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日 星期六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关键看给历史和人民带来什么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在史学界,这本不应该成为争论的问题,因为多元化的回答已经汗牛充栋。有说进步的,也有说打乱历史进程的,还有说开民主共和之先河的,其间诸种,不胜枚举。而我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则基于两个最基本的视角:民权发展、改革史序列。

  我们看待一场革命,关键是看这场革命给历史带来了什么、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更是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对于辛亥革命的判断,依然需要遵循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注历史,第二个问题关注社会,而第三个问题则关注革命的根本。

  首先是历史。在中国历史上,辛亥革命推翻了一种旧的制度,建立了一种变相的旧制度;终结了一个旧的时代,开创了一个变相的旧时代;推翻了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皇帝,创造出了无数个想做皇帝的上穿西服、下身马褂的“共和领袖”。请允许我用这个新的模式表述这个陈旧的句式,因为这样的表述或许更加客观。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然而其所带来的则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后帝制”时代。自孙文以降,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而至曹锟、冯玉祥甚而张作霖、赵秉钧等之下流货色,无不执掌一方帅印,或是盘踞民国元首大位,并以此而以广招来,置民权、民生于不顾。实际意义上的皇帝没有了,因此“人人皆可为皇帝,人人皆可有天下”。这本是一句很好的话,然而却在辛亥之后的十七年间爆发出了无穷的魅力与幽默。总统的宝座之上永远不缺演戏的猴子,军政长官的卧榻之旁永远不断杀人的刀子。核心领导集体的缺失,加上不成熟的民主制度,最终导致了民国在于历史序列中的停滞不前,也导致了民国在世界史发展过程中的颓势。

  准确的说,辛亥革命的理论兴趣远远大于它在社会实践层面的真正作用。辛亥革命用“枪杆子”推翻了理论上的大清帝国,因为从理论上讲,这个帝国制度存在的本身,便不符合“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因为有帝制,所以社会不能发展;因为有帝制,所以历史不能进步;因为有帝制,所以人民不能幸福。换句话说,帝制在理论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因此要推翻帝制,而从根本上重构历史的发展;帝制在理论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推翻帝制,而在制度层面重新组织社会的秩序;帝制的经济而至政治模式阻碍了人民的社会自由,或说阻碍了人民的上升通道,因此要推翻帝制,而使得人民--准确的说是新的既得利益群体--成为历史的主宰。辛亥革命的本身便蕴含着“书呆子气”和浓重的野心味道,因此,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只能是理论上的帝制,而并没有在实际上造成制度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发展。

  从另外的角度而言,辛亥革命在打破了旧的政治秩序的同时,也打破了中国在世界中的稳健形象。革命之前,大清帝国有着毫无疑问的“国际主权形象”,而革命之后,部分国家承认大清,而部分国家则承认南京政府,如同英美、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则掉头而支持袁世凯对于帝国的领导。辛亥革命造成了中国难以一个整体的主权形象面向世界,而在后来的政权更迭之中,各派势力都不遗余力的在争取着国际力量的支持。因此这个国家扶持这个,哪个国家扶持另外的力量当上元首,故而在北伐战争之前,中国的外交长期陷于多头外交的窘境之中,中国没有统一的外交声音,更没有统一的外交部门。

  辛亥革命对中国的世界形象影响不仅限于此。至1911年,大清帝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在内部已经凸显出了推进过快、地方权力膨胀以及中央失去军权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无不随时能够得到国际支援而进行弥补。国际各方对于载沣-袁世凯的改革充满信心。各国公使都有这样的共识:大清国正在走向开放,正在慢慢的褪去其贫病的躯壳,以健康的姿态走向世界。而辛亥革命则打破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发展,欣欣向荣的改革进程被彻底击碎,接着便是无休止的政治博弈,政治发展至北伐之前以近乎停滞。

  国际形象的尴尬,自然与内政陷入窘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民国之后,改革开放停了,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施政纲领。有主张深化改革然而希冀集权如袁世凯者,有主张重搞闭关锁国而希望终身总统如段祺瑞者,更有复辟而行君宪如张勋、康南海及满清遗老者。各种观念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各种方向也摇晃着民国的根基。辛亥革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理念,唯独缺少的则是当时最为需要一以贯之的“改革路线图”。

  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发展陷入了无政府、无法治的混乱状态。以金融行业为例,晚清改革后期,帝国沿海城市的金融行业已经建立起了严格的信审、银监机构以及相关流程,胡雪岩的倒台便是这种有效的监管机制的最好体现。而民国之后,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大肆融资,国际局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断加大,甚至在“一战”其间成就了放大的趋势。中国金融市场成为了国际资本转嫁风险的理想“飞地”,直接原因便是民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意识,对“热钱”的流入的防控完全由民间金融资本进行运作。而政治上的混乱则更是我们有目共睹,议员成为了派系的附庸,立法、司法成为了社会利益逐鹿的赌场,掌握实权的行政职位又毫无悬念的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人民的幸福,不能通过统一的经济发展而实现;社会的发展,也难以通过真正的民主决策而达成。这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真正的乱想,政治、经济层面的全面混乱;虽然对于文化而言这是好事,然而“人治”撤去之后“法治”没有跟上,则是造成诸种疯狂的直接诱因。

  从最为实际的角度而言,“民生”的达成也在辛亥之后进入了“两头堵”的尴尬境地。大清帝国对于国民的基本保障在“丁戊奇荒”之后已经初具雏形,加之经过三十多年的完善,由洋行、政府福利平台和正规用人单位所共同构建的社保福利体系已经建构过半;而辛亥之后,以上海为例,原轮船招商局“转制”而来的肇兴轮船公司,其员工的社保福利均由用工方通过外资银行的职员福利担保加以实现,其它用工单位或是通过它途,或者回到大清改革之前,干脆废止了社保福利。灾难救援方面,民国十年四川炉霍-道孚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万;民国九年海原大地震更是造成了近千万人的死亡。在这两次地震中,四川地震因为直奉混斗而使中央政府拒绝救援,海原大地震则更是荒唐到灾民变成了流民尚还无人理睬,进而灾后大疫-大荒持续。较之“丁戊奇荒”中李鸿章的冷静坐镇、精确调度,民国应对灾害的能力早已无法企及。

  辛亥革命为中华大地带来了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度,也为中国的改革进程带来了69年的停滞。晚清的改革思维,直到1979年,方才以另外的形式加以真正的表达。所能庆幸的是,20世纪的中国,以改革始,也以改革而走向新的世纪。

  我们今天看待辛亥革命,不能只看它推翻了什么?建立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它推翻的这件东西对于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对于社会是发展还是停止?以及对于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还是降低?这样看待辛亥革命,也许我们会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到那段繁复的历史,看待改革史意义上的综合进程。

  宋儒孝南,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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