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0日 星期二

我们怎样成为“知识青年”?—忆亲历的“教育革命”



  对于我们这些混沌初开的少年,"文化革命"高峰时侯的1967-68年不仅不痛苦,反而是一段十分"快活"的日子,可以不读书,不上课,不考试,更没有什么夜间自修和家庭作业。每天可以由着性子上天入地到处去玩,不管是去打群架,还是捉鱼捕鸟,都随你的便,只要不惹出麻烦,根本就没人会来管你。因为那时所有的学校都已经停课闹革命,领导己经全部被打倒,老师不是被关进了"牛棚"劳改,就是正在忙着武斗夺权。就连家里的父母亲都己经被一个个"革"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那里还会有闲心来管我们。


  因此那二年我真是快活极了,每天吃完饭碗一丢,就约上几个小伙伴到处去玩,今天去街上蹓跶,明天去同学家串门,后天去广场看人家武斗。等这一切都厌烦了,就去野外捕鱼捉鸟。衢州城外有个很大的军用飞机场,旁边环绕着好几条流水清澈的小河,那儿就是我们玩乐的天堂。那段日子里我们捕鱼的技术突飞猛进,不时拎回来一桶又一桶的小鱼虾,然后聚集到某个小伙伴家里,用油煎着吃。那时的食油很宝贵,要凭票供应,家长发现后免不了痛骂我们一顿,甚至挨几下痛打。不过也值,因为那鱼虾的味道实在太香了。


  可惜到了1968年年中,这样的好日子到头了,学校重新成立"革命委员会,"又要"复课闹革命"了。好在没有上几天课,突然一天半夜里敲锣打鼓,传来了伟大领袖关于"教育革命"的新号召,我们这些早已玩野了心的毛孩子这下子如同拨云见日,终于又能够脱却苦海,可以不读书或者少读书了。


  不用查史料,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当年伟大领袖的号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和学校的工人,学生,及其他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当时有句话叫"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夜。"这条最新指示一广播,学校不久就彻底换了模样,首先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了,那些穿着粗帆布工作服的工人师傅手捧着"红宝书"进驻校园,成为了学校的最高领导。然后是发动群众进行"教育革命大讨论,"经过一番学习讨论,一致认为我当时就读的衢州第二中学校园宽敝,花木葱茏,设施先进,楼房林立,这样的地方非但培养不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会培养出"修正主义苗子。"于是立刻决定把学校全部搬迁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实行"下乡办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命令一下,雷厉风行,我所在的初一年级一个不剩,立刻全部搬迁到离城十多里的王家公社塔石塘大队,以班级为单位分到农家,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去了。一个普通的乡村,自然谈不上什么办学条件。没有宿舍,就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潮湿的泥地铺上一层稻草,就是我们的床铺。村里破旧不堪的祠堂改成食堂,成为那时经常饥肠辘辘的大家伙最向往的地方。至于教室嘛,根本没有,其实也用不着,因为每天不是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就是开会批斗"走资派,"文化课已经和我们彻底"拜拜"了。


  不过那些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别有一番在城里寻找不到的乐趣。譬如那年冬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村里到处堆起一、二尺厚的积雪。我们男孩子突然发现,这里实在是打雪仗最好的地方,于是一帮一伙地鏖战起来。贫下中农果然来给我们"再教育"了,房东家的俩兄弟都是光棍,一人一边带领我们战斗。"战争"规模立刻升级,最后连他们家里炉灶上的锅盖也都搬出来当了盾牌,直打得人人精疲力竭,浑身湿透,他们家的所有锅盖瓢盆全都砸得一个不剩,连饭也烧不成了。


  一个学期之后,我们初一年级又一分为三,每个班分别到一个村里去办学,我们班分到了姜家坞大队,工宣队从县邮电局派来,所以校名就叫做"衢县邮电局姜家坞大队五七学校。"按照伟大领袖部署,学校到农村之后,"贫宣队"(全称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很快就来了,队长是当地的大队民兵连长。不过在我看来,这人不但没有"苦大仇深"的样子,而且简直就是一个油头粉面的无赖,对搞我们班女同学"妇女工作"的兴趣,远远超过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果不其然,我们撤离村里后没多久,就听说他因贪污等一大堆劣迹,也被"运动"进去了。


  搬到新址以后,我们宿舍照样还是住在农家,不过教室这回倒是有了,就在四面通风的祠堂里。也发下了统一的文化课本,可除了语文之外,其他课程好象大都改变了名称。譬如物理课叫做是"工业基础知识,"生物课叫做"农业基础知识。"外语课本从头至尾,内容全是些简短响亮的政治口号,开篇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还有什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彊"等等。对了,还是几句是我们男孩子格外感兴趣的,那便是些战场喊话,如英语的"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等等,据说是为了一旦打起仗来,上了战场瓦解敌军用的。


  除了上文化课,我们还被分组落实到各个生产小队,基本上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当起了没有工分口粮的"小知青。"那一年,我扛着锄头和农民一起锄草,插秧,车水……几乎走遍了生产队所有的田间地头,也学会了不少农活。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件,"由于匆匆搬到乡村,新建的学校一穷二白,除了人几乎什么也没有,就连电灯电铃都成了梦寐难求的好东西。那时侯的学生造反造惯了,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学生们便自发组织起来,把目光瞄准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老窝"-我们的母校衢州二中,那里设备齐全,什么都有,却几乎全是闲置。于是我们班男同学便集体推选出几个胆子最大,身手最敏捷的"好汉",去为大伙造福。


  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这些"好汉"们象敌后武工队一样悄然出发,果然不孚众望,在太阳还没升起的时侯便凯旋而归,几个大箩筐满满的,全是他们从母校各处拆来的电铃电线,教学设备、厨房用品等等,让我们班短时间里便丰衣足食了不少。不过在连续出动几次以后,这样的"壮举"便被工宣队发现,几个为首的"好汉"都挨了个不大不小的处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突然有一天得到通知,我们又匆匆地搬回了"修正主义老窝,"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起课来。不过这时侯已经时过境迁,因为那时学制改革,初、高中全都只读二年,距离我们稀里糊涂毕业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我们就这样带着一大堆"造反""学农"的记忆和经历,怀揣一张空有其名的初中毕业文凭走上社会,从此成为什么"知识青年"了……

王晓明,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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