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考

中正神社位于日本爱知县的幸田町。是专门纪念蒋介石的神社。

　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四项政策

　　江湖流传，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取“以德报怨”政策。该政策的是非成败，迄今仍充满争议。

　　按照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说法，蒋介石的对日“以德报怨”包括四大内容：1、让200多万日本军民平安返日；2、阻止列强如瓜分德国一般瓜分日本；3、保留天皇制度；4、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岸信介认为，这四大“德政”，对日本的战后复兴，有巨大的实质贡献。下文即逐一还原这四大“德政”产生的历史逻辑。


　　“以德报怨”是日本媒体对蒋介石讲话的概括

　　蒋介石的对日“以德报怨”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所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蒋氏在该讲话中说道：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赎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篇由蒋氏亲自撰写、宣播的讲话，其主旨是“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当中并无“以德报怨”的字样；“以德报怨”这个词，实际上是日本新闻媒体在报道蒋氏该讲话时所代拟的标题。当然，蒋氏对日本媒体的这一概括，并无异议，而且多次引用（如1946年指示驻日代表朱世民），显示相当认同。


　　“德政”一：蒋介石优待日本军民，有需要依靠他们遏制中共势力扩张的因素

　　蒋氏的讲话，有明显的针对性。其一：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毒害，对“优胜劣汰”信奉到了变态的地步，这是其发动二战的深层原因。蒋氏曾精细研读孙中山《建国方略》，该书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有过深刻反思，认为基于“道德仁义”的“互助”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其讲话也确实对信奉“优胜劣汰”的日本产生了很大冲击。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即认为讲话愈加凸显出了日本的战败不但因为军事的失利，更因为道德的堕落。

　　但更重要的针对性，是国共政争的现实需要。蒋氏对战后受降问题十分焦虑，1945年9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此时唯一政策，在接受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受东北之失地。”受降意味着土地及物资，尤其是武器。按中共的要求，是就近受降；而按盟军的指示，是只能向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一方面，中共解放区与日军占领区犬牙交错，而国民党部队大部分在后方，输送颇费时日；另一方面，日军受盟军指令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但同时又受到中共部队要求受降的军事压力。此种情形下，蒋介石选择的办法，是与日军“合作”：蒋要求已经投降的日军不得放弃武装，在国民党军队抵达放区之前，必须坚守阵地。

　　8月15日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讲话，显然有安抚日军、激励其替国民政府坚守阵地的目的。8月18日，冈村宁次即公开回应“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也很显然与蒋氏15日的讲话有莫大关系。稍后，9月11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而其原有架构，则全然未动，仅更名而已；已经办理投降宣誓手续的日本官兵，也不称战俘，而称作“徒手官兵”，其原有部队的指挥体系亦继续维持；且“徒手官兵”纳入国民政府军的补给体制，与国军官兵享受同等补给，拿同等薪资。而日军为了替国民政府守住阵地和物资，自8月15日宣布投降，至次年1月10日，仅华北地区死伤及失踪不明人数，即达9000余人。

　　基于上述的政治背景，在华日本军民在之后的遣返问题上颇受优待，也就不足为奇了。据日本防卫厅统计，日本宣布投降时，其在中国的总兵力有1847800人，包括中国“本土”1055700人，东北66400人，台湾128100人。其中由国民政府负责的受降区，有日本现役军人1183800人，平民999470人，合计需遣返2183270人。这些被国民政府遣返的日本军民，事后大都对蒋介石感怀不已。其缘由有三：其一，遣返效率颇高，国民政府动用了中国航运力的80%来运输这些归心似箭的日本军民，1946年7月即遣返完毕；其二，国民政府允许每位遣返的日本军民，可带1000日圆回国，较之其它战区不许携带任何钱币财物，有天壤之别；其三，允许每位日本军民携带30公斤行李回国，其时，日本国内因长年供应战争且饱受美军轰炸，粮食及物资极端匮乏，携行李回国的日本军民，生活往往因此比本国居民更宽裕。60年代以后，以这批军民为基本骨干，日本成立了许多以“感谢蒋介石”为宗旨的“日华亲善协会”一类的民间组织。许多人还为蒋介石建庙立碑以示纪念，如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1985年3月4日条下就记载有：“日本人建‘以德报怨之碑’於千叶县呷町，以示对我先总统蒋公永志不忘。”


　　“德政”二：蒋经国说，为防止苏联占领日本，中国中止了对日派遣军

　　日本战后没有像德国一般被瓜分占领，与蒋介石放弃派遣军队占领日本或许有关。其历史根源，可追溯到1943年的开罗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蒋氏探询过中国派军队占领日本的意愿，蒋氏以无力负担婉拒。美国稍后遂制定了一个美英苏中四国占领日本的计划，但因日本放弃“本土决战”选择无条件投降而中止。美军实际控制日本后，又制定了美军主导、中国军队协防的新计划。该计划出于意识形态因素将苏联排斥在外，邀请中国则是为了消弭日本民众当中仍普遍存在的“种族竞争”思想，避免给日本人造成一种白种人统治有色人种的印象。

　　据美国外交档案记载，中美双方一度就派兵赴日问题达成协议。按照协议，国民政府将于1946年底组织派遣军15000人赴日，驻军三年，美国将提供运输器材及250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支持。但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中止的原因，蒋经国后来有一段解释：“当时，美军曾经洽请我国派遣占领军，我们如果照办，当然不会有人反对，可是苏联也就会坚持主张其为交战国，应有权利派兵进驻。这样一来，则日本便会像东西德、南北韩之形成分裂，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为此，我们乃建议由美国一国的军队占领日本。”蒋介石自己也说：“如果中国军队进驻日本的话，我判断苏联一定以此为借口使红军进驻。”

　　虽然在效果上，中国驻日派遣军的退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苏联，是个很可疑的问题，但蒋介石希望籍此遏制苏联的扩张，则是毋庸置疑的。抗战末期，蒋经国曾与斯大林会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欲望印象极深。据蒋经国回忆——斯大林问蒋经国：“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蒋经国答：“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斯大林回应道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蒋经国反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要这块地方的。……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如此锋芒，不能不让蒋氏父子如芒在背。


　　“德政”三：蒋介石提议“由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来决定”天皇的存废

　　日本天皇制度的保留，虽然主要取决于美国占领军方面的的态度。但《波茨坦宣言》中，预先为天皇制度的保留提供了法理保障，也是事实。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意以《波茨坦宣言》为基础商谈投降事宜，唯一要求是希望保留天皇制度。对此，美苏英中四国商以后回应：“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定之。”这一条款，实际上成了以后日本新宪法中天皇条款存在的法理依据。

　　该条款的最早的提议者，正是蒋介石。据美国外交档案记载，1943年11月23日，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就“战后是否应该废除日本天皇制，征求蒋委员长的意见”，蒋氏表示：“此将牵涉到日本政府的组织问题，为了避免在国际关系上犯了遗恨千载的任何错误，这个问题应该留待战后由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来决定。”因为蒋氏的这一意见，开罗会议没有将天皇制的存废列入讨论议程。蒋氏的意见，对日本天皇制的存废，显然不具备决定性作用；美国政府最后下定决心保留天皇制，已是占领日本之后的事情。但相比其他就天皇存废公开表态的国家而言（如苏联、菲律宾等），中国是唯一持善意中立态度者。而1945年中国国内舆论，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其实也极高。蒋氏既没有支持这种呼声，也没有反对这种呼声，而取“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这样的中立态度，显然，既有不能逆国内民意的考虑，也有需照顾200余万日本在华军民情绪的客观需要，诚如曾担任国军军官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天皇制度，恰恰是这些在华日军的精神图腾，蒋氏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此刻公开主张废除天皇制来刺激他们。


　　“德政”四：“反对报复性赔偿”，但实际仅得到2200多万美元物资设备

　　岸信介将“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算入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当中，其实是个误解，应该修正为“反对报复性赔偿”。“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是蒋氏败退台湾之后，在美、日的压迫下的不得已之举，算不得什么“以德报怨”。

　　日本侵华十余年，中国损失巨大。1943年11月23日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提出：战后日本可用实物作为支付中国赔偿的一部分，日本的许多工业机械与设备、军舰与商船、车辆等，可移交中国。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此中不难看出，蒋氏更关注战争赔偿对中国迅速恢复工业化的帮助。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则明确了中、美、英三国的对日索赔原则：1、盟国不向日本索取现金赔偿，但令日本也工业设备及生产品等实物赔偿，以消除去战争潜力；二、盟国像日本索取赔偿设备与产品的同时，须顾及日本战后能维持一合理的经济生活水准。总体而言，即蒋氏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所谓的“我们并不要报复”，反对“反对报复性赔偿”。之所以如此，与盟国充分吸取了一战后的索赔政策的教训有很大关系。

　　但因为美、苏、英等大国操控下的处理战后赔偿问题的远东委员会争执不休，对日索赔决议在无限期的讨论中最终流产。直到1947年4月，美国政府才决定抛开远东委员会，采取单独行动，拿出部分设备先行予以拆赔，这部分物资分配给因日本侵略受害最深的中国、菲律宾、缅甸等国。至此，对日索赔才真正付诸实施。但这项暂行指令，在1949年5月又被美国喊停，原因是国共内战的结局已经明朗化，美国政策已转向扶植而非压制日本。在这期间，中国政府从日本拆迁装运回国的物资设备，仅为2200多万美元，而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提供的抗战八年中国损失数据是：人口伤亡12784974人，财产损失559亿4384万4000美元，其中，1931-1937年间的损失，及东北、台湾和解放区的数据，尚未算入其中。

　　拆赔被美国喊停后，国民政府也曾表示过公开抗议，但其无效也可想而知。1950年10月，杜勒斯向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提议放弃对日索赔，顾虽然表示拒绝，但台湾“外交部”则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关于赔偿问题，我于不得已时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为了换取日本一句模棱两可的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台湾当局连日本的劳役服务赔偿权利也被迫一并放弃了，而其他旧金山和约国则仍然享有该项权利。


　　结语

      蒋氏善待日本在华军民，实属国共政争的形势使然；对天皇制度的存废持中立态度，也有不欲刺激在华日本军民的考虑；至于阻止列强瓜分日本，动机在于遏制对中国威胁极大的苏联势力的扩张；“反对报复性赔偿”，则系盟国商定的原则性索赔方针，并非蒋氏一人意见；而“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则纯属美、日压迫所致，并非蒋氏之本意，自然也算不得什么“以德报怨”之举。通观蒋氏整个对日“以德报怨”政策，其利益着眼点仍在自身，而不在日本。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