问题是，使之难以快速取得类似於与之相对应的“区域历史”的研究成果。

　　虽然不愿意排斥西方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角色与作用，但是，全球史还是非常明确地宣称全球化并非是近代历史的产物。这就带来了一个基本命题全球化，并不等同於近代化。近代化在全球史的“大汤锅”中，是否会化影无形呢？全球史所带来的学术思想压力并没有那样大或显着，但是还是极大地鼓励了对於西方中心论的“反叛”与“脱离”。非西方世界注意到全球史为其打开了历史空间，并给予了一定的地位，使之从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的重压下得到一丝喘息。

　　在一个全球视角下的近代化历史运动中，全球化与近代化依然是高度融合的。不过全球史蕴含着这样一条逻辑线索，在全球史的视角下，全球化并非是西方世界所独立推动的，西方与非西方是在一相互依存的全球体系之中的。不同部分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是一层不变的，虽然并不排斥某些部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甚或在某些条件下，起到支配性的作用。

　　直言之，全球史有着内在学术基因，即认为，近代化的历史动力并非完全决定于西方的部分，而必须从全球体系中寻求解释。这样，全球化高出近代化，成就一基本范畴。虽然如此，全球史还处于艰难开拓之中，尚不足以撼动西方中心史观。

　　我们可以大胆设言，近代化是全球化历史发展的一个全新的阶段，但其并非独立于全球化之外。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全球史观客观地给予了中国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正视了中国的积极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将中西放置在一个平等的历史关照下。因此，中国的近代化问题离开了全球化，将中国视为一脱离全球历史，等待西方力量冲击后“激变”，就成为一种片面的历史观。


　　五. 中欧历史的“同”，与“不同”

　　罗马体系与北京体系一样，各自形成了大一统体系，也各自具备与之相应的宗藩格局。罗马为国王诸侯们加冕、主婚，这一教权朝觐体系与中华的朝贡体系“比兴”相应。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罗马力量薄弱而北京力量极其强大。罗马体系行政力量虽普及下去，但是约束力和权威性不断受到国王和诸侯们的挑战，而在长期的历史博弈种处于下风。北京体系则截然不同，出于支配地位。因此，回溯历史，罗马体系更类似东周时期的周天子治下的周室天下，北京体系则好比将欧洲某一绝对主义国家放大到整个欧洲。相对来说，北京体系远较罗马体系完备与发达。

　　因此，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宗教战争非常类似于中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和诸侯兼并。然而，欧洲自此无力重建大一统体系（当然，今天欧盟之努力盖似重建大一统，很快她收到来自英国的内部挑战），却磨合出一整套主权国际体系的模式来。这一模式历经英法争霸、拿破仑战争和两次大战，而通行全球。

　　中华体系朝贡是表，宗藩是本。西方力量由印度而南洋，再入中国近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华的宗藩体系开始瓦解。但是中国本部并没有碎裂成主权独立的若干国家，中华体系的庞大内核依然保存。反观欧洲，罗马（为日尔曼、法国等数度侵夺）、维也纳（1683年为穆斯林长期围困）、君士坦丁堡（先后陷落、破败）都曾先后失去其中心地位，为新兴的军政力量和商业力量所超过，成为不甚重要的欧洲次级权力中心。

　　欧洲内部整合失败，又不断面临强邻压境，遂由罗马外圈的边缘力量向外部世界觅求发展空间。中华内部整合本不存在困难，往往是在国力强盛时实行外部扩张。明先后向海洋与内陆扩张，清则持续向内陆扩张（台湾收复后）。扩张是军政性质的，而非贸易性质的，所费糜贵。欧洲的扩张是殖民性质的，是商业性质的，所以，能够自我维系下去。这也是罗马大一统碎裂的结果。因此，中西地理扩张的动力、手段、路向不同，导致彼此历史图景相异。

　　中西历史发展以往多从不同出发，忽视甚或漠视相同之处。这样，就将中国的历史发展完全置于西方历史中心论的支配下需求新的路向。


　　六．中国近代化的三条道路

　　谢俊美在其新着《东亚世界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指出，近代中国有三股外部力量的左右：来自北方的俄国或前苏联，来自东方的日本，以及欧美。特别是在20世纪，这样三股力量开始绞杀，最后走上了苏式的道路。

　　苏式革命道路胜出后，毛泽东称要一边倒地倒向苏联；日本作用有破坏性，也有建设性，但是主要是破坏性，而且是一条破坏性极大的奴化殖民道路，这就激起了中国的全面反抗；欧美在20世纪上半叶对华影响衰落，特别是在一战之后，其中美国替代英国在中国代表西方发出最强音，要求中国走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道路，但是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远不重要。特别相对日本全力独霸中国、前苏联竭力赤化中国而言，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对华策略软弱无力，很快“失去中国”。由此，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近代化之路最终走上了一条鲜血染红的革命之路。

　　毛泽东并不热衷于所谓的近代化，也根本不将中国近代化作为一条历史必然之路。日本学者川岛真新着《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一书中指出，中华民国表现出来的“近代”、“文明国化”的倾向，逐渐孕育着与列强同伍的“大国化”志向。这个“志向”既为1920年代披上国家主义外衣的国民党政权所继承，一直及于台湾；同时也为掌握社会主义理论的共产党政权所继承。他进一步指出，“近代”虽然一度于1950年代遭到否定，但后来仍经历曲折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再度走到前台。


　　七. 革命史观和近代化史观的冲突与调和

　　共产主义沿用苏式的意识形态，主张革命史观，这就全盘否定了晚清民国的近代化努力。这种否定是坚决而彻底的，虽然仅仅是在感情上留下了一丝的同情或惋惜。与革命史观相配合的是，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受到大力赞扬，给予其革命史观下的历史地位。这就造成了革命史观和近代化史观的冲突。

　　这个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可以说，大量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整饬于迫害，就是基于革命史观。在后毛时代，这个冲突又必须调和。这就是革命史观与近代化史观的调和。这一调和的本质就在于要确保“革命性”传统合法性，也要确定“近代化”现实政策路线。一系列等提法便是“革命化”与“现代化”并列提出，一般来说，革命化是第一位的，现代化尾随之后。但在具体到政策路线上，则反过来，甚或极少顾忌“革命化”的约束。这样一种历史观是现实需要的产物，也是政治继承性与连续性的要求。

　　近代化代表的知识精英在革命史观下被贴上阶级标签，在邓时代掀起的现代化运动中，才受到尊重，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

　　应当说，毛时代，这样一种冲突与调和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说，曾经提出“又红又专”，以替代“白专道路”，后毛时代，“又红又专”的提法为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现代化等所替代了。但是，这完全不是历史观的问题。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就是，毛时代的中国在事实上极大地偏离苏联路线，双方进行了尖锐而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苏两党两国的矛盾冲突直至演化为军事对峙与冲突，成为冷战中的冷战，中国事实上奉行的是比前苏联更为激进的红色路线，成就全球冷战中的中苏冷战。在这一背景下，毛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革命进行到底！


　　八．近代化，还是现代化？

　　这个问题本不复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实现农业“近代化”。1954年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才提出农业现代化。可见，近代化与现代化本就是一回事，在英文中就是一个词modern。但是，在中国生生地演化为近、现代两个词。究其原因就在于政治方面。中共党人建立全国政权后，就摒弃了“近代化”的提法，改用“现代化”。这是中国政治兴替过程中所常见的。

　　农业近代化向农业现代化的转变，只是名词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基于政治，而非学术理论兴致的。正如新中国的提法一样，并不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政治性的解释。就工业部分来说，中共认为，主要就是“工业化”的问题，并存在所谓的“工业现代化”，说明中国工业化总体上还是处于战后恢复和起步阶段。整个50年代，中国建设是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展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造。从1952年的高等院校调整到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及大饥荒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重提现代化是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这是事实上表明，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经全盘失败了，继续维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大不合于时宜，被迫提出一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这一“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从概念上断裂了“近代化”的历史沿用。

　　1975年，四届人大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本世纪末把我国初步建成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邓时代延续了这一表述，将社会主义国家提升为“社会主义强国”，现代化的提法滥觞于邓时代。

　　这就完成了现代化对于近代化的替代。在学理上，这个政治性的背景是潜移默化的，但是所带来的麻烦却是日益明显的。

　　现代化实践的的确确存在问题，有待深刻检讨。学术理论研究同有关现代化政策理念之间的对接存在困难与困惑。部分学者对这个政治操弄的进程并不细查，而对于“现代化”的缺失用”现代性”来弥补。这就有点儿弄巧成拙了。领带打错了结，并不是领带本身出了问题。所以，无须用现代性来替代现代化（当然两者有所不同）。如果能够复活近代化，那么，保留”现代化”以其特指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特定历史阶段的“近代化”进程，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划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实践阶段。


　　九，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划分无关“近代化史观”

　　中国历史观中的革命史观事实上是欧洲中心论的一部分。欧洲中心论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西欧、北美的版本；一个是东欧的版本。前一个版本宣称具有“普适性”；后一个版本宣称为“普遍真理”。中国的历史发展到近代，是革命化的问题，还是西化的问题？都是一个颜色革命的问题，要么红色，要么玫瑰色、茉莉花色、橙色等等。

　　抛开西方中心论不提，中国历史是否有必要完成与西方历史三阶段标准对接呢？唯物史观是一种无阶段说，已经发生的历史部分是原始社会阶段、奴隶社会阶段、封建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这里面也不存在一个近代的问题。那么，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社会属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不讨论了。以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唯物史观的论述。

　　既然，中国历史没有按照西方历史学做一三阶段的“格式化”，那么，中国的近代发生于何时就是一个问题。虽然，史学界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的开启并无异议，但是，近代之于中国之含义，尚待说明。

　　近代历史是一支持续到当下的，如何还要划分两个阶段？西方的近代历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了，没有一个非常一致的再分期。一般来说，以法国大革命来做分期，之后，也有以一战结束或二战结束来划分的。但是，也存在以拿破仑战争结束、一战结束等来划分的。但是并不存在对于这样那样的划分以现代或近代来命名的。

　　一定要区分近现代的话，可以将近代称为early modern，现代称为late or temporary modern。但是，这样的划分只是叙述的方便，并不具备学术畛域或界限的含义。

　　中国的近现代化分为近代历史和现代历史两个部分。这就为所谓的近代化和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大陆史学界奖金现代队划分界定在1949年。这样的划分具有非常鲜明的断代性。从了政权兴替的区隔意义外，并不具有历史观的含义。因此，这样的划分至多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并不具备大历史的意义。那么一定以断代的观念来分隔中国近代历史部分，产生的观念混乱是十分严重的。


　　十．近代化史观之确立

　　中国近代化史观问题牵延广泛涉猎庞杂，断难条分缕析。首先，我们还是有必要认真地区隔概念之异同，探究概念渊源脉络；其次，要有一个比较的大视角，乃至全球的视角，确立一大历史观念；再次，从中国近代诸种内外部力量的结合与冲突中，看待与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大的走向及其挫折；复次，还是应当明确政治史观的局限性，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史观与近代化史观之间的学理张力和现实冲突；最后，在史观和史实两个层次上反复比对，阐扬近代观念。

　　确立中国发展道路的大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应包含这样几点：全球视野、立足自身、虚实结合、利于长远。

　　周子衡，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