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6日 星期五

七千人大会:中共党史研究热点难点(新版)之十一


  十一、七千人大会问题

  这个事现在公布的材料不多。七千人大会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认为,这是毛发动“文革”意图的肇始。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原因讲,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原因,即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深层原因,即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的起因,研究者有很多种分析,有人概括了十种说法。但是,这些分析和观察大都把两个层次的原因混为一谈了。我以为,就直接原因而言,恐怕还是“大跃进”失败以后中共中央高层的分歧,而这个分歧隐伏的起点就是七千人大会。有人认为,七千人大会毛同刘没有什么分歧。这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不仅有分歧,而且毛对这个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大会讲话。书面报告在谈到工农业生产减产、下降和目前的许多困难时,说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大会讲话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缺点和错误与成绩,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讲话特别举了他到湖南农村调查听到的农民的说法:“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提到了“三面红旗”,他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又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侯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的话说的比较委婉含蓄,但听话听音,实际上可以听出某种程度上批评的意味,

  刘的书面报告,按程序是应该经过政治局讨论以后再下发的,可这次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报到毛那以后,毛决定直接印发发会议讨论。据参加报告起草的《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张沛回忆,当时他就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为什么政治局不讨论就发下去了?发下去以后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而关于后面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提得太低了。华东的柯庆施对报告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彭真发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发言直指彭真: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不得不作辩解。后来,这就成了彭真的一个罪状。林彪的大会讲话,更是袒护毛的错误,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对于林彪的讲话相当欣赏。林一讲完话,毛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会后不久,毛审阅林的讲话整理稿后批示说,林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还有一段看起来挺蹊跷的批语:“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话里有话,“那些人”是些什么人?什么人认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据说,毛问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

  对比刘少奇和林彪的讲话,两人的基调大不一样。而毛显然是相当欣赏林的讲话的。这不能不说是毛对刘不满的开始。

  七千人大会后,毛去外地,刘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层的分歧凸显出来的半年。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措施上,毛泽东不满中央一线。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毛对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统战部也不满。当时,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对外关系上有一个长篇的意见书,主张在对外关系、对外斗争方面要讲究策略,后被批判为“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开了两次会议,调整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被指责为“三降一灭”。这样,在毛看来,“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整个党完了,大势已去。不仅仅是刘的问题,而是整个党的问题。他当时跟外国党代表团多次谈话,都讲到了这个意思,说“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国内纲领,这些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也就是他后来说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得更清楚: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讲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说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方式,显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韩钢,学术批评网20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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