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文革”被解放，只因毛泽东给了光荣任务

　　凤凰卫视2012年11月3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曾子墨：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与毛泽东会面的过程中，田中角荣多次提到的竟然是一部由中国人写作，却早已被大多数中国人所遗忘的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此书最早由《大公报》在1932年以专栏的形式登载，历时两年，并于1934年集结成7卷，此书一经出版就在日本有了两个译本，日本史学界认为，当年凡考察中日关系、中国近代史的人，总要看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而田中角荣本人就极为熟悉此书。这本书的作者王芸生写这个专栏时，还只是《大公报》中的一名血气方刚的年轻编辑，只是单纯地怀抱着借文章惊醒国人，知耻而怀奋的愿望，他不会想到，自己手中的这支忧愤之笔已经将两国之间的过去和未来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更不会想到这本书也同样承载了自己的一生荣辱。

　　解说：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举国震惊，三天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召开了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所有的编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张季鸾宣布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每日刊载一段中日关系史料，帮助读者了解对日的屈辱史，并指定王芸生负责该专栏写作。

　　自小勤工俭学的王芸生通过自学作文章，参加函授学习英、日外语，凭借勤奋和灵气进入当时只有大学毕业生才能供职的天津《大公报》。负责《国闻周报》的编写，他的文章多以针砭时弊为主，而当中国东三省已被日军侵占，王芸生临危受命开辟明耻专栏时，他的头脑中带有两个疑问，为什么日本会胜，为什么中国会败。而当时知名的三部关于中日关系的专著，即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戴季陶的《日本论》以及周作人的《日本管窥》，都无法回答他的疑问。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黄遵宪呢，他因为是清朝的一个官员，他去的时候应该说中日之间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种就是“九·一八”那个时候的一种状况，他更多地叙述了中日两千多年的历史，更多地强调了同文同种，强调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变革。像戴季陶他当然也看到了日本的军阀势力，日本的对外的扩张，但是他那种危机意识并不是太强。周作人的《日本管窥》就更有点匪夷所思了，他有一点点病态地热爱日本，所以把日本夸奖了很多。但是这些书呢，都没有把日本的危险性给揭露出来。

　　解说：王芸生此前没有经过任何史学方面的专业训练，对中日历史的了解远不及当时留日归国的专家学者，但在他看来，此时最能唤起国人知耻而奋起的莫过于将1871年以来，中国这60年的屈辱史原原本本的公诸于天下。在这个无异于重头学习中日历史的过程中，王芸生几乎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当中。

　　刘宪阁（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因为以前的话，不像今天这样子，说是这个我们的各种决策，各种档案什么的，很多档案是可以开放的，当然今天也有不开放的部分，在那个时候正好晚清已经没了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过了晚清，辛亥革命已经二十年了嘛，故宫博物院的一些资料在对外的开放，那时候故宫博物院在整理两项东西，其中一块就是晚清咸丰和同治年间的《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材料就是筹办洋务运动的。那么另一块就是筹办这个在编印出版光绪和宣统，就是最后这两代皇帝期间的中日关系史料，那么这个史料是以前不会对外开放的，恰恰因为清朝已经推翻了，二十年来以后，人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说了，同时还有两位王姓父子，他们这个也在编一套就是近代时期的中国关系史料，王芸生恰恰有这样一个史料，大量涌现赶上一个好时候。

　　解说：在《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引荐之下，王芸生成为最早进入故宫博物院的参观者，在此他遇到了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单士元，两人这次相遇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写作，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单嘉筠（单士元之女）：因为单士元在里面算比较年轻的，而且业务也比较强的属于这样，所以说呢，他就说看学者这么多都来看，他就分门别类的，就把很多史料他就分开了，如果说您是搞中日的，我把中日史料档案史料给您搁好，您来的时候我一下就可以，您就可以使用了或者您可以看了，您可以查阅了，就属于这样的。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单老又搞过中日交涉史，所以这方面他比较熟悉一些，所以王芸生就好像互相交往就多了一些。

　　解说：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奔走于津京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而每一次来到故宫博物院，单士元都已经提前为王芸生准备好外交来往文件及相关历史档案。

　　单嘉筠：档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浩如烟海，就是那么多档案你怎么能就找到这个，当然就清朝编过的书，有军机处档案有过的，它每年有奏折，就是军机处每年从雍正开始，雍正八年吧，开始有军机处，它每年有折包，这你很方便，它半年一折包，你可以打开，它有的还没折包呢，你像那个大库档案它就没折包，那个尘土都这么厚，一进去呼啦尘土都上来，你这么大的量，你说就靠那四十岁个人怎么去弄啊，是不是。所以整理档案不是很容易的。

　　解说：除此之外，王芸生在写作过程中，还走访当时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遗老，他们也提供了不少资料和口述材料，例如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保存有中国驻俄使馆档案中关于中俄东三省交涉的珍贵史料。特别是时任驻俄外交官杨儒，与帝俄外交大臣提姆斯独夫的“问答节略”，在一答一问中，还原了一个软弱大国的外交官在积弱的政府的指挥下，面对敌国，孤军奋战的情景。像这样的史料，在海内外也是独一无二的“新闻”。

　　从北京搜集好资料，回到天津，王芸生有时一晚上伏案写作，通晓不眠，经过三个多月紧张的工作，王芸生初步整理出头绪，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王芸生以浅易的文言记述了从1871年中日缔结《修好条规》，到1919年五四运动，在中日外交史上不可磨灭的历史事件。

　　王新生：王芸生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整体上讲似乎是编年史的一种写法，就是按照年代这个几卷本的的走下来了，但是实际上的内容它是一种纪事本末体，就是说是按照某一个事件来叙述的，就是说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的清楚，比如我们看就是说第一卷上来，就是《中日（修）好条规》，就从一开始怎么谈判，怎么交涉，最后的结果。比如说1874年日本的争台，当时日本人怎么到中国来交谈，怎么去争台，双方又讨论，怎么又，最后又达成一个妥协，还有像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冲绳、琉球，当年琉球怎么一步步的变成了它的这个领地，后来中日之间还有一个交涉，甚至日本人也提出一个分岛来统治，最后甲午战争一打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把一件事情叙述得非常的清楚。

　　解说：王芸生将四分之三的笔墨用于直接引用前清军机处奏折，外交部文书和秘库档案中涉及到事件的原始史料，并旁征博引其他国家的交涉文书，尽可能地还原中日交锋中每一次唇枪舌战，你争我夺。

　　王芝瑜（王芸生之女）：道理我都不讲，我就把史实一件、一件年、月日、时、人，参加的什么、什么条约，定的什么、什么的，哪一个土地是我们中国的，哪一个土地是你们日本的，你日本要求我们中国的哪个土地归你们，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侵略吗，这不就是让中国的那个腐败政府割地赔款吗，这不是中国的耻辱吗？中国的耻辱就是你日本的侵略。

　　解说：《大公报》连续两年半登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但连载发表之后，却并没有立即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甚至在专栏已经集结成前三卷书之后，还有学者批评王芸生没有史观只有史料。

　　王新生：因为我们也讲过史料需要甄别，需要分析，有些东西未必经得起考验，所以王芸生先生他的文章发表之后，后来《大公报》专门给他结集成书，他的第一卷、第二卷就是说可能问题是比较多的，就是当时也有人指出这一点，就是有的史料不太严谨。

　　解说：直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出到第四卷时，知识界突然展开了对此书的讨论。

　　刘宪阁：因为在这里面王芸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李鸿章在中日关系上的这些判断，有他自己的理解在里面，李鸿章是在签那个中日《马关条约》的时候，一直被我们骂作主和派嘛，但是看王芸生他在中日关系六十年，就是那本书的相应部分，曾经附录了一章就是《李鸿章论》，其实对于李鸿章当时所处的那种处境吧，有一些现实的理解在里面，他也深深地知道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是换一个人能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未必。

　　解说：王芸生首次揭秘当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末洋务派如何在国家危难之时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同时他也以六十年来远东国际关系为经，以中日两国关系为纬，分析比较，揭露历史真相。

　　王新生：因为我们也知道19世纪中期以来，在远东特别东北亚，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集中到这个地方，来瓜分这个地区，特别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就是传统的中国主导的地区国际秩序，那种朝贡体制崩溃之后，帝国主义加快了对这个地方的瓜分过程，它掺杂了很多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比如我们谈到了就是说甲午战争时候的三国还辽问题呀，包括后来的日俄战争以后，日美之间的关系等等，所以他虽然是谈的是中日关系，但是他把他视野放得更宽一点，通过这一个大的背景来谈中日关系，谈得更清楚一些。

　　解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逐渐受到大众的关注，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成为最能鼓舞中国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文件之一。1934年8月，随着《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7卷书全部出版完毕，当时全国的知名学府纷纷邀请王芸生去作有关中日历史的讲座，一个报人的王芸生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中日问题专家。

　　1934年，王芸生奉张季鸾之命前往庐山采访，采访过程中，当时国民政府中负责外交事务的汪精卫和负责中日交往的黄郛对此书大加赞赏，蒋介石也点名要王芸生为自己讲课，他请王芸生专讲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三国干涉还辽”一章。

　　王新生：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按照《马关条约》，就是把辽东半岛也割给日本，当然首先不干的是俄国，俄国就联合了英国和法国，进行了一场三国干涉还辽运动，这样就迫使日本又退出了辽东半岛，这个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蒋介石之所以就是说要专门听三国干涉还辽，也是希望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来增加自己的实力，从而把帝国主义矛盾变成自己可利用的一个援助力量。

　　解说：三年后爆发了淞沪会战，这场战争持续了三个月，国民军死伤惨重，但当时已有人评论说，淞沪会战是蒋介石主动挑起的，借日本侵略占领上海英法美租界，引起西欧国家对日本的制裁，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尽管历史当事人早已作古，无从查证，但如果当真如此，淞沪会战与当年的“三国干涉还辽”的确有着惊人的相近之处。而此时在日本的报纸上也出现了有关《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报道。

　　王芝瑜：日本各大的报纸是很警惕，有的报纸曾写过说，中国有一份大报纸，开始写中国和日本受耻辱的各项条例，都在他书上，这样将会激起人民对日的仇恨。

　　解说：让日本政界和军界紧张的是，这部书披露了历史上存在的许多疑点，比如日本曾扬言与中国事先有“秘密议定书”因此禁止中国修建与南满铁路相平衡的铁路线，但王芸生用史料说明，所谓“秘密议定书”其实子虚乌有，更让日本学界紧张的是，尽管对中国的外交是日本国策实施过程中最紧要的一环，但是在日本本国却从未有详审精密地记录中日外交的专著。

　　刘宪阁：但是王芸生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对日本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觉得研究外交史这些东西很好，因为外交史学当时是，就是蒋廷黻他们讲的也是一样，一定要有切实的档案为依据，但是以前没有，王芸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开辟工作，所以日本学界开始进行这方面工作，最重要的是日本官方，有学者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1936年大概4月份，就是王芸生的这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出版后不久，那个日本外交文书开始出版第一卷，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关系。

　　解说：但是日本却很少人提及全书的第一章，《古代关系之追溯》，这一章原本并没有出现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当中，是在出书前王芸生特别加入的，其中记录了中日之间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三次中日文化交往的高峰期，和两千年以来中国有恩于日本的方方面面。

　　王新生：王芸生先生写这段历史主要出自两个目的，就是说唤起中国的民众，有一个泱泱大国的那种自豪感，我们过去确实作为地区的一个强国，对周边国家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同时呢，也是想警告日本，就是说你这么一个对大陆侵略扩张这么一个措施，是有负于中国历史的，你本来是接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起来了，结果你是以怨报德。

　　解说：这本书最终没有阻止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1935年，日军紧逼华北，《大公报》未雨绸缪，胡政之、张季鸾前往上海开办《大公报》沪馆，把天津《大公报》留给王芸生。从1931年10月至1934年5月，王芸生写了1871年至1919年间共48年的中日关系史，但是他想要继续完成《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从191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部分，却终因报馆事务繁多而搁浅。

　　王芝琛（王芸生之子）：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呢，《大公报》是六次变迁，就是换馆、换馆、换馆，按照大家的说法就是《大公报》六次变迁，每一次的损失都是非常之大，但是绝不在日本的铁蹄下工作，这就是爱国报人他们的一种骨气，按照这个胡政之的说法就是，一张烂纸，几支秃笔还在继续战斗。

　　解说：王芸生率领编辑部同人赴汉口，一年后武汉大撤退，王芸生率领全馆人员西迁前往重庆，43天后《大公报》重庆版发刊，仅仅5个月后，成立不久的《大公报》重庆馆，就在轰炸中成为一堆瓦砾。三个月后《大公报》人就在嘉陵江畔，修建了《大公报》的新馆，还专门建了两个防空洞，印刷机就假设在洞里。警报一响，所有人都钻进防空洞继续工作。

　　王芝瑜：我父亲曾有一次还昏倒，昏过去，昏在警报，警报解除以后大家都往门口拥，那里拥，死了好多人，就是给闷死了，那个门打不开了，从外面给，不知道谁给关上了，打不开了，结果我父亲呢还算聪明，他就退到后面，退到后面不是空气多点，前面的人都挤满了嘛，就好多人都给挤死了，我父亲，我的父亲就是晕晕乎乎就是晕过去，旁边有一个人，有哪个仁丹你知道吗？仁丹，那个人他掏出了仁丹，他自己吃了几粒，给了我父亲几粒吃，后来人家再来的时候，把门打开的时候，像我父亲就算，他们就算安全出来的人，你说当时那个轰炸就那么厉害。

　　解说：1938年，《大公报》从汉口迁到重庆后，张季鸾的肺病日益严重，编辑业务逐渐交给王芸生，有一次张季鸾边看王芸生所写的社评，边向别人夸到，好，写得好，我写也不过如此。这位民国时代最重要的报人张季鸾，不仅对王芸生有着知遇之恩，也是王芸生一生难得的师友。

　　王芝瑜：张季鸾我父亲是非常，可以说崇拜的，我父亲是一个小报人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在《大公报》，在《商报》的时候，就是《大公报》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天津，已经很大一个大报，而且张季鸾已经是一个名士，就写社评都很有名的，我父亲，他说我当时他说就是跟那个谁，张季鸾出一篇文章他就给人打笔仗，有不同观点，不同观点。张季鸾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他就约见我父亲，我父亲说约见第一面的时候，我父亲说我非常尴尬，他说我一看人家张季鸾是长袍马褂，是那个很消瘦的脸庞，道骨仙风似的。我父亲呢，短打扮，穿了一双布鞋还没袜子，也不懂得剃胡子，那时候还不懂得剃胡子，这出来一根长的，见到了拿剪刀剪，见不到的就一根。他说我当时刚一看人家，我就觉得自己羞愧难当，然后呢，人家一点也没有，他说一点也没有把我这些那个不堪，这种褴褛的看在眼里，就跟我父亲，一谈他们两个非常投机。

　　解说：1929年，在张季鸾的邀请之下，王芸生离开《商报》进入《大公报》，张季鸾早年流血日本，是名副其实的“知日派”，“九·一八”事变后，他第一个提出了“明耻教战”的主张，正是他把这个为国载笔的重任交给了王芸生，也因为张季鸾的力荐，从来不允许署名的《大公报》，在1932年登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时，特别登出了“本报记者王芸生辑”令王芸生一跃成为知名报人，并逐渐成为《大公报》的主笔。

　　1941年9月6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重庆病逝，临终时，他把一手创建的名山事业留给了王芸生。

　　解说：1944年，正值欧洲和太平洋的盟军捷报频传，唯独中国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河南、长沙、衡阳接连失守，王芸生认为是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导致抗战不力，在国民党中宣部每周一次的例行记者会招待会上，听着主持会议的陆军少校，对战局推测守口如瓶，对记者提问支吾其词时，王芸生突然起身怒斥该陆军少校。

　　王芝瑜：听着、听着我父亲就火大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呀，因为你们军人的职责，你们不就打仗嘛，为什么就打不（赢），他们是从那么一个岛国跑来，照理说人没有我们多对不对，他那个后方那个支援应该没有我们（多），现在我们的东西都变成人家的了。人家抢粮食，我们的粮食变成他们的，我们的军火都变成人家的，照理是应该我们抢了人家前进军火，去打人家呀，但是整个战况是这么样，呼噜呼噜呼噜的。

　　解说：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记者招待会不欢而散，所谓“王芸生大闹会场”的新闻不胫而走，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而他在《大公报》的社评中，对“官僚”“国难商人”以及“非官非商亦官亦商”以及“潜伏在大团体里的混食虫们”三胡“请你们饶了国家吧”，从此之后，王芸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而他直接讽刺孔二小姐，利用救亡飞机运送洋狗和老妈子，以及呼吁在国民党内部“除权相”孔祥熙，戮败将何应钦的社评，更被认为是直指蒋介石的批评。

　　王芝琛：那个蒋介石跟那个陈布雷讲，他说这个张季鸾啊在世的时候，《大公报》它还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啊，什么还是比较友好的，他说王芸生一当政之后，尤其是现在恶毒地骂我们呢。

　　解说：但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发作，事实上，蒋介石曾对王芸生很有好感。1934年初，以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名声大噪的王芸生，上庐山为蒋介石讲中日历史时，蒋介石就对他大加赞赏，之后还让陈布雷聘请王芸生为“军委会参议”，并送来了丰厚的“薪水”，但在年底时，王芸生却将“聘书”和钱款一并退回，在张季鸾主持笔政的年代，曾经有人说《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但是在陶希圣的回忆当中，自王芸生主持笔政期间是骂的多而帮的少。

　　1942年河南省发生了大旱灾，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最终激怒了蒋介石，罚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甚至连此前已经经过蒋介石同意的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邀请王芸生访美的行程也取消了，两人之间的不睦从此被公开化，并一直延续到战后。1947年，应美国麦克阿瑟将军邀请，王芸生参加了中国赴日记者团，在箱根、京都、广岛、大阪、神户等多个城市，对投降后的日本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

　　王芝瑜：还从日本带回来一个广岛灰烬，玻璃拧成一塌糊涂，有几个烂钉子在里头，后来丢失了。他在那儿写了一个《日本半月》，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他尖锐地就写出，我们要对日本另眼看待，他们这个军国主义要重演这个事情，绝对是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战斗的失败就完了。因为它这种东西，它已经把它孕育到全民的，根植在全民的心里。

　　解说：在《日本半月》中，王芸生开宗明义写到，日本人几乎是举国一致地走着一条路。这条路是服从美国，甘做反苏的一只棋子，他们这样做可以讨的强大的美国的欢心，可以在盟军管制下走向另一悲剧。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实际上呢，就是说从1945年8月到1948年1月，应该说是个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时期，这时麦克阿瑟对日本改革得非常的彻底，但是从1948年1月特别是到了10月，这标志了美国对日政策一个大的转变，就是说是从改造日本，转成了扶持日本经济自立。但是到了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斗爆发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政策，就是重新装备军备日本，然后让它开始复活它的军事实力，但是王芸生先生是1947年去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将来日本呢，虽然没有明说是要复活军国主义，但实际上这个日本呢，还可以去再重新军备在美国的扶植下，我们看战后日本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解说：早在王芸生写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他就已经将日本关系与朝鲜，与英法德俄美国勾连在一起，而这样矛盾重重的外交关系在王芸生看来，不会因为一场战争的结束就会彻底解决。1947年国内各地反美扶日运动风起云涌，美国总统杜鲁门遣特使魏德迈来华进行“调查”，并对中国目前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做一估计，以便决定美国援华的政策。魏德迈君临中国态度傲慢，趾高气扬，4天后，王芸生就在《大公报》发表社评，文中说，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已不愿中国做美国的随从，尤其不愿美国把中国置于日本的臀后，国民党内部开始派人对王芸生进行盯梢。

　　王芝琛（王芸生之子）：我们家住在虹口嘛，一声吠犬，这个我母亲就睡不着觉，就以为来人抓了。当时我父亲也是胆也是很大，他们国民党抓了几个人，当场就给那个上海市长叫吴国桢打电话。你们必须今天放人，吴国桢说，如果今天不，今晚不放人，吴国桢说我们还要结论啊什么的，就是不可能放得那么快，你们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见报，马上就放人。

　　解说：王芸生已经深感国统区并非久留之地，因此，全力支持总经理胡政之，恢复《大公报》香港版的计划。但是正当香港《大公报》在港尚未站稳脚跟，大陆社会政治气氛也晦暗不明时，此时，一直与中共并不亲密的王芸生，却突然发表一篇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论，领导了《大公报》香港馆的起义。听到这个消息，蒋介石被惊得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年，担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工作仍旧非常忙碌，在当时刚进报馆工作的吴秉真眼中，王芸生每天从进报馆到离开，看报、写稿、审报纸小样，简直就是分秒必争。

　　吴秉真（原《大公报》编辑）：他有个秘书，就是有电话联系，就说有电话来，他说我忙得很（接）电话，你快说，我是王芸生，你快讲，我没那么多时间，那个人就很快就讲，假如不快讲，他就叫秘书你接，他这时间呢，很紧张。就是什么都亲自干，社评也自己亲自写，他是那个社长嘛，当官的人叫你写，他签个名就完了。他都亲自动笔，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我说很难得。

　　解说：解放后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上海《大公报》很快就遭到了瓶颈，同时在知识分子改造的大环境下，也免不了受到批判。不足50岁的王芸生，20年代曾同时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但第2年就退出政党；30年代，他曾登庐山，为蒋介石讲授终日外交史，尽管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但这些胆战心惊的经历，让这位一度被人认为刚愎自用的王芸生，恍然变成另外一副样子。

　　吴秉真：没权了，一点权都没有了。就是一天到晚坐在一个办公室，给他一间办公室，什么事也没有，不给他工作。

　　解说：1957年6月，有一次周恩来见到王芸生曾嘱咐他抓紧时间，重新整理旧作《六十年代中国与日本》一书，当时，王芸生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刘大年，征询他对修订此书的意见，他们商议的意见是，“大改”困难太大，“小改”意思不大，倾向于“中改”，所谓“中改”其实也近乎重新写。于是王芸生广泛搜罗战后新出的史料，花了相当大的力气，修改了一、二两卷，文革爆发后，却让这个刚刚开始的整理工作，不得不停止。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就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谈当中，田中与随同人员，日本著名文史学家井上靖，多次提到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