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佛爷正阳门回銮插曲

　　当回銮的火车载着历经庚子洗礼的老佛爷驶入正阳门车站，随行的以及恭候在车站迎接的官员们，没有任何一位露出笑容。人们互相寒暄着，然而寒暄的话却发自肺腑：“太好了，回家了！”

　　是的，老太后回家了。一年多前的出逃是何其仓皇，一年之后的回銮，则是这样的隆重。然而，如何避免下一次的庚子出逃，回銮路上的慈禧每虑及此，总是冷汗森森。

　　事实已经用最残酷的图景，告诉了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政改的重要。疯狂的爱国民运，只能换来西方更大的报复。譬如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拿着木制的玩具枪，向强大的力士炫耀自己的威武，其结果只能是炫耀的一方被不留情面的深度打击。必须要坚定信念，将政改的大旗高高举起，至少这样，世界才能以更加宽容的姿态，接纳这位据说在当时尚无半根白发的老妪。

　　走出车厢的慈禧老泪纵横。她向各位臣僚依次问好之后，便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国家将向何处去？是现在即开始政改？还是继续戊戌之后的基本国策？

　　在场的臣僚，立刻鸦雀无声，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问题，终于从老佛爷的嘴里说了出来。

　　这是此刻帝国的官员们在嵩呼万岁之后所必将面对，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戊戌年菜市口杀人的鲜血还没洗净，况且戊戌之后的经改路线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其明显的正确性。现在忽然加快改革步伐，从速政改，如果只是为了躲避洋人的“找茬”，那也未必过于可悲；如果是为了更快的使国家通过改变制度而更加富强，那么这样的变革是否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灾难？谁也不敢说。

　　在从火车上下来的帝国官员中，有一位叫做袁世凯的山东巡抚，此刻，他是老佛爷身边的“红人”，也是对帝国政改洞察的最为透彻的改革官僚。听到老佛爷的问话，正在指挥迎驾典仪的他并没有停下自己的事情，因为在他的心里，这种问答的答案无论怎样，都将由他在今后的日子里付诸实行。现在，且让他们去争论，如果有更好的提议，自然最好，如果没有，那么袁慰亭的意思，便将成为慈禧的意思。

　　偌大的火车站鸦雀无声，等待答案的慈禧仿佛听到了李鸿章九泉之下厚重的呼吸声。据身边的太监回忆，这位慈祥的老妪“将目光长久的凝视着那位粗矮而健壮的袁世凯，以及被从车上抬下来的荣禄”。慈溪看到的，是他们一脉相承的改革理念，不过这时的慈禧正在纠结，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采纳这样的意见。虽然《变法上谕》已经出炉，虽然新政的号角已经在辛丑初年吹响，然而老佛爷的心里，却依然犹豫不决。

　　从李鸿章到袁世凯而至荣禄、奕劻，他们共同的特点，亦即旗帜鲜明的主张从政治制度上全面优化政体构成，并且这种优化最好还能“从速”（在张之洞这个时期所发的密片之中，这个词所出现的频率之高，令后世很多史家都感到诧异），因为“新政愈早，则国祚愈稳”。《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以遗折、遗诗以及各种临终嘱托的方式，向慈禧传递着政改的信号，并且还希冀以自己的死而唤醒老太后对于政改的兴趣；甚至在临终前，少荃还不忘以专折的形式向慈禧推荐袁世凯，从而将自己的继任者加以圈定。这样，他才在周馥的慰藉声中，离开了人世。

　　对于慈禧而言，李鸿章的亡故为其带来的，除了震动之外，还有的便是无限的感激与钦慕。作为大清帝国的“国务总理”，少荃不仅为国家计，也为她老佛爷想的何其周全。甚至连政改即可保证皇权稳固，都考虑的非常到位。李少荃病故，慈禧当场哭倒，同时，她也下定决心，不管用什么方式，至少要将改革推进下去，不能让李鸿章白忙。于是，正阳门车站，袁世凯着开缺山东巡抚，改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太子少师领北洋六镇统制。

　　不过，慈禧之所以用袁世凯，一则李鸿章推荐有功，关键是袁世凯在几件事情上和慈禧想的还在一块儿。

　　对于即将进行的改革，慈禧和袁世凯以及荣禄都充满了忧虑，从正阳门车站的气氛之中，我们便不难看出这种忧虑的存在。在慈禧的心目中，政改需要的并不是新鲜感和好奇心，此刻帝国的政改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理论以及社会经验的积累，否则不成熟的政改所带来的，只能是更快并且更加浮躁的覆亡。另外的可虞之处在于，如果政改贸然前进，那么旧的利益群体倒下了，新贵族必将伴随着新体制踏上历史的舞台。如果新贵族的构成对慈禧以及皇族不利，那么“可保皇权永固”的神话便不再成为现实，那么慈禧也将理所当然的丢掉她的江山。这是慈禧最怕发生的。

　　而作为新政的倡导者，袁世凯则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恐惧可言。不过对于国际宪政沿革透彻的了解，则使其不得不为自己以及国家的前途而担忧。政改呼声起来了，可实际的方法却是盲目被动的迎合呼声，或说被裹挟着各种利益的民意“绑架”，从而进行有目的性的政改进程。若是如此，他袁宫保自己的既得利益如何保证？国家政治利益的稳固又当如何保证？

　在正阳门车站近乎凝固的气氛之中，没有人敢于轻易谈论政改，不过也没有人敢于否定政改的当务之急。关键在于，政改是否需要先喊起来，而后在慢慢的进行实际的改革。总之，老佛爷回来了，袁世凯“升起来”了，今后的路该如何走，也许还得他们说了算。

　　慈禧见实在没人回答，便自己圆场。沉思片刻，她明白无误的告诉臣僚这样两个问题：政改必须要搞，否则洋人就会再次让她“还政光绪”，不过至于政改怎么搞？可以先鼓噪民意，做出改善的迹象，而后在慢慢查访，循序渐进。说白了就是先喊口号，事情慢慢做。

　　听老佛爷这么说，站在一旁的袁世凯长长的舒了口气，其他重臣勋贵也从刚刚凝固的氛围之中解脱了出来。一场插曲总算如此过去，回銮的典仪之后照常进行，随着《圣安曲》的鸣奏，慈禧开始了她在京城的最后的也是最为理性与无奈的最后七年的政改统治。

　　宋儒孝南，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