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热血青年：李大釗、毛澤東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1918年冬天，23岁的李璜出夔门、经上海，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北大学生邓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李璜记得，六个人刚刚坐下，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王光祈介绍说，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此时，欧洲大战已经结束，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李璜此来，正是应“留法俭学会”之召、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后来，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注视赵毛两会友，似较我辈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这一天，与两位“会友”，李璜称兄道弟、极为亲热。尽管初初相识，但他们同属“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筹备成员。他们年轻、纯洁，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几十年后，李璜说，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因为，那个高个子的“会友”是毛泽东，黑皮肤的是赵世炎。与李大钊、邓中夏一样，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脑。此后十几年，除易克嶷不知所终外，陈淯病逝、李大钊被绞死、赵世炎被枪决、邓中夏被枪决、王光祈客死他乡……最后活下来的两个人，一个走进了中南海，另一个却远走台湾，并被指控为政客、帮凶和“反动派”。

　　尽管如此，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依旧称呼他们为：“会友”。


　　初潮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这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晚清以来，分工、专业理念渐渐兴起，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知识分子”。然而，兴办学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学而优则仕”的旧观念，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以专业论，法政科多如牛毛、动辄万千，格致、化学、矿业、商科则几近无人问津；以学制论，后来成为教师主体的万余名留学生，普通班、速成科比比皆是，“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以至得一本科学位，“社会尊之如帝天”……

　　清末兴学之弊，影响了民国学子。王光祈记得，他从前的先生中，“讲理化、数学的教员……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学生们上体育课，教员呼喊的口令是：“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

　　专门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流于空谈；与此同时，民国社会之败坏、人心之沉沦，更几近病入膏肓、无药可治。

　　如果说，过往的年月，绅士、儒生、宗法和千年风俗，构成了这个国家惨淡经营的社会骨架，那么，随着乡村的衰老、旧政制的解体，绅士为“劣绅”替代，儒生为秘密会社替代，宗法为“族权”替代，而千年风俗也斑驳不堪、风雨飘摇……所谓“一盘散沙”，正是社会组织急剧恶化的产物。

　　正因此，构筑“新骨架”、奠基新社会，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也因此，举凡公会、社团、自治组织、民间团体、舆论机构、工商企业，乃至“社会公德”的培育、契约精神的形成……种种社会的纽带物、“民众的联合体”，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废待举。王光祈认为，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他为此写道：“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

　　那么，政治呢？

　　王光祈断言，只有造成“中国社会之基础”，并“基于社会之实力”，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政治问题”。而在此之前，“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

　　显而易见，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群被视为“第二代人”的话，那么，远离政治、关注社会、力主改良、强调渐进……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并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名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的计划书。他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商榷意见”。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补人”（四川方言，意为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岁青年，有着异常复杂、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旧、固执，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作旧体诗，并且言必称王阳明、颜习斋；另一方面，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他的日记时常出现“生于乱世”、“力挽狂澜”的字样，他并公然以克来曼梭、墨索里尼自居。他混杂了新与旧、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

　　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他有着极广的人脉、很高的声望。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他的《戊午日记》记载，“予思拟集会同志，提倡分业，为一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演讲，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见书》后，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伏笔着“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

　　1918年11月28日至30日，北洋政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胜利国资格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的阅兵典礼大庆。

　　自从签订《马关条约》，对这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国，中国人曾经有过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怨恨、愤怒、屈辱、自卑，另一方面则是亲切、欣慰、追随、感激……它的战胜俄国被视为“黄种人的胜利”，它的庇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它的容纳万余名留学生，也让人感受着“泛亚洲主义”的襟怀。而这一切伴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欧洲大战爆发后，亚洲的权力真空出现了。它化作了日本朝野的阵阵欢呼：元老井上馨说，“这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的“特殊权益论”，则被视为“关于大陆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此后几年，日本攻占青岛、抛出“二十一条”、执导西原借款、攫取北满特权……如果说，和日俄战争没有什么两样，青岛战役不过是又一场列强的狂欢，那么，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7年的西原借款，以及1918年春天的《中日军事协定》，则意味着远东的新格局。在欧洲远东舰队纷纷撤离太平洋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旧世界，从此一去不再复返了；一强独大、吞并鲸食的可怕前景出现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学生的暗哑呼喊、纷飞眼泪。

　　5月4日，《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前夕，在东京神田的一家饭馆，46名中国青年聚集着。他们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余名留学生。当夜，全体罢学归国、“一致对外”的决议作出了；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曾琦被推为“先发队”成员……

　　一艘艘轮船开往上海。在黑压压的人头中，夹杂了一名叫彭湃的广东青年，一名叫李达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飞的贵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张梦九与郑尚廉……短短十余天时间，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余人”，他们筹集经费、建立机关，决心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长期活动；截至当年八月，“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扬扬的救亡风潮中，6月25日，曾琦与张梦九离开上海、来到北京。


　　“万类霜天竞自由”

　　“予当时所以毅然辍学归国，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后来，曾琦这样回顾参与救亡的初衷：“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正因此，抵达上海后，曾琦事无巨细地参与“学生救国团”的筹组，张梦九也出任机关报《救国日报》总编辑。而他们前来北京，初衷也不过是游说梁启超、蔡元培，设立一所新学校以安置归国学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几十年后，在《学钝室回忆录》里，李璜追记了两人晤谈的情形：几乎刚坐下来，王光祈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议，思之已久，等着为你提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而即使发动成功，也不过是一哄之局，势难持久”……

　　换而言之，所谓“救亡”不能指望学潮。在这样规劝曾琦后，王光祈随即谈到：“应早日集结有志气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问题的解决……”

　　这些立足长远、重在建设的劝告，让曾琦欣然接受。这一天，在一拍即合后，曾琦建议学会定名为“复兴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终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这一天，包括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在内，六名发起人“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负责起草《意见书》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学会规约》。他们并议定，五天后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少中筹备会议。

　　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今宣武门）外沟儿胡同55号，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从6月30日开始，七名发起人在这里接连会议；他们反复讨论、“修改数次”，终于拟定了共计八章、多达七十条的《学会规约》。

　　在“定名”之后，学会宗旨被归结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和“转移末世风俗”。

　　一个不易觉察、但异常微妙的变化，悄悄地出现了。如前所述，所谓“专门学术”，指的是近代学科；而“真实学术”则无疑包括了儒学在内的传统学问。从“专门学术”到“真实学术”，应是旧学功底深厚、视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曾琦坚持的结果。

　　如果说，四大宗旨以及四项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大抵来自王光祈《意见书》的话，那么，长达十四条、内容极其详尽的《会员》一章，则是七名发起人反复讨论的产物。后来，它被认为是“少中命脉之所系”。

　　入会须“由会员五人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会员须研习一种专门学科，不得中途休辍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赌博、懒惰、浪费；不得“接近政党”；不得虚伪、冷漠、言行不一、“无悛改之心”；甚至，“介绍会员不加审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后来，会员易家钺在《京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骂文，被认为“吐词淫秽”、“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而决议让其自行出会。

　　连同不久后颁行的《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学会规约》构成了少中“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鲜明气质。如果说，苛刻、严厉乃至略显琐碎的品行要求，让人想起传统儒生的修身进德、慎独自律，那么，征求会员的三大标准，“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须俱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则让人想到原典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钺之外，此后几年会员违反《规约》、或被评议部警告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群群中国少年的百侣携游、“万类霜天竞自由”，让少中生活无比清新、令人难忘。一名会员后来追忆说，“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不仅如此。在《会务》一章，少中明确了“发行报章”、“刊布图书”、“组织演讲”、“学术谈话”等日常活动；在《机关》一章，学会设立了评议、执行、编译三部；在《职员》一章，则规定了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直到7月21日，《规约》才最终定稿。后来，王光祈回顾说，“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

　　也是在岳云别墅，七名发起人达成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议：学会先设立“筹备处”，以王光祈为主任，进行为期一年的筹备；一年之后，1919年7月1日，学会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1914年8月4日，面对窗外的璀璨灯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悲叹说：“在我的余生，我永远不会看见它的复明……”

　　熄灭的何止是灯光？巴尔干、莱茵河、英伦三岛……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卷入大战，欧洲的心灵也急剧衰老着。当欧洲沦为一片废墟后，罗素说“欧洲已死”；而在断垣残壁之间，一本《西方的没落》成为众多市民的读物；巴黎出现了四万名职业算命者，伦敦更多至不可胜数，并且是“唯一兴隆的生意”……

　　熄灭的，还有大陆这一头的微茫希望。

　　1917年秋天，在一次演讲中，蔡元培情感复杂地谈到，“生存竞争云云，已成过去学说”。如果说，这个判断折射了众多中国人怅然若失的心态，那么，不久后梁启超的欧洲之行，更意味着中国近百年心灵苦旅的又一次大转折。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这么比喻过去的路：“我们……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做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

　　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最苦涩的时刻：过去的七十年，西风东渐、效法欧美是这个国家渐行渐远的一条长路；沿着这条路，它已经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无法再回去了；而欧洲之灯熄灭后，不仅政制、社会、“新民”的老话题，还有思想与精神资源的新困境：它已经一空傍依；它该走向何方呢？

　　从这里开始，“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最迫切、最重大的时代追问了。如果说，在梁启超、陈独秀那里，这一切无须作答、仿佛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对初初步入历史的“第三代人”来说，无论李大钊呼喊的“青春中华”，还是王光祈心中的那个“光华”、“灿烂”、“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都更多地是一种意象，一种气质的书写；它远非具体、切实的社会蓝图。因为他们没有参照物，他们无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确表示，十九世纪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运动，“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廿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也因此，七名发起人一致决议，以一年为筹备期，寻求何为“少年中国”、“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无论如何，伴随着高远寥廓、充满少年风华的气息，少中的第一轮成员发展开始了。

　　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鲁之、李小舫等人入会；在南京，左舜生、黄仲苏、阮真、谢循初等人入会；在上海，魏时珍、李璜、杨贤江、郑尚廉等人入会；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会……

　　自然而然地，分设中学堂旧友成为少中的主体了。而在分设中学堂诸生外，以卢作孚为例，这个后来的“中国船王”、民国最杰出的实业家，是李劼人在《川报》的同事；以周晓和为例，他是周太玄的亲兄；以左舜生为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学同学。至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大汉奸周佛海，救亡文艺家、《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则分别是曾琦、郑尚廉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

　　旧友、同乡、同学、同事，交织出了少中遍布全国、远及海外的会员群体。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绍两名被河海学校开除的学生入会。他们是后来的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产党主要活动家沈泽民。

　　这一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一个高个子、湖南乡音浓重的湘潭青年，进入了王光祈的视野。他就是“新民学会”创始人、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久，王光祈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作者按：清初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又一些日子后，由赵世炯引荐，一个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赵世炯的弟弟赵世炎……

　　无一例外地，这些青年处在最清新、最生机勃勃的年龄。古典情怀的滋养，此时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时世与人生，让他们一方面极目四野、“问苍茫大地”，另一方面，他们也由此进入了个体与友人、自然、天地无限交融的寥廓情境。以毛泽东为例，这一年春天，他和一群青年在长沙组成了新民学会。在橘子洲头，他们读书、辩论、抒情、咏怀；他们上山砍柴，到很远的泉边挑水，以蚕豆拌米饭充当一日三餐；他们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谈、登高眺远，他们到爱晚亭边通宵露宿、“野蛮体魄”……后来，毛泽东以这样的诗句，回顾咏叹那无比清新、异常广阔的日子：“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不仅如此。他还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情怀，化实为虚、兼类而及，将中国少年和自然万物融入了同一意象，从而挥发出生生不息、深邃高远的宇宙意识。你看，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不就是少年中国旭日初升的景象么？你看，那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不就是中国少年尽情挥洒、行走人间的比照么？……

　　这不是一个人的。这是“第三代人”的集体抒发、清新歌唱。在新旧交替、“百舸争流”的年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们尽得新之美、旧之善。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个最惨淡、最苦痛的人间，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们挥洒泼洒、青春放歌的时候，一种光辉灿烂、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思潮，一曲无比清新、近乎天籁之音的时代变奏，那美丽的“安那琪”的旗帜，悄然地席卷、征服了“第三代人”。对无数青年来说，它如同新的转机，如同闪闪星斗。

　　丁三，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