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上）

　　《炎黄春秋》编者按：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期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条件。记述这一大讨论的文章，不仅引起报刊读者的兴趣，更为史家和党务工作者所关注。讨论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和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是这场讨论的具体组织者之一。记述这场讨论的文章已不少，吴在耄耋之年，本着为历史留下点记录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文章并交本刊发表。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想来也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


　　一、问题的提出

　　“文革”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9月中央党校复校开课时，我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党校校长和第一副校长暂由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人兼任，但主持全部日常工作者为副校长胡耀邦。课程安排，第一是哲学课程。课程结束时我作专题报告，时值1977年9月底。这是我第一次登上中央党校讲台。我的报告着重讲两条战线斗争问题，即既反对右，也反对“左”。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反右，不准反“左”，说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的错误而没有“左”的错误。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头脑中，只有“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没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帮”的路线说成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或假“左”实右。总之，人们不知道“左”为何物，谈“左”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忌。我的这个报告是事先经过以胡耀邦为首的校党委（当时还没有校委会）审定的。

　　我的报告无非是为打破上述的政治禁忌。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两条路线”和“两条战线”的关系。说明错误路线或执行路线的偏差，往往表现为两种倾向，不是右，就是“左”。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二部分是批判“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我把“四人帮”的哲学归之于实用主义。这里，我讲到确定路线方针是非的标准。究竟是实践标准还是权力标准或其他什么标准。原文如下：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这个报告的“两条战线”部分首先摘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实用主义”部分省略掉了，因为《理论动态》篇幅有限制。以《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为题的整个报告于1977年11月送《哲学研究》杂志，该杂志发表于1978年2月初出版的1—2期合刊上；关于上述真理标准那段文字后来还见之于1978年4月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的另一篇文章《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一文。

　　1977年11月的党史课程，我也参加了这门课程的布置，胡耀邦又着重提出实践同样是检验党史问题是非的唯一标准。

　　我注意到，1978年上半年报纸上有的文章也开始提出实践标准的问题来。“文革”后首先由哲学界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很自然的。党校讲台的特点是能够迅速地将这类观点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实际工作中去，对实际工作产生影响。


　　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起

　　中央党校复校后，胡耀邦亲手创办《理论动态》这个内部小刊物，不必说对当时的拨乱反正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个刊物一开始就由胡耀邦亲自抓、亲自出题并修改定稿，毫不含糊，花了很大精力。奉命写稿的多是几位青年同志。1977年底，胡耀邦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但仍兼任党校主要日常工作。胡耀邦将主要精力转到中组部之后，仍没有放下《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他临走时特设了一个“理论研究室”，将《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交给这个研究室，作为其主要任务。研究室主任由我兼任。


　　大概是为了表示“拜托”之意吧，胡耀邦特地邀我到他家中吃饭。我向他表示：我当尽力而为，但这件事非我之力所能胜任，所以今后《理论动态》的选题及最后审稿仍照旧，请耀邦同志定。胡点头，只说了一句：“我相信你们能够办好。”接着就谈1978年春节后第二期教学问题。

　　理论研究室的组织短小精悍，只设《理论动态》组（组长孟凡）、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外文资料组三个组。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原校刊组（即胡耀邦原用以编辑《理论动态》的那个组）组长，一位是从哲学教研室调来的。（胡耀邦于1982年4月卸任党校而由王震接任，我亦于1982年调离党校。此后《理论动态》情况及其组织形式，我就不清楚了。）这时的哲学教研室除确定每期的教学内容，日常工作已可由两位副主任照顾，因此我的办公室就搬到理论研究室去了，我所关心的也是《理论动态》这个刊物能否照原样办下去。这时《理论动态》的题目仍争取由耀邦出，我也提出一些题目，文章由我修改定稿，然后送胡耀邦最后审定。在一个很长时期内，除少数稿件外，我仍坚持由胡终审，尽量不自作主张，以减少错误。这期间耀邦对全体同志仍不时作批示或提醒注意某些问题。

　　《理论动态》点燃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之火，有些偶然性。前面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1977年9月和11月，在中央党校的哲学课程和党史课程中已经提出讨论。其后，在有的报刊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党校的哲学课程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下述的理由：“文革”把一切都搞乱了，按照什么来判别是非功过，提一个什么标准呢？以语录为标准？以权力为标准？还是以派别为标准？“文革”通行这三条标准，结果越搞越乱，越搞是非越颠倒。甚至到了1977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为了推翻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错误估计，竟非用迟群（“四人帮”的属下）笔记本上两条来历不明的“语录”不可，否则就好像没有推翻的理由。这实在是一种怪现象，如果没有那两条“语录”怎么办呢？难道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的事实就不算数吗？党史的是非标准也是这样。

　　提出实践标准问题来，并不是我们的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可说是常识，《实践论》讲得很清楚。这条原则毛泽东在50年代末又提到过一次。1957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谈到对当时中国党的路线的看法，他说：“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说明。”这段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当时正是“大跃进”刚要开始的时候，因此我对此印象十分深刻。正因为这样，我们虽知道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是对立的，但相信提出这个原则问题来任何人都没有反对的理由，何况邓小平已经正式向中央表明“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妥。

　　1977年下半年中央党校第1期几百名高中级干部加上理论班100多学员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对于这条原则没有提出异议，当然在联系实际时糊涂观念还是不少的。第2期、第3期继续讨论。所以，要说提出实践标准的影响，在后来所写的两篇文章之前，已经通过几千名高中级干部在全国扩散开去了。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我和当时担任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我同意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起草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给我一篇他亲自组织来的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杨送来这篇稿件的原因，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首先在《理论动态》刊载，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由我修改定稿后于4月27日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我特地在电话上向胡耀邦说明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如前所述，在党校，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胡画圈表示同意并退回，未作修改。文章就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转载。

　　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这可说是一种偶然性。当然，偶然性后面总隐藏着必然性：两条思想路线的分歧既然存在，争论或迟或早要发生，不是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发生在那个问题上。这场争论由这篇文章引起，公平地说，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吴冷西同志（“毛办成员”）有功劳，当时如果没有吴冷西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指责，正像当时于光远同志告诉我的：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吴冷西同志并不像于光远那样浏览一下就放下，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毛办”成员，与提出“两个凡是”有关，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敏感。

　　吴冷西当天晚上（5月12日晚11点）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吴冷西“文革”前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是他的副手之一），提出严厉的指责。指责的具体措辞究竟如何，胡绩伟和吴冷西两人说法不一，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根据胡绩伟当时的电话记录稿，吴冷西说了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和“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等话；而根据吴后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他说他只说过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即他认为当时仍应当批判修正主义，而不应当批判教条主义——作者注），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但问题并不限于吴、胡个人之间。看来，吴是代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机构说话。因为紧接着，当时主管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同志于6月15日召开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专门批评实践标准这篇文章，还批评《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谈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并提出防范措置。汪批评这个时期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特约，是谁嘛？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因为《人民日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他特别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没有把好关”，今后不能随便发这类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对于实践标准这篇文章，当时的党主席也亲自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

　　还有这时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也提出了指责，说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尽管当时尚限于上层内部）。有一点很清楚，思想路线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形势确实是严峻的，我感到周围空气沉重。怎么办？问题由我们发表文章引起。如果对于当时的严重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是表示我们已屈服，无理可说。而这样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我们也将承担严重罪名，“两个凡是”的势力将更为猖獗，我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但如果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其后果也难以设想。

　　我对此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据理驳斥。等待适当时机并用适当方式刊出。那就是6月24日（离宣传系统会议不到十天）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为难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向他发出责难，因此起草这篇文章我没有事先向他报告，但将所写的第一次稿送给他，他叫秘书给我打电话，只交代一句：“等三个月以后再说。”我理解他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上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最后的定稿就未送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当时帮助撰写这篇文章的只有孙长江一人。（未完待续）

　　吴江，《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