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历史的“世纪之谜”

　　大约在8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机体就已病入膏肓，但上层执政者却无力挽救它，他们不擅长医术，只会将疾患导入机体内部，以掩盖种种不祥的病征。不足为怪的是，无论社会主义与苏联的支持者，还是敌对者，都完全没有料到俄罗斯共产党国家的覆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崩塌、苏共的失败和事实上的溃散，以及苏联随后的解体。我们的敌手数十年来一直在为对抗“共产主义威胁”而战，可他们却没想到，华约、苏联和苏共会瓦解得如此之快。兹·布热金斯基在他1989年问世的《大溃败》一书中断言，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尚有几年或十年的气数。他同时描绘了共产主义土崩瓦解或改弦易辙的种种情形。诚然，布热金斯基并未排除苏联突然迅速解体的可能性，但他认为这种情况的概率终究是最小的。然而，突然——并不意味着偶然。忘记苏共矛盾重重的历史、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结构、它在国家体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将其垮台首先归因于改革期间苏共领导人的活动，这是不可原谅的自欺；忘记苏联复杂的历史、它的构造以及它的领导人所实行的民族政策，而将其解体仅仅归罪于三个“别洛韦日阴谋分子”[1]，同样是愚不可及的自欺。

　　是的，对苏共的禁令、对其财产的查封是违法的。但在1991年的8月或9月，为何没有发生一起针对查禁苏共的罢工与抗议集会呢？我不知道有工人和职员及苏共普通党员挺身而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的事例。在1991年8月23日的莫斯科，成群结队的人汇聚在邻近苏共中央大楼的新、旧广场上，人们聚集起来不是为了保卫苏共，而是想目睹甚至帮助位于那里的党和国家中央政权走向覆灭。虽然一年之后，宪法法院的判决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起死回生提供了契机，但只有4—5％的老党员重归原先的地方党组织。这些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事实只能被称作苏共的政治失败。

　　1917年春，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和1000年的专制制度在俄罗斯仅用了数天便土崩瓦解，发生在1991年秋天的事件与之颇为相似。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对此感到惊讶。尼古拉二世的退位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退党，科尔尼洛夫[2]将军建立军事专政的图谋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未遂政变。成千上万曾效忠于皇权的贵族军官并没有去保卫去皇权；30万神职人员和1百万哥萨克也没有起来捍卫帝制，遑论1000万之众的士卒。而数百万苏共党员也不曾投身于保卫本党的斗争之中，工人、农民也不例外。而在1916年，有谁支持尚为孱弱的布尔什维克党，又有谁在1990年初便支持“民主俄罗斯”呢？

　　我国（当代）工人运动产生于改革年代，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显著因素则在1989—1990年间。但它当时的目标是反对当权者，即反对苏共。库兹巴斯、顿巴斯和沃尔库塔爆发的矿工大罢工足以令人回味。在最艰难的时刻，正是工人阶级抛弃了对党的信念，这一现象被《苏维埃俄罗斯报》评论员谢尔盖·卡拉·穆尔扎称为“世纪之谜”。

　　“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大众中盛行一种观点，认为苏联体制的灭亡，以及（同苏共的——罗·麦德维杰夫注）决裂将有利于工人。人们为什么这样想——堪称世纪之谜。暂时尚无人对此做出清楚的解释。”

　　谢尔盖·卡拉·穆尔扎对经互会国家所有4亿人民也颇为不满。“他们看起来倒也正常……，可如今却像瞎子似的一步步迈向深渊。”然而，这里却没有任何“世纪之谜”，有的只是苏共“教育工作”的必然结果。它自命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然后又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却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任何政治积极性与主动性施以镇压的重锤，这不啻于在人民中间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政治消极性。我们的人民并不愚昧，愚昧、无情、自负的是那些人民的向导，他们竭力把劳动者变为“听话的螺丝钉”，变为没有个性的自动化的大众。就连生产集体都无法成为政治的主体，它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已丧失殆尽，难以为工人阶级谋求利益，工会与基层党组织则逐渐沦为监视甚至镇压机构。这正是“巨无霸”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刻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原因。

　　众所周知，党在我国建立了庞大的宣传鼓动体系，其中拥有成千上万的宣传鼓动家、学者、教师、作家、记者、各类积极分子。但这一运行开支与军费不相上下的无形的意识形态机器，实际上却并不中用。关于幸福生活与劳动的歌曲、绘画很少能打动工人、农民的情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曾起来捍卫已不再有人相信的思想和价值。我们的宣传同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大多数工人依然生活困难，便容易听信新政治家们的许诺。与此同时，工人因境遇的不同而明显地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工人出身的干部、卫国战争老战士Л·А·奥兹亚布金在思考工人阶级1991年的所作所为时写道：

　　“由那些守旧的、充任领导的无知之徒和冒险分子所犯下的过失和罪孽，如恶梦一般压在我们所有人心头。许多人压根儿就不明白，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已遭到歪曲和背叛……我们的工人阶级已分裂为叛离本阶级的堕落工人贵族，以及构成大部分雇佣劳动力的大军，后者不同程度地失去了集体主义意识和对于共同事业的责任心。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现在既不期望社会主义，也不期望资本主义，同他们谈论用暴力手段回到过去，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是有罪的。如今，工人和劳动大众再不也会拥戴那些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无知之徒和冒险分子了……”你可以不同意Л·А·奥贾布金所使用的字眼，但他却对工人的情绪了如指掌。

　　没有一次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别洛韦日丛林里的协定。是的，我们不能忘记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当时大多数苏联人表示赞成保留联盟；但也不能忘记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一致表决，批准独联体的成立。所谓“党与人民牢不可破的统一体”并非稳若磐石，想当年，关于它的口号在我们的节日甚至平常的日子里却叫喊得震天价响。并不稳固的还有那个“伟大的罗斯[3]世代铸造”的“各自由共和国联盟”。苏联人民是人们新的共同体和道德－政治统一体——我当然不把这众所周知的原则当作一个神话。然而，事实表明，在猝然增长的激进民族主义、盲目的分裂主义和毁灭性的裂变的压力之下，这个统一体的堡垒却不具备足够的抵抗力。而这里谈不上任何的“世纪之谜”。因此，把我们眼前上演的这幕悲剧的深层原因归结于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共济会员”[4]或者“国外幕后导演”的活动是荒诞不经的。这无异于长舌妇的搬弄是非。

　　当然，“国外幕后导演”应当在这里被提起。针对苏联的“冷战”并非空穴来风；这是两种体制之间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与经济、意识形态与心理方面的残酷斗争。双方展开了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并为夺取对各大陆的影响力而激烈较量。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我国自1917年以来的整部历史，就能够大胆断言，它本来有机会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取得胜利。所有这些机会——一个接一个被错失。“冷战”的结果是我们的全盘失败。西方则几乎不掩饰自己的目的，急不可耐地想要巩固胜利的成果，同时还频频向我们的总统们，摇身一变成为“和平事业”小伙伴的昔日劲敌，“友好地”做出亲热的姿态。

　　以上所述并不表明，苏联和苏共的构造是孱弱无力的。诚然，在某些方面，国家和党失去了以往的稳固性，以及早期的柔韧性。但在其他方面，苏联和苏共直至1991年仍保持着昔日的强盛。由成千上万条渠道联系起来的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仍然拥有可资倚靠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组织、强有力的军队、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分门别类的大众信息传播方式，以及权力与社会控制的许多其他机构。我国人民既没有背弃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追求什么“资本主义革命”。所以社会主义的敌对者在争夺权力之时，往往不暴露自己的目的，反而打着民主化与取消特权的旗号，或者甚至宣称要“改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敌对者之所以能获得暂时的胜利，不单是因为借助了伪装。对于苏联和苏共大部分领导人在政治意志上的脆弱与麻痹，他们了然于心。他们深知，这些困在死胡同里的领导人并不善于改革。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继续“胜利进军”，并于1918年2月几乎在整个俄罗斯境内大获全胜。但由于冒进与失误，布尔什维克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致使他们遭到惨败。1918年6月，布尔什维克的权力仅在一些省城得以存留。陷入包围圈中的苏维埃政权举步维艰，直到秋天才组建了百万红军，并采取了大规模的恐怖行动。要知道，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处境远比1991年夏天的情况更危急。假如后来苏共领导中止开局不利的不明智改革，动用力量恢复自己的全权，那么，正如某些学者认为，苏联和苏共的瓦解是能够避免的。然而，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因为它势必导致苏联领导人不仅恢复改革前的秩序，还会恢复广泛的镇压。但是将1918年的措施与手段运用于1991年已不现实——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8月19—21日这三天所引发的悲剧，足以让我们大家相信这一点。

　　“我本来可以不实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后来对自己圈内的人说，“当初，体制当中潜在的稳固性之大，足够维持几十年之久。”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体制并不像不锈钢那样经久耐磨，它的坚固只能同玻璃相比。玻璃虽能年复一年地将风雨阻挡于我们的房屋之外，却会在一把玩具铁锤的轻微击打下粉身碎骨。不，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既然我们希望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它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

　　回首往昔，许多人喜欢把70年代视为俄罗斯20世纪历史中最为平静的十年，而不是停滞年代。甚至残酷的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在许多人看来，也比今天罪恶的混乱无序要好。然而，我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的深重危机与困境，却不能成为对我们不久以前或很久以前的历史加以美化的理由。我们无权忘记，我们过去有许多所作所为，凭借的不仅是暴力，而且还有厚颜无耻的造假和欺骗。不过，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会相信以往几十年的口号和标语了。当今现实的许多弊病，都是由近年来“没头脑的改革”（索尔仁尼琴语）所致；还有一些则源于过去，例如现在已合法化的影子经济，数十年前就已存在，官员的专权舞弊也是如此。建立在“铁幕”背后与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格格不入的苏联社会，在经济与意识形态的竞争中，不具备防御机制。它容不得异己思想和反对意见，外界对它的任何批评都会遭到粗暴的驳斥，它依靠镇压手段维持着死气沉沉的政治生命。结果社会便逐渐失去对许多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是能够被其他社会制度轻易抵御的。庞大的国家只有在精心隔离的环境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这种情形就像丧失免疫系统的机体只能在玻璃罩下靠人工喂养而存活一样。然而，玻璃罩却打破了，社会也走向了毁灭。就连经历了冥河之水与火焰洗礼的阿喀琉斯，也在射中他身上唯一弱点的箭下丧命；[5]相形之下，苏联社会有太多致命之处，经不起草率、鲁莽的变革的折腾，尽管我国已到了若不改革就难以存在下去的境地。

　　苏联社会本来可以保留原有形态并得以延续，但因缺乏明智的改革，使其山穷水尽的深重危机无法被遏止。假如苏联的毁灭发生在二三十年之后，谁又能保证其后果不会更加严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极权社会的弊病之一就在于，这种社会在崩溃之后会留下政治和道德上的真空。苏联社会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在经历了仓促、笨拙，甚至是粗枝大叶、自相矛盾的改革之后，苏联社会在“民主派”并不太强的打击下瓦解了，新的、健康的社会与民族特征几乎找不到生成的土壤。1991年的一系列事件致使苏联领导人被扫地出门，在俄罗斯和其他原加盟共和国，像通常一样，取而代之执掌权力的是在政治与道德方面更平庸、更昏聩、更欠缺的领导者。发号施令的不是在长期的反对派斗争中锻炼成长的人物（这种政治家在我国简直寥寥无几），而是来自苏共领导内第一梯队或第二梯队的左右逢源者。在他们麾下，由年轻的追名逐利之辈组成的班子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而这些年轻人中的大部分，实际上也是在苏共的队列与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有这类班子都没有合理而完整的改革纲领；在大多数人心中，对权力和特殊地位的渴望凌驾于其他动机之上。这个集团在政治上的覆灭终究不可避免。而覆灭其实已经开始了。但是很难说，我们的人民在美好时代来临之前还将遭受多少灾难。目前，我国居民精神涣散，缺乏热情，因而在近几十年内，有可能落入更草率、更卑劣的政治冒险家手中，沦为他们的玩偶。这种情况当然不会注定要发生，我们却必须要注意其可能性。不过，在最近几年，或许是几十年，形势的发展会有一个更为明朗的前景，我深信，劳动大众和青年人的政治积极性将不断增长，社会主义价值及充实、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将在社会意识中真正得到复兴。

　　（作者系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苏联时期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齐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参见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的历史命运——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关贵海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

　　--------------------------------------------

　　[1] 1991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总统在明斯克附近的别洛韦日丛林疗养地会晤并签署有关成立独联体的协定，故有“三个别洛韦日阴谋分子”一说。——译注

　　[2] 科尔尼洛夫（1870—1918）：沙俄将军，1917年11—12月反十月革命的白卫“志愿军”组织者之一，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被击毙。——译注

　　[3] 罗斯：公元9世纪东斯拉夫人在第聂伯河中游建立的早期国家的名称。12世纪以前指基辅罗斯疆域。后来成为“俄罗斯”这一概念的基础。

　　[4] 共济会：18世纪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在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传播。希望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秘密组织，以达到把全人类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之中的乌托邦目的。18—19世纪影响最大。

　　[5] 阿喀琉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强大无比。他身上唯一未浸过斯堤克斯河（即冥河）的地方是脚踵，也就是他的致命弱点。后因该处中箭而亡。

　　罗伊·麦德维杰夫/王嘎译，共识网