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特赦后的黄维专注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全国常委。
晚年的黄维最不愿意见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郭汝瑰，他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作战厅厅长。他受命设计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当作战方案送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拿到。他诱使蒋介石改变徐州“剿总”固守蚌埠的作战方案，把黄维引进了包围圈。
另一个就是他突围前极度信任的中共党员廖运周，他率部阵前起义，顿时乱了黄维的阵脚。为配合其突围，黄维让其调走最精良的武器装备，没想到自己的部队成了这些武器的炮灰。
“父亲看到这两人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还梗着脖子不和他们说话。”在黄慧南的眼里，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耿直的人。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黄维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气愤。“父亲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他为此花了得有小半年的时间，他到处查资料核实，访问亲历者。他平时是不会主动联系人的，可为这事他走访了不少人，用事实说明邓演达不是陈诚告密害死的。”
这并不意味着黄维是陈诚土木系的人他才会为其争辩。比如曾有回忆说，在改造期间他对所在学习小组组长、同是土木系的邱行湘就没有好感，认为这个过去的陈诚侍卫长，“一点气节都没有”。而邱行湘也不甘示弱揭发：黄维本来字悟我，一次蒋介石给黄维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后题字落款时错写成了“培我弟惠存”。黄维就此改称培我，“连自己祖上起的名字都可以随便改的人，有什么资格谈气节”。这让黄维十分恼火，“后来有人批判爸爸说，黄维和蒋介石称兄道弟，让人听起来哭笑不得”。那是在淞沪抗战后，黄维奉令率部转到皖南山区。1938年，黄维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在赴江西途中受蒋介石召见。蒋介石送他一张自己的照片留念，并将黄维的字“悟我”改为“培我”。
黄维的“较真”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要出一本以国军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黄维。黄维说要以国军的观点来写，书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当黄维得知建议未被采纳时，他拒绝动笔。最终，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但是，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时，黄维也被逼做了一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当时有位主管领导让黄维登台做大会发言，说这是上头交办的政治任务。黄维坚决推辞仍然无效，最后声明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稿子可代为上台念一念。此事通过媒体报道传了出去，政协很快收到匿名投诉：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小平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黄维获悉此事后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登报声明。”黄维的这一要求自然不会被应允。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黄维才有机会一吐心中郁闷：“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和文强去台湾访问。黄维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同时，他还要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另外，他还要面谒师母宋美龄以及陈诚的夫人谭祥。
从台湾开放探亲以来，黄维致力于沟通两岸联系，他曾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
一些文章在提及“黄维之死”总是会千篇一律的有同样一句话，“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然后由此延伸出“为何黄维至死要去台湾”。
在黄慧南的记忆里，父亲去台湾准备了有大半年，两边都要办手续，他不是突然接到消息通知他去的。而父亲的心脏病发作是在“两会”期间，并不是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
黄慧南（黄维之女）口述，周海滨整理，摘自《新民晚报》2011年5月9日，原题：《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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